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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作者：谢林·布里萨克/卡尔·梅耶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两位作者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彩插
图1＆2 惠斯勒作品
蓝色与金色交相辉映的孔雀屋，其中陈列着青花瓷，创作于1876年至1877年。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
图3 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
河南省出土，东周时期（前771—前256）玉器。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基金会捐赠，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4 南海观音
彩绘木雕，辽代（907—1125）或金代（1115—1234）。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基金会捐赠。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5 观音像
东魏，作于约公元530年，石灰石雕刻，洛阳白马寺出土，邓曼·罗斯为纪念冈仓天心捐赠。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图6 文昭皇后礼佛图
出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作于约公元552年，北魏（386—534）浮雕。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基金会捐赠。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7 明器陶马
北魏时期，河南省出土，模制陶器，乔治·克罗夫茨藏品。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
图8 渔父图
许道宁，北宋（960—1127），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基金会捐赠。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9 嵌玉龙金带钩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格伦威尔·温思罗普遗赠。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收藏。
Imaging Departmen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图10 小臣艅犀尊
商代（前1600—前1046），山东省出土，艾弗里·布伦戴奇藏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译者序
有关本书翻译，有必要在此做几点说明，谈些翻译过程中的感想。
第一，是书名翻译。网上已对本书有过不少介绍，将其译成《中国收藏者——美国人对亚洲艺术的世纪寻宝》（China Collectors: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应该说，那个书名译得准确，既简要概括了本书核心内容，又突出了引人眼球的“寻宝”，有助于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
照搬已流传开来的书名有许多好处，且不劳而获。然而，译者通常希望有自己的译法，只要它忠实原文，不走偏跑题。因此，经与中信出版社商量，最终决定将书名定为《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此举似乎有些膜拜标题党，故弄玄虚。但纵观全书各章节，都向读者讲述了谁、如何猎获（掠夺、征购、征集、收藏、出售）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品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突出了“记人、记事、记物”。以“记”作为本书中文书名，也与原著以史料为基础的严肃内容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第二，有关本书内容的翻译。原著所附“索引”对中文读者用处不大，因此予以舍弃。除此之外，原著其他所有内容原封不动。起初，曾考虑对“资料来源”部分逐字逐句翻译；考虑到保留资料来源原文，更易于读者、专业研究人员查阅注解出处，遂采取了在各章节中以黑体显示注解句子，不再从头至尾翻译“资料来源”原文的做法。
第三，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看法。为撰写本书，原著作者查阅了大量中文读者不曾、未能接触过的相关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国家博物馆、大学、档案馆等机构的历史资料，对中文读者更多了解圆明园、昭陵、龙门石窟等处的“国宝”文物流失的历史过程极为重要。对研究者而言，将那些史料与国内留存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件很吸引人、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应比本书表述的更错综复杂，只算是中国文物流失历史过程中的点滴案例。原著作者在试图通过列举不同史料显示客观公正的同时，对相关事件和人物表达了自己研究得出的观点和认识。
同时，或许因所收集资料限制，原著作者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境文物展览管理、流失文物返还等相关文化政策，仍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误解；对中国新疆文物赴美展览出现问题的分析推测，甚至属于某种（西方对中国惯有的）过度联想。对此，相信中文读者会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和主见。
第四，翻译本书的感想。目前，有关盗墓、收藏的书籍很有市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文化现象。与其相比，虽然本书穿插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它不是小说，属于更倚重史料的“历史传记”著作。原著作者有感而发研究撰写本书时，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目的：即在穿越时空讲述中国文物流失历史遭遇的同时，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等领域发生的热点事件发表评论，通过提出中国如何应对历史上被掠夺文物等问题，研究探讨中国文化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
之前，译者曾翻译出版过《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和《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博物馆变革记》，其中涉及了一些与本书内容交集的人和事，对本书翻译大有裨益。翻译那两本书时，译者始终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看热闹、享受咬文嚼字的愉悦心态。译至有趣之处，自娱自乐，感叹美国人能如此创建、变革运营博物馆，赞叹在美国国家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
本书翻译，却自始至终让人备感郁闷压抑，难以轻松乐呵。其中原因，并非厘清书中人和事不易，或字斟句酌、找准弦外之音让人纠结。心情沉重的原因之一，是译者对书中涉及的一些人或事有所了解，在不同博物馆接触过那些中国流失文物；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对那些文物的流失经历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因此，直至撰写这篇序言，译者也未产生翻译工作已“大功告成”的喜悦，对书中描述的一些场景仍有切肤之痛。
翻译期间，也出现过短暂的令人感动时刻。“文革”时，洛阳市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师生昼夜保护龙门石窟，避免其旧伤再添新伤痕。那一段文字，让译者激动不已。当然，无论有人舍生忘死拯救美人，还是挽救当初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文物，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总会让人感动，产生无限敬意。
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西方相关博物馆成为各国观众的所爱，尽管很少人知道它们颠簸流离的悲惨经历。在圆明园、龙门石窟、昭陵、敦煌……那些文物被掠夺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本书提出的文物返还问题，有助于中文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思考、反思。
本书体现了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百年屈辱史。今天，同胞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许多人与本书涉及的流失中国文物有约或偶遇。对待流失中国文物，目前有两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所掠夺的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失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护，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留在国外挺好。后一种观点，或许夹杂了某些情绪，对中国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现状不满，恨铁不成钢。
显然，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即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各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
不久前，法国因馆藏中国文物被盗事件，无限期关闭了枫丹白露王宫的中国馆，是否再对公众开放不得而知。那种状况发人深思。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那里收藏中国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也开始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对前往法国的中国游客来说，在那里看到流失的中国文物，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过去的伤心事，肯定会影响出国旅游的兴致和对法国的好感。当然，类似情况还会在西方其他有关国家出现。
此时出版此类译作，对中文读者可谓恰逢其时。相信中文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更多了解、思考中国流失文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对推动开展相关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我请女儿合译了本书。我一直相信散养，从不唠叨要求她好好学习。此次合作，让我对她的中英文水平刮目相看。后生可畏，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女儿的成长，代表了一代新人的进步成熟，让父辈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和期望。
在此衷心感谢原著作者，感谢他们在一个可能属于费力不讨好的领域刻苦钻研，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如此有意思、有意义的专著；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女士，她的积极支持，保证了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
最后，虽然译者在翻译时尽心尽力，因能力等所限，译文肯定存在不准确、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新
2016年5月底于北京
作者按语
提到中文姓名的拼写，我们想起了加拿大的四新生乐队（The Four Lads）。1953年，他们的摇摆乐歌曲《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曾高居音乐排行榜之首。那首歌的副歌是：“伊斯坦布尔曾是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是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早已无踪影/君士坦丁堡为何被折腾？除了土耳其，那与别人没关系。”但是，说到中国的名称变更，我的天！那就变成了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事情。因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名、地名的变化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绝大多数人知道北京（Beijing）曾被称作北平（Peking，短暂过渡期还被称为Peiping）。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著名的贸易港口Canton就是今天的广州？又有多少人知道，以前中国官话的发音，香港就是Hong Kong？人们是否又知道，Chiang Kai-shek就是蒋介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采用罗马拼音取代韦氏拼音体系时，那些变更的名称，变成了官方用法。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爵士和赫伯特·阿伦·贾尔斯合作发明了韦氏拼音法。韦德爵士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贾尔斯是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家。使中文名称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台湾至今仍在使用韦氏拼音法，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邮政局出版了自己的邮政地理目录，被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出版物广泛采用。此外，在中国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城市也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据说，目前中国国家数据库中收录了2500万个地名。一些地名属于描述性的或纪念性的，另外一些则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或是无节制的滥用（北京就有22个名称）。
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方案，两者兼顾：引用他人言语时，我们尊重原文拼写；在我们自己叙述时，我们先列举拼音使用前后的地名、人名拼写，再列举目前所用名称。尽管如此，由于本书各章节属于专题，时间前后跨越两个世纪，名称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在所难免。为了帮助读者辨认中文名称的不同用法，我们附加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重要地名目录，标明了它们的前后用法。
关于人名，我们也同样保持了类似的灵活性。中国人的姓名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后。由于只有一百多个规范常用姓，中国人的姓名看似简单，但是正如大英图书馆中国部的名誉退休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在其重要著作《与中国为伴》（1988年出版）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也会有多个名字：“有‘乳名’，有‘学名’或‘训名’，至少还有个‘室号’；男孩子有时还会使用女孩名，以防被恶鬼辨认出自己的男儿身。”
在此重申，我们对本书引用的资料予以尊重，尽最大努力将名称的正确用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用法协调一致。但是，涉及美国国内的中国移民时，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前咨询委员会会长方闻（Wen Fong），就延续了他本人的用名方式。另外，在中国出生的北美学者，可能会选用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名字。因此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王伊悠（Yiyou Wang）就变成了王黛西（Daisy Wang）。在需要之处，我们尽量在索引里照顾到此类变化。最后，我们在本书中附带了部分大事的年表。由于本书各章节叙述自成一体，互不关联，作为阅读指南的大事年表就显得特别有用。因此，在本书中，有关占据20世纪汉学主导地位的哈佛大学的章节，便和摩根、查尔斯·弗利尔、小约翰·洛克菲勒等与哈佛大学扯不上任何渊源关系的大收藏家的崛起并行展开。此举也延续了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古代文明争辩：两点之间的捷径，常常是一条蜿蜒盘旋的曲线。
最后要说的是插图注解。由于出版费用限制，我们不得不减少书中所描述艺术品照片的数量。此外，读者可通过有关博物馆的网站，获得书中绝大多数艺术品的照片。
序言 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与博物馆任何有价值的藏品一样，一本书的出炉，也该有个来龙去脉。本书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们正为撰写《阴影下的竞赛》（Tournament of Shadows）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那本书的主角是欧雷勒·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实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当我们仔细翻查那些档案时，谢林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写信者是一位年轻人，名叫劳伦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导师、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谢林让我留意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特别是其中讲到的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还有那里用巨大石灰岩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神圣目的地（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简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1933年），得到了大笔资金（1100万美元）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烦不断，四处求援。龙门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盗贼遍地。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偷盗。龙门石窟的艺术珍品现身于北平（今北京）穷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史克曼该如何行动？具体来说，他是否应该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规模巨大的龙门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华尔纳魅力十足，喜欢天马行空。这一次，他对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缓，先把浮雕拿下再说，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分担（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落户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史克曼此举属于掠夺还是事实上反倒保护了文物？这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中国陷入混乱期间，那里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肆意破坏公共财产者以及收藏家竞争者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普艾伦（也是哈佛学子），他在试图弄走龙门同一洞窟中与《文昭皇后礼佛图》相邻的一块浮雕，即《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它刻画了一位皇帝和侍从拜佛的场景。所以，对于文物保护和收藏，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为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地陪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洞孔，义正词严地痛斥犯下那些恶行的“外国鬼子”。
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完全陌生的领域。谢林拥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最近还担任了《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其间曾获准休假撰写《考古的娱乐》一书，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撰写了由《纽约客》杂志连载的《被掠夺的历史》，以及《艺术博物馆——权力、金钱和道德》（一份为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等作品。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时，我曾定期回归东半球。
我曾与谢林合作，写过3本有关国际政治的书籍。在2011年，我俩同时应邀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研究员。对我们这种有此兴趣的人来说，那是份无法拒绝的邀请（与我们同时受邀的还有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
然而，前往牛津大学做研究员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想到了哈佛大学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对中国考古遗址的实地参观考察。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如何、为何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并使美国的博物馆永久受益？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抵达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便着手演练，对研究项目进行试水：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研讨会，一头钻进恰如其名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的宽敞书架中。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使其在本书中单独构成一章。到了学期结束时，我们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埋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其中包括难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馆研究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人物形象绝对妙趣横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繁荣兴旺，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其有关、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书籍。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两年研究，最终完成了读者手中拿到的这本书。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前，我们向专家朋友们征求建议，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请他们向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与其研讨。他们提到了两个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和迈克尔·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艺术研究员。克雷格·克鲁纳斯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欢迎我们旁听他有关中国明代的讲座，那是他喜欢的历史时期。克鲁纳斯的讲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图片，证实了其畅销著作《中国艺术》的中心主题，即“中国艺术”实属误称。在他看来，将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组成“同源整体”的倾向属于西方的发明创造，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古老和多样性。在其讲座以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克鲁纳斯强调，有必要对各类型中国艺术的变移性和特殊性进行评估，并引用自己的学术著作以及他曾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有影响力的研究员的诸多经历，对此予以证明。
迈克尔·沙利文也同样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成长。在战时的中国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我们在圣安东尼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沙利文的手写回信。他写道：“好啊！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学偏僻的北部，何不来与我共进晚餐？”那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为他的中国夫人柯恩服丧；他曾把自己撰写的所有十几部著作全部奉献给了夫人。多年以来，沙利文征购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的精选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展出。他的公寓没有电梯，房间正中悬挂着柯恩的肖像，房间里面塞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我们对那种场景似曾相识。他的助手是两位可爱的亚洲女人。她们迎接我们，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如同王冠。随后他谈到自己六十年来一直与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或当代艺术的陈词滥调进行抗争。我们谈到了当今先锋派艺术作品，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沙利文对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满矛盾，认为它们或局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或属于对陈旧传统艺术流派的重复。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2013年10月，迈克尔·沙利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喜爱的艺术珍藏全部遗赠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我们在牛津大学的日子收获颇丰，也使我们对前面横亘的雷区有了预警。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中国艺术史，也不是对它进行的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对于中国艺术，我们未用任何审美的刀斧进行加工修饰。与其相反，无论如何定义中国艺术，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人，是那群像猫一样，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正如拿破仑喜欢幸运将军，我们更喜欢幸运的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他们使那个时代（1900—1949）的绝大多数年代成为丰收之年。在这群人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尔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摩根、小洛克菲勒及其夫人阿比、邓曼·罗斯、亚瑟·赛克勒、艾弗里·布伦戴奇；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史克曼、李雪曼、波什·雷茨、普艾伦和方闻；古董商有：卢芹斋、山中定次郎和奥托·伯查德。同时，我们也描述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莫名死去的乔治·凯茨，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我们还提到了纳粹分子爱德华·冯·德·海特，他行为怪异、另类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4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库雷利、英国圣公会主教怀履光、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
在致谢中，我们对许多人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少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古董商、档案管理员等。没有他们的必要帮助，即便再拖延十来年，我们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完成。在故事叙述的每处重点，我们都努力考虑到相关的全球性和经济力量，考虑到波澜起伏、反复无常的艺术市场的关税、营业税。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清楚，在选择性的叙述中，我们也会有所遗漏。一些大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对此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收藏家有：查尔斯·贝恩·霍伊特，他的陶瓷已成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展厅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老处女”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姆，为纪念姐妹露西·摩斯，她把数百件藏品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他的青铜器藏品使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熠熠生辉；以及最近同样向上述学院捐赠的布鲁斯和露丝·代顿。至于本书其他不足之处，我们已向读者发出了预告，欢迎美丽世界的无数居民批评指正。对于迷人的大千世界而言，我们只是持有旅游签证的游客。
卡尔·梅耶
第一章 游戏规则
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婚约”。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使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资本化”。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艺术公司联手，尽快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企业。两家公司同意分享免税库房设施，苏富比为该合资企业提供120万美元投资作为“嫁妆”。苏富比拍卖行的新闻稿称，“中国及其不断增长的收藏阶层，已成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促成了“独特而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正积极发展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和娱乐消费，通过拍卖艺术品，从而培育更多高贵的百万富翁。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只是又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而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等内行人士则在寻求中国艺术市场的根本性改变。对他们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在过去十几年的上升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收复在混乱的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的艺术珍品。同时，为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古代文物，中国也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为此，2009年，北京与华盛顿签署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极其重要的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文物，包括至少有250年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上艺术品。
因此，北京批准与苏富比拍卖行合作，或许是在寻求抢占拍卖经营的先机，借以应对自己正在开展的文物回流运动，收复历史上被作为战利品掠夺的艺术珍品。那场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兴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而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角色。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也将拍卖一件青铜虎首。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其中有座大水法喷泉，那里装饰着十二生肖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在此期间被偷窃。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那几件青铜兽首。
北京的抗议并未说服两家拍卖行的决策者们。它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出售过青铜猴首，当时中国并未发出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政府吹毛求疵的香港居民，这次却不约而同加入了喧闹的抗议，反对即将进行的“帝王”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让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但拍卖会仍继续进行。
2000年兽首拍卖的结局可谓悲喜交加。在竞拍争夺战中，中国保利集团胜出，使三件青铜兽首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的猴首和牛首，拍出了200多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落槌。那次拍卖，是中国政府代理机构为收复文物艺术品首次参与的公开竞拍。“本周发生了历史性事件，”苏伦·梅丽仙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它将对国际获取文物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生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监察员，梅丽仙一如既往对此事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敏锐评估。
那三件兽首凯旋北京后，被放入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该馆成为从私人收藏收复艺术战利品的庇护所。这种行为堪称彻底颠覆了中国政府以往一些特殊时期对文物的态度。就在几十年前，文物还属于被人肆意痛斥谩骂的“四旧”，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到处串联，可以任意砸烂博物馆展柜，对博物馆研究员肆意恐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蜿蜒曲折，收复文物只是其众多转变中的一个。也许这种改变只是印证了一个古老、充满智慧的民间谚语：“竹子风前把腰弯，暴雨过后再挺立。”
因此，即便年轻人尖叫痛斥“四旧”，伟大舵手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国内外暴力侵扰的中国，最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针对古代遗址发掘，发放了上千件合法挖掘铁铲。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的考古发掘令这种发掘活动达到了高潮。古都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那支阵容完整的军队。那些真人大小的陶俑士兵，被证明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死后生活的护卫。秦始皇是一位独断专行的现代主义者。据说他曾焚书，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推入火海，将自己的新帝国命名为秦。秦兵马俑的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那支冻结军队中，选取了一些代表，送往国外进行一系列展览，可以说那是中国对外国最温和的攻势。
此后，中国的发掘活动繁荣兴旺，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源于中国的各类艺术（书法除外）似乎都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市场需求同样充满活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那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又传说，那个总额包含了成功竞拍但买家未付款的数额）。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包括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到了1980年（原文如此，应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几乎卖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明星拍品被私人竞拍所得。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推算，2009年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直线上升。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据设在巴黎的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北京一份光彩夺目的半官方月刊《今日中国》高调宣布了那条新闻。2011年3月，该杂志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在国外拍卖（2005年伦敦拍卖的一件元代雕塑），标志着低潮已过的“划时代改变”。当然，中国的拍卖繁荣也是起起伏伏，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总额放慢了前进步伐，被美国超越而退居次席。不管怎样，中国以毛主席（1976年去世）不曾想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他老人家“古为今用”的座右铭。
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文化攻势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第二战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非法转移的艺术珍品，北京的文化艺术官员们重新审视了其中长期存在的不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算可以不受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影响，以崇高的原则基础对待文化问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等义愤填膺地回顾“世纪之辱”（1840—1949）。那时，中国备受外国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划出了租界。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合法进口毁灭灵魂的毒品——鸦片。
中国的不满和冤屈，源于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则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它以腐败、软弱无力，自残式地挑衅一般的外交惯例。而且，1911年封建帝王垮台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要对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获取中国艺术杰作，特别是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大建筑装饰和纪念性雕塑方面，西方人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玛曲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1929年出版）一书，那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博物馆藏品的详细目录。玛曲在书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北京开展了一个文物收复项目，对1860年至1949年从中国拿走的博物馆级别艺术品进行确认。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出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来源进行核查。
调查团组对西方博物馆的访问，推动北京开展一场签约运动，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以限制进口中国文物。那份协议类似于美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签署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遭遇了挑战。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北京予以反驳：其一，北京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年代，无价的中国文物在国外确实得到了安全保护；其三，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的重要文物，确实提升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支持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对文物的疯狂掠夺。詹姆斯·库诺对那些辩论进行了加工，将其收集编辑成了《谁的文化》（2012）一书。
尽管如此，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基本上反映中国关注问题的双边协定。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藏品正式提出过返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掠夺的文物。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皇家宫殿掠夺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破坏圆明园早半个世纪。事实的确如此，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的儿子。
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属于罪有应得，而他儿子因火烧圆明园而落得臭名昭著，在西方却尚有一些同情者。1860年，英国还在混乱、痛苦不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泥潭中手忙脚乱，之后又发生了长达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中国的5000名英国士兵中，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两次战争冲突中的至少一场，对战利品怀有强烈嗜好。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人们一般认为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死亡最为惨重的内战，夺去了多达两千万条人命。同时，英国与路易斯·拿破仑皇帝的法国结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克里米亚，英法联盟被证明令人不满。在英国议会中，英法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是老迈的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他的侵略主义言辞招来了自由派主要成员格莱斯顿、理查德·考顿以及约翰·布赖特等人连珠炮似的口诛笔伐。他们的论战火花四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战争应对战争，还是以英国文明使命应对封建傲慢。
唇枪舌剑的辩论主题全都汇集于1860年对宏伟的圆明园的破坏。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十几公里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至少100万）。它规模巨大，别致优雅，庄重威严，不仅仅是六代满族统治者的游乐场，圆明园对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对于法国。只是前者毫无疑问地比后者大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仿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包括了6000多亩有炫目的喷泉和弯弯升起的拱桥的绝美花园。园中的宫殿、庙宇、宝塔、图书馆、剧院以及科学家工作室、哲学家亭子，还有模拟的购物场所买卖街，构成了某种仙境。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伪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海晏堂属于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环绕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钟，代表中国生肖的12种动物依次沿喷泉排列。生肖兽首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久居皇宫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所有动物一起喷水。其他时候，每个动物按所设定的12时辰定时喷水。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被催眠后曾在梦中写过一首诗歌。圆明园真实再现了其中描述的壮观欢乐场景：那里的明媚花园有蜿蜒小河相伴，古老的森林如山冈一样久远，高墙高塔四周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预警式地写道，“欢乐苍穹的阴影/已在波浪之中摇晃”（实际上，柯勒律治写作该诗，受到的是圆明园以北的元代夏宫的启发）。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发现自己闯入了帝王住所，那里到处都是搬得走的皇家财宝：珠宝、瓷器、绘画、雕塑、金装古籍以及能够想象的各种家具、绫罗绸缎长袍、头饰，甚至还有北京哈巴狗（当时京巴狗还不为欧洲所知）。
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
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
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
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贫穷，人口密集。义和团运动在那里兴起，引发了中国的义和团危机。1897年至1900年，山东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之地，则遭受黄河洪水淹没。不久前，山东那片受灾区域被作为德国势力范围划分给威廉二世皇帝。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者、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即起源于此）等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作为补偿，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有权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由中国政府出资。否则，他发誓说，中国人将会感受到“德国人的铁拳重击他们的脖子”。德国的威胁之声在回响，北京的封建官僚们既无能为力，也不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那个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它的成员凶猛，相信自身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明自己的使命是驱逐或惩罚全体洋人，特别是天主教皈依者。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人数急剧成倍膨胀，他们把那一年视为宗教复兴的新曙光。1990年，史景迁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他写道，缺乏协调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成员漂泊进入了北京。他们“身着红黑混杂的制服，或戴黄头巾、红绑腿，腰间缠着护身符”，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并时而杀害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当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时，洋人的担心变成了惊恐。
发生那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竟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之中，它输掉了1894年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果是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满洲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中国当局犹豫不决，义和团占领了环绕北京使馆区的大街。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冒失地与义和团运动站到了一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老百姓深受其苦，每个人都希望报仇。这就是勇敢的义和团追随者焚烧教堂、杀死基督教徒的原因。”当时，大约有1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定义明确的使馆区。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蓄着长髯，胡须打蜡，是英国派驻清朝宫廷的公使，也是一位在埃及参加过殖民战争的老兵。
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家属，以及中国基督教徒乱作一团。他们在鞑靼城墙（现存的内城墙）和临时障碍物后，勇敢地面对狙击手的枪弹、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天主教北堂的人群也岌岌可危，他们的指挥官是狂妄自大、具有领导力的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除了北京，在有城墙环绕的天津（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拼写为Tientsin），义和团包围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人租界区，其人群中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西方人对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四处蔓延。喜欢打嘴仗的八国领导人搁置了争议，同意组建一支国际救援队。最终，它扩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壮士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新晋的自信心满满的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
8月14日，西方救援军队冲进首都北京，驱散了已是手忙脚乱的义和团。至此，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告一段落。慈禧太后及其朝臣落荒而逃。随后是惩罚性和约，战胜者强迫中国支付大量赔偿，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已是低三下四，沦落为仆人，任由外国主子们摆布。而且，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些岁月里，仍频繁发生对艺术藏品的掠夺。
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1861年以来，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是一名美貌的满族四等后妃。在一个幸运之夜，她被选中与清代第9任统治者咸丰皇帝同眠，并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那个孩子便是同治皇帝，他在6岁时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则如英国联合摄政王一样执政。同治在19岁时驾崩。慈禧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侄子——光绪皇帝的养母和摄政者。慈禧本人意志坚定，充满才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她经历过起义、军事惨败和大饥荒，都幸免于难，还挫败了清王朝的改革尝试。慈禧生活奢靡，身着黄袍或镶有3500颗完美珍珠的披肩时，显得光彩照人。
但是，慈禧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中华帝国丧失的东西：对帝国价值和领土主权的自豪感。1912年2月12日，第12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他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位园丁。
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自1895年至1900年，在对待中国方面，欧洲一直缺乏任何敬重，缺乏任何理解。对欧洲人而言，“天国”只是一个有待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通信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情感的欣赏，或对其变革中遭遇的卑劣行为有任何同情。欧洲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属于此类内容。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成功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
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她是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妻子）私下描述的印证，“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何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中华帝国不属于外国人，可他们经常显得凶猛、冲动。中国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参谋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永生难忘。此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多国部队抵达北京不久后发生的掠夺活动中，那位一等秘书会拿出东西外卖。
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彩旗高举飘扬，很热闹。同时，惊恐万状的商贩们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胜利穿越天安门，进入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国歌奏完，讲话结束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区，对宫廷太监的怒目视而不见。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夺取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
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慈禧太后传》，那是他撰写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修正主义传记。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与其假定罪行远不相符”。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目瞪口呆凝视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狂欢中的大屠杀进行了记述。狂欢持续了数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掠夺狂欢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而非只限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区域。所有那一切，都与四十年前对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要说有哪个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忽视，那就非亚伯拉罕·林肯莫属了。他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其用语明白无误。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
因此，麦金利总统（其本人为美国内战老兵）发出命令，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活动，结果是枉费心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也是同样失望。他随后写道：“涉及艺术品掠夺，每个国家都相互推诿。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疯狂参与了掠夺。”彼得·佛莱明是编年史作者。1959年，他出版了有关帝国战争编年史的《围攻北京》一书。佛莱明写道，“毫无疑问，那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但是，复仇精神广为流传，北京城已陷入混乱之中，有一半城池已被抛弃。人们或许会问：掠夺刚发生时，是否有可能予以制止？掠夺一旦开始，再进行阻止就变得更不可能。肮脏的抢劫活动持续了数月”。
在掠夺后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仍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对于所获的战利品大言不惭地称其“来自圆明园”，这有助于抬高其竞拍价格。1900年以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掠夺活动在继续进行，但否认战利品出处，对其遮遮掩掩的做法开始流行。那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得到了印证。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携带了“装满几节车厢的中国艺术品，被专家们认为属于现存最为完整的收藏之一”。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从传教士和军队掠夺物品拍卖中购得”。
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据大家说，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留长髯、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之前在常驻日本期间，他已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任职后，他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他的助手中文流利，其妻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属于社会名流，善于编织社交网。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抢劫活动？媒体的报道对他参与其中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威尔主教。后者是斯奎尔斯所属教堂会众的天主教牧师（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行为，但承认卖出过一些东西，目的是向大批饥饿群众提供食物）。据目击者说，首批进入紫禁城宫殿区进行抢劫的人中，包括美国使馆的那位一等秘书。
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乔治·斯托里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重要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是否合适时，他辛辣地答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与掠夺物有关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收藏。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那没有问题。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那批藏品。”
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显得德行高尚。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这次转变的机会，以正式公开的道德规范来挑战西方的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继承者们学会了使用资本主义工具去纠正西方帝国大厦的不人道行为，甚至赢得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喝彩。可以假设，北京的复仇因子，或许已大胆涉足完全属于偷盗的阴暗面。
如前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复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的捕获对象，是一个青铜野猪或猪（有不同名称）的兽首。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回购的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那件青铜喷泉兽首也轰动地在保利博物馆内展出。中国国家文物局肯定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准备发行一套十二生肖邮票，使用了四个已回归兽首的形象，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形象，则借助了艺术想象。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专题拍卖：“清宫遗珍”，突出展现了十二生肖中的马首。“那是一件赃物，”国有上海博物馆的代表，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中国人民。”尽管那件青铜兽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说，后者为此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澳门赌王视为国家英雄，对其予以喝彩。那件青铜马首则加入了保利博物馆正在扩大的生肖动物群。
所有那一切，引发了最能产生共鸣的最后乐章，并在另外两件流失的兽首——兔首和鼠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09年2月，巴黎艺术市场特别推荐了当日特色：佳士得拍卖行即将开拍“伊夫圣罗兰珍藏”，拍品由那位前女装设计师的伙伴皮埃尔·贝尔挑选构成。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拍品预展，其中包括一个尖鼻子鼠首和一个大圆眼睛兔首。那场拍卖会涵盖了从印象派到奥斯曼帝国瓷器的拍品。在预热宣传时，佳士得拍卖行刻意保持低调，仅突出强调了拍卖标的中的其他亚洲艺术品。
那种做法未收到效果。中国愤怒抗议拍卖圆明园文物，两只青铜兽首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北京的外交部指责该拍卖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利和感情。为阻止拍卖，85名中国律师在巴黎提起了诉讼。法国主要中文报纸《欧洲时报》出版人杨咏橘，代表海外华人发声：“拍卖被盗物品，令人无法接受。”学生们则挥舞森林一样的标语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国一所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一边散发抗议小册子，一边说：“我们希望，法国人民能理解我们的合理合法要求。”
佳士得拍卖行仍肆无忌惮。该公司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拍卖，坚持认为拍卖活动完全合法。青铜兽首竞拍时，叫价十分踊跃。最终，一位匿名电话竞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两件青铜器，总成交价相当于3600万欧元。后来显示，获胜竞标人叫蔡铭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国“国宝基金会”的代表。他宣布：由于两件兽首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是被盗文物，他不会为此付款。
在随后产生的各种杂音中，西方评论家回想起，实际上，那些生肖喷泉从未良好运转过。而且，不管怎样，它们的设计出自欧洲人之手，并非纯正的中国货。皮埃尔·贝尔也在其中搅和，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权问题，称如果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他会无偿返还两件青铜兽首。2013年4月，此事最终落幕。时逢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访问中国，法国亿万富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承诺将兽首归还中国。显然，他家族所属的公司持有那两件兽首（皮诺家族拥有艾特密公司，掌控着一系列奢饰品品牌，包括古驰、宝缇嘉等，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伊夫圣罗兰公司和佳士得拍卖行。艾特密公司与中国大陆的生意几乎占其经营额的10%）。
中国宫廷流失文物数量巨大（中国人估计约有160万件），此类文物返还的要求，究竟到哪里算是尽头？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还缺乏可信、符合逻辑而又公正的准确答案。只要无法达成共识，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就将继续维持。同时，人们的怒火也难平息，针锋相对的抢劫有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新闻：20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宫，一群盗贼潜入皇家宫殿的中国馆。他们打碎了3个展柜，在几分钟内携带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国展品”逃之夭夭。一位瑞典文物专家宣称，随着过去几年中国艺术品价格的飙升，它们有可能被冒险运往中国。
新闻：2012年1月，英国的伍利沃利斯拍卖行拿出一个金盒子拍卖，上面装饰着小珍珠、珐琅和带有花纹的玻璃嵌板，盖子上附带优美的题字：“1860年10月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签字）：国王骑兵卫队队长詹姆斯·冈特。”据拍卖行发言人说，那些文字会使拍品的潜在价值增加50%。他又补充道：“冈特队长有可能从圆明园拿走了金盒。他不认为它是盗窃物品，而是把它当成了战利品，当成一个伟大成就的纪念品或者奖赏。”此举在中国立刻引发狂风暴雨般的抗议。然而，铭刻确实抬高了拍卖价格。金盒子的落槌价相当于764694美元，卖给了一位匿名中国竞拍人。那人再次拒绝付款。
新闻：2012年4月，盗贼们闯入了英国都汉姆大学东方博物馆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展厅，拿走了一个中国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两件展品的总估价达到200万英镑。玉碗的年代是1769年，出自查尔斯·哈丁爵士的收藏。它们先后伴随麦克唐纳（1901—1981）收集的战利品来到都汉姆。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曾在亚洲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善于排解纠纷。后来，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涉嫌参与偷盗的嫌疑人。之后，两件展品被警察追回。
新闻：2012年5月，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确信他们参与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的盗窃案。该案涉及18件珍贵中国文物，绝大多数是玉器。
新闻：2013年1月，在被挪威警方称为胆大包天的一次盗窃活动中，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中，丢失了23件中国艺术品和文物。它们属于约翰·威廉·诺特曼·马特（1864—1935）收集的战利品。马特是一位探险家，当过兵，参加过镇压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联军。这是三年间第二次有明确目标的盗窃行动。2010年，盗贼们拿走了56件藏品。卑尔根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厄兰·霍思登认为，那些盗贼有一个“购物清单”，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要拿什么东西”。
新闻：2013年9月，数百名英国警察开展了全国性的黎明搜捕行动，逮捕了17名男子和2名妇女。他们被指控谋划偷盗了菲兹威廉博物馆的文物，绝大多数文物已被追回。此后，警方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有关偷盗博物馆珍贵藏品的调查，认为那些东西被中国收藏家“订购盗走”。
上述事件是否包含何种寓意？会不会是有人订购了被盗藏品？到底是谁卷入了“文化黑客”的事件当中？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地位，为解决诸多的历史争议应该采取哪些合乎情理的措施？当然，一个好的开端是：美国人应彻底交代自己是如何、为何收藏了中国——本书的主题正是如此。
第二章 太平洋序曲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一个最古老，一个最年轻。两者之间的奇怪结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现、拓展、痴迷和修正。对中美两国来说，人的冲动本性极其重要。然而，促成美国开始突然转向亚太地区的原因，是一个最简单、最缺乏人情味而又常被人忘记的商业现实。18世纪80年代，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独立，虽然官方宣布了中立，但美国的贸易商船仍陷于英法战争的交战炮火。美国的船长们经常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骚扰。他们的数百条船只被扣押，货物被没收，船员被强行招募入伍。因此，美国的船主们心急火燎地寻找其他地区的市场，最好是尽可能远离相互争吵、麻烦不断的欧洲人。菲尼亚斯·邦德是英国驻美国费城的领事。1787年，邦德领事在报告中写道：“美国的贸易处于受限制状态。因此，企业主们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对其开放的投机活动，并从中获得利益。”
在两个幸运之日，获得拯救的希望陡然高涨。1785年5月11日，从远东归来的“中国皇后”号驶入纽约港。它装满了茶叶，成为首只抵达广州（当时英语叫Canton）及其“行”（贸易公司）的美国商船。费城和首都华盛顿两地，都先后对此发表评论。5月16日，《宾夕法尼亚邮报》的报道写道：“商船满载而归，它预示着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将摆脱与欧洲一直进行至今的那些令人烦恼、毫无必要的不正当生意，摆脱欧洲对我们正在崛起帝国的巨大偏见。而未来的幸福前景，则是实实在在的辉煌。”“中国皇后”号的那次旅程耗时14个月，航行了5万多公里。
1787年5月22日，当“大特克”号船帆隐约出现在海平面时，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涌现出欢天喜地的庆祝。它是第一艘从新英格兰地区出发，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欢呼人群的啦啦队长是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他也是“大特克”号船的投资人。德比很快为船上的茶叶、瓷器、丝绸、珠宝、艺术品和餐具等货物，找到了一个大有前途的市场。德比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特克”号和他的其他几艘船一样，曾是一艘私人武装战船，装备有28门大炮，在躲避英国皇家海军方面技艺超群。
很快，美国人的船队开始定期前往广州。它们满载西班牙金银锭、皮毛、小麦和人参（一种阿巴拉契亚山脉生长，被中国人珍爱的芳香草药）。在其货物清单中，还不失时机地增添了在印度购买的鸦片。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商船在广州进出口货物的吨位，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791年，为寻找抹香鲸，美国人的捕鲸船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水域，进一步增强了年轻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感。到了1830年，美国已成为全世界实力超群的捕鲸国。同时，美国的航海时代，也充满了戏剧性遭遇。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写过杰出的系列小说《怒海争锋》，生动描述了美国航海时代的酸甜苦辣。
对船主和船长们而言，太平洋贸易有风险，但回报丰厚。18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塞勒姆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最富庶的城市，慷慨实现了该市的座右铭：“驶向富裕东方最遥远的港口。”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是美国从事中国贸易的教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首位百万富翁。海关职员纳撒尼尔·霍索恩也是塞勒姆人，他对那位教父的影响力有过记述。（更令人惊奇的是，最近，有人对人类历史记载的75位最富有者进行评估，德比的排名是第72位。以当今美元估算，他的财富约为312亿美元。）
德比的传奇是金钱，也是文化。他是最早重视中国瓷器珍品的美国人之一。“大特克”号船长在广州时，曾委托订制了一套印有交织字母的171件餐具，一套101件茶具，以及一只大酒碗。酒碗上面的图案是德比的贸易船，题字是“大特克号”和“1786年广州”。最初，那只大酒碗被送给了“大特克”号的船长，后来被德比的儿子捐给了塞勒姆埃塞克斯研究所。那家机构成立于1799年，是第一家涉及美国与东亚建立联系的综合性档案馆，收藏了与此相关的文件和大事记。今天，该研究所已演变成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拥有130万件藏品，包括清代某位富裕商人的一栋真实住宅，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砖一瓦合法搬迁而来的。事实上，人们可以合理推断，当代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以亚太为中心的政策根源，就隐藏在塞勒姆市的码头、商店，以及目前已是幽灵般的塞勒姆老海关大楼。
波士顿取代了塞勒姆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港口。波士顿的港口设备更先进，足以应对驶往东方的快速帆船，以及它们偶尔装载的印度鸦片货物。（一个很少宣传的事实是：许多新英格兰地区的巨富，包括福布斯、卢塞尔、斯特吉斯和德拉诺家族等，都从经营鸦片贸易中发家。然而，提到鸦片贸易，当代美国出版物通常附加一个形容词“英国人的”。）1843年5月，美国政府得知，英国人与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协商成功，签署了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那个条约完全是敲诈勒索。中国同意的条款之一，是除广州之外，再开放4个供英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宁波、厦门、福州和上海。
1845年2月27日，在海上航行211天后，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澳门抛锚。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凯勒·顾盛，就在其中的“布兰迪维因”号三帆快速战舰上。他是一名律师和议员，此时已担任“美国赴中华帝国特命全权公使”。美国给顾盛“伯爵”（约翰·泰勒总统认为，这个称号有助于为此行增添影响力）的命令是：保证美国进入《南京条约》提到的5个港口，“并享有与英国商人同等的最惠国待遇”。
顾盛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他很早熟，17岁时便从哈佛大学毕业。1824年，他到纽伯里波特市定居，从事法律工作，是美国辉格党的铁杆分子。被派往中国前，他曾入选州立法机关，之后又进入美国国会。启程前，顾盛期盼能与中国“天子”会面。他意气风发，一身着装令人难忘：“蓝色少将大衣，鎏金扣，附加少许刺绣；下身穿金条纹裤，带马刺皮靴，帽子上面还缀有一朵白色梅花。”然而，“伯爵”与“天子”的超级会面从未发生。顾盛前往北京的请求遭到拒绝。因此，他一直未能送交泰勒总统祝愿中国皇帝万寿无疆的“和平友谊”信函。中国的“天子”则派遣曾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耆英总督与顾盛周旋。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在澳门附近望厦镇的一座寺庙里缔结了一份条约，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帝国关于和平、友好和商务的条约》。条约允许美国人自由进出与英国达成协议的5个口岸，并为美国新增一条至关重要的特权：治外法权，意味着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只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顾盛对此条款的点评是：“允许基督教范围以外的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有任何控制，都属于不明智行为。”此时，虽然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但“一定数量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波士顿的商人们可自由从事茶叶、瓷器和棉织物的贸易。很快，在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马萨诸塞州工厂里，涌现出大量棉纺织品。快速三帆船在中国的商行、纽约和伦敦的码头之间定期往返。哈佛大学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是美国海事历史编年大家。1921年，他针对新英格兰地区与东亚整体下滑的商业联系，撰写了一篇令人伤感的墓志铭：“如今，除了对荔枝核、马六甲和烟熏小种茶的喜爱，波士顿与旧中国进行贸易的痕迹已荡然无存，那是她商业复兴的基础。”
随着与远东商业关系的减弱，波士顿出现了一种适当的纪念活动，活动的形式重要而新颖，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创了先河。为庆祝顾盛签署里程碑式的条约，波士顿市组建了“伟大中国博物馆”（1845—1847），在位于华盛顿大街的万宝路教堂精心筹备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费城也不甘落后，随后举办了类似的活动。该市在一家私人博物馆推出了“中国万物展”，其中包括文物、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绘画，以及一个复建的中国店铺。那些藏品来自内森·邓恩收藏。他是一名教友派信徒商人，曾到中国旅行，并在广州居住过8年。1838年，博物馆在费城开馆，声称该馆宗旨是向美国公众培育中国文化。邓恩未曾涉足鸦片贸易，因此受到中国人的友好接待。中国人协助他通过代理，收藏一些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的东西。因此，邓恩宣称自己接触艺术品的渠道无与伦比，其他西方人难以望其项背。1842年闭馆前，约有10万人参观了邓恩的“中国博物馆”，购买了5万册同类首创的展览图录。之后，博物馆迁至伦敦。据说，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该馆内容丰富的藏品给予赞扬。邓恩于1844年去世，该馆馆长带着那些藏品在英格兰四处巡展。后来，由于拍卖和私下出售，该馆藏品四分五裂。其中一位买家是巴纳姆。
相比之下，波士顿“伟大中国博物馆”的目的更为宽泛，旨在展示“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景象、农业、艺术、贸易、习俗和习惯”。对许多人而言，中国概念形成于中国的外销瓷餐具。有一位挑剔的观众给该馆起了个绰号“陶瓷国”，以此来吸引那类人群。
前往中国签约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是纽约工程师老约翰·彼得斯。他为上述展览提供了自己收藏的展品，似乎还编写了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对美中两国早期的交往历史，约翰·罗杰斯·哈达德有过记录。据他记载，实际上，彼得斯参加顾盛代表团的目的，是希望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向中国人展示并解释“美国艺术及其生产的模型、标本”，包括由美国发明家制造的省时、省力的机械设备。彼得斯希望“为了美国利益，与古老的国家中国”交流货物和知识。因此，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彼得斯先声夺人。
美国人推测，中国人把自己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外国的高技术武器，而具有机械制造和经营天赋的彼得斯展示的美国模型——蒸汽船、火车头、电报、煤气厂等，能够打开贸易之门。如顾盛向耆英总督所解释：
阁下肯定知道，战争艺术和航海技术在现代已经历了许多改进。美国和欧洲一样，已广泛彻底接受并实施了所有的技术进步。如果贵国政府希望获得书籍，获得与工程、造船、军队纪律、武器制造或与其他任何主题有关的书籍，我将很高兴成为一条渠道，把它们送到您的手中。我还向您提供武器制造设备的模型，它们已在欧洲和美国应用。我们还有工程师提供服务，他们熟悉那些工艺，为贵政府建造普通船只、蒸汽船、大炮、其他各种武器。贵国可根据喜好，选择在中国或在美国生产制造。
彼得斯是否向耆英总督展示了他的模型不得而知，顾盛提到的资料也杳无音信。但是返回美国后，当“伟大中国博物馆”在波士顿开馆时，彼得斯得以实施他的后半套计划。那个展览既展示了高度发展的中国文明，也试图向波士顿当地的企业家说明，“中央帝国”的官员，可以成为波士顿“婆罗门”的理想生意伙伴。
博物馆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热热闹闹的灯笼。一条巨龙在不停舞动，还展示有绘画和卷轴画。那一切，都让来访观众惊叹不已。彼得斯本人，则是一身中式打扮。此外，展厅里还布置了穿戴整齐的立体人体模特。第一展柜描绘展示了中国皇帝，他身穿黄龙袍，端坐龙椅上，做出签署《望厦条约》状。第五展柜同样巧妙，展现了一位在家里吸食鸦片的富豪。（该展览的图录探讨了中国使用鸦片的历史。它公正地宣称，英国人无视中国皇帝的禁令，鼓励支持害人的鸦片贸易。）较小的展柜里面是那些不可缺少的展品：瓷器、珐琅、刺绣以及各式各样的模型和实用器皿。展览的精彩部分，包含一幅两米多长的广州全景图，展示当地巨商和耆英总督的肖像。在展厅里面，还安排了两位身穿“本土服装”的广东人，其中一人讲英语，自称“书法大师”，他会解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另一人是音乐家，曾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他会唱歌，会演奏不同乐器，为展览活动增添了逼真气氛。当地一位记者满怀热情地写道：“有谁不喜欢访问中国？有谁不喜欢在中国城市街道中穿行，进入其居民家中一探究竟，品尝美味燕窝汤……或使用真正中国茶具，与真正中国人一起畅饮纯正地道的小种茶？假如情况许可，没有谁不渴望去看看那个神奇的国家，看看它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许多奇特事物。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的商业、时机和财力，长期阻碍了我们航行旅游。现在，‘伟大中国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令人向往的机会。”
博物馆入口处装饰着一个雕漆鎏金飞檐。旁边有两只画龙灯笼和匾额。展览图录对匾额上的中文进行了翻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年仅15岁的埃米莉·迪金森也参观了那个展览，当时，她正与亲戚一起在波士顿逗留。迪金森为自己和妹妹拉维妮娅收集了两张明信片，上面都有那位书法大师的书法墨迹。（如她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言，）她对那两张明信片“非常珍爱”。那位广东人的演唱和演奏，她“需要控制住全身的发笑机能”，才能“忍住不笑”。“但是，他是如此彬彬有礼”，使她“从他的演奏中深受启发”。那位广东音乐家，声称自己最终战胜鸦片毒瘾的原因是“自我否定”。她发现那一点“特别有意思”。美籍日本学者宇野弘子曾推测，贯穿迪金森一生的退隐、自我否定、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或许深受那次展览的影响。展览中的第四展柜使迪金森入迷，给她激励，其中对儒教、道教和佛教给予了详细解释。如博物馆导览中所说，佛教的中心教义是“万物源于无，将再次归于无。因此，毁灭是所有幸福的最高境界，虚无缥缈，是万物伟大和最后的期盼”。
宇野弘子进一步解释说，埃米莉·迪金森的任何一首诗，都反映出诗人对神秘、讽刺、自相矛盾和宇宙神灵等产生的共鸣。有时，那些东西又与她对“天国”物质文化的思考相互交融，比如下面这些诗句：
他的思绪如东方织物，
令所有人绝望；
除了
一个无处不在的卑微买方。
虽然
他的出价不是黄金，
里面
却包含着更多艰辛。
人们
应该领悟其中价值，
已包含在
其所有价值之中。
上述诗句，可循环反复阅读。它表明，在新英格兰地区阿默斯特居住的神秘诗人迪金森，是面对梳妆台的抽屉写出自己的诗句。她朴素天真地希望，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会把未来一代人引向远东的审美观和神学。
第三章 血色蹊径
研究中美文化关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在增强远东潜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学为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年。用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912级）的话说，1783年至1860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那时，美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塞勒姆市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纽约”。马萨诸塞州的那座海港城市，不仅吸引来了大学生，也带来了商业财富，使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竞赛中得以领先一步。哈佛大学认为，该校职责是教育培养文化监管人。如马克·吐温所评论“波士顿人问：他懂得多少？纽约人问：他值多少？费城人问：他父母是谁？”
然而，中国、日本对哈佛大学和波士顿产生吸引力，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其他原因。在美国内战后精神混乱期，以及后达尔文时期的几十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先知先觉者，从爱默生算起，已为寻找超凡真理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对佛教的兴趣在减弱。与此同时，佛教对波士顿统治集团却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沃自杀身亡，使他异常震惊。1886年，他与画家约翰·拉法格结伴，开始了焦躁不安的环球旅行。最初，他们把日本作为目的地，以追寻极乐世界（在奥马哈停留时，拉法格把他们的旅程告诉了一位难缠的年轻记者，年轻人回答说：“现在可是过季节啦！”）。实际上，我们将看到，美国有一大批人在试图利用东方智慧，应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粗俗不堪。亚当斯（哈佛大学1858级）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一员。
哈佛大学与远东联系的第三个原因，似乎隐含在波士顿利己主义为中心的方言之中。19世纪50年代以来，波士顿城，以及以血统为傲的哈佛大学精英与两个新词联系了起来。波士顿人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世界中心，接受其世袭的“婆罗门阶层”领导，那是最近似美国贵族的阶层。“中心”和“婆罗门”，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哈佛大学1829级）创造的新词，而不是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儿子。在早餐桌上，老奥利弗属于机智诙谐的“桌霸”，写过诗歌《铁老汉》。他认为波士顿“是美洲大陆的思想中心，因此也是世界的思想中心”。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观念源于神旨，他谨慎地为其增加了新的推论：神希望，婆罗门不仅支持、维护自己信仰的神庙，对文化机构也应如此。而且，当哈佛大学莘莘学子转而研究中国时，他们所做的笔记，都是清朝官吏赋予高附加值的中国艺术和文学精华。
波士顿图书馆建于1807年，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馆。1827年又增建了一个艺术展厅，专门举办年度美国和欧洲系列绘画、雕塑展。该馆创办者提醒捐助伙伴说，“把我们召集起来，目的不是为美国提供大量捐款”，那些存款可用于“我们承担那些机构的费用，它们将（为波士顿）带来广泛长久的利益”。1870年至1900年期间，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图书馆，得到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大量赞助。之后是成立于1870年的波士顿美术馆，1881年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有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学校、医院，以及波士顿人的最终安息地：景观完美无缺的奥本山陵园（建于1831年。对波士顿婆罗门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在波士顿图书馆有股份，在麦克莱因精神病医院有亲戚，在奥本山陵园有墓地）。19世纪期间，波士顿还成为一个杰出摇篮：诞生了优秀杂志《大西洋月刊》与《北美评论》，利特尔·布朗·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以及地道波士顿人的宗教——非正统却开明，与哈佛大学神学院有关的基督教一位论派。据说，基督教一位论派宣称，“神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如该教门徒海伦·豪所写）。
渴望东方成为当时的一个现象，在新英格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文学史学家范·怀克·布鲁克斯（哈佛大学1908级）写道：“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属于前所未有，充满寓意。在波士顿人当中，东方艺术是一种时尚，他们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满自己的伟大收藏”。在那方面打头阵的朝圣者，是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他在那个时代，成了美国“同一世界”最有口才的先知先觉。“同一世界”的观念，来源于“东西方将合二为一”的想法。19世纪80年代，费诺罗萨写道，他坚持认为，西方文明的活力，源于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东方的力量，则存在于其对目标的了如指掌。“没有目标的方法是盲目”，同时“没有方法的目标是残疾”。在美国镀金时代，那是一种异常新奇的说法。此时，费诺罗萨已成为一名佛教和尚。人们可以想象，听到他在日本写作的俳句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会是怎样的一脸诧异：
我自西飞来，
破巢一孤鸟。
了解深奥秘，
快乐与安详。
1858年，欧恩斯特·费诺罗萨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分舰队启程驶往日本的东京湾。他的父亲老费诺罗萨是一位西班牙音乐家，出生于马拉加，在那里的教堂唱诗班做指挥，并教授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在乘坐一艘返回美国的军舰时，老费诺罗萨加入了舰上军乐团。他喜欢塞勒姆，在那里逗留，并迎娶了学生玛丽·希尔斯比，她是一位东印度船主的女儿。老费诺罗萨成了一名圣公会教徒，在马萨诸塞州的音乐界叱咤风云。因此，年轻的费诺罗萨有钱、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874级）。在学校里，他深交波士顿婆罗门精英，对美国艺术哲学界泰斗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痴迷。美国研究亚洲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爱德华·莫尔斯。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动物学家，先是在塞勒姆市的皮博迪科学院工作，后来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将自己收藏的陶瓷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莫尔斯的捐赠交换条件，是让他担任该馆的终身员工，负责保管那些陶瓷。当日本人请莫尔斯推荐哲学老师时，他向担任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的诺顿求助，诺顿向他推荐了费诺罗萨。正是通过那种关系网，年轻的恩斯特·费诺罗萨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他对东方世界着了迷，皈依了佛教，返回美国后，他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
费诺罗萨对哈佛大学的同龄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以斯拉·庞德）等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诺罗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是一位口才极佳的东方倡导者。在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前，可以说，他已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堪称费诺罗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部的研究员。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堪称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冈仓虽然不是她的艺术顾问，却是她的精神导师。或许他担心担任顾问会产生利益冲突。1903年，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场绚丽演出，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在她的新博物馆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中国屋”。第一间“中国屋”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悬挂物、中国刺绣以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新博物馆开馆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相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自己博物馆的音乐堂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的一块石头浇水；另一位时而为她无偿担任代理的朋友邓曼·罗斯，把冈仓的午餐饭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冈仓的继任研究员富田幸次郎，从冈仓墓地收集了梅花。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个“中国屋”取名为“佛屋”。在该馆凉廊中，中国艺术主题显而易见。该馆还收藏了中国东魏时期的一块还愿石碑，由伯纳德·贝伦森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格鲁贝夫手中征购而来。
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那些活动成为她迅速对东方产生兴趣的源泉。她邀请莫尔斯到自己家，对客人们重开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秘密匆忙前往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路上有许多随从、行李车、搬运工、鞑靼用人以及私人厨师、牧马人、译员，他们还是选择走了一条常规的旅游线路：上海、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后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雍和宫是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庙。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的观察：建筑、喇嘛们所穿的黄袍、诵经以及艺术，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佛像等。夫妇两人访问了传教使团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极感兴趣，他们还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会面。旅行期间穿插着购物、购买照片、在纪念册中夹带银杏叶、在日记中写下注释等活动。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尘土飞扬、污秽遍地，见识了各种景象和有趣的事情。”
异国旅行很适合伊莎贝拉古怪的性情。待在美国国内时，她总是难以躲避波士顿市侩的流言蜚语。人们曾津津乐道一个故事，说伊莎贝拉去参加一个四轮马车聚会，因时间紧迫，她竟租用一个火车头来接她。另一个故事说她参加舞会时，听到有人呼喊，请伊莎贝拉挪一挪火车。伊莎贝拉是一个劲头十足的棒球迷，有一次，在交响乐厅听音乐会时，她在额头两眉之间画着一面冠军旗，上面写着：“我挺红袜队（波士顿棒球队）。”在她家的浴缸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多想、少说、不动笔。”约翰·沃克（哈佛大学1930级）是国家美术馆的前馆长。尽管他对伊莎贝拉的个性不算了解，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或许是对伊莎贝拉最贴切的描述：
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她用皮带牵着一头狮子在动物园里游荡，在职业拳击赛场前排就坐，在流行音乐会上以啤酒代替雪利酒，身穿低胸露肩品牌紧身服四处招摇。她有无数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则屈指可数。
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哈佛大学1846级）是伊莎贝拉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是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其父是新英格兰地区基督教一位论派的主教，堂兄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校长（堂兄弟两人都是商业王子塞缪尔·埃利奥特的孙子。据同时代人传说，他是在波士顿寿终正寝的最有钱的人）。小查尔斯·诺顿属于美国最有教养、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他是“但丁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学会的早期会长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和詹姆斯·卢塞尔·洛厄尔（哈佛大学1838级），学会成员包括老奥利维尔·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朗费罗曾把但丁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起初，为对其进行研究和修订，上述成员在朗费罗位于剑桥城的土坯房“克雷吉屋”会面。后来，他们逐渐转移到诺顿位于故乡“阴山”地区的豪华住宅。那里是一片绿树成荫的公园，诺顿在“阴山”的书房金碧辉煌，里面满是绘画、金属器、书籍和手稿。正是在那里，亨利·詹姆斯被介绍给了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
伊莎贝拉经常被人称为“杰克夫人”。她经常来听诺顿鼓吹高尚情操之道的讲座。据说有一次，当老师讲得忘乎所以时，她发出了一声冷笑：“天啊，不，那太夸张了。”诺顿促使伊莎贝拉成为一名收藏家，有时还担任她的代理（当“阴山”住处费用高昂时，他还会向她出售一些善本书和手稿）。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费诺罗萨和伊莎贝拉，诺顿的助手还包括了他非常喜欢的三位弟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哈佛大学1886级）、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查尔斯·勒塞（哈佛大学1886级），以及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后者成为诺顿另一位学生伯纳德·贝伦森（虽然并不那么受老师喜欢）的内弟。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其他人似乎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不过鲜为人知。除了诺顿的三位弟子，常到波士顿芬威公园品茶的重要本科生还包括亨利·詹姆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还有未来波士顿美术馆的三位捐赠人：内德·沃伦（哈佛大学1883级），他向该馆捐赠了一件古希腊雕像藏品；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哈佛大学1871级、1874级医学博士生）；以及邓曼·罗斯（哈佛大学1875级、1880级哲学博士）。最后两位，也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收藏的主要捐赠者。
19世纪8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巨富仍在投资房地产和铁路债券，用以补贴年轻一代的艺术兴趣。婆罗门们将自己经营生意的技能用于波士顿文化机构的运作，包括波士顿美术馆，他们主导了该馆的董事会。尼尔·哈里斯是文化史学家，如他所评论：“在波士顿美术馆董事会中，埃利奥特、帕金斯和比奇洛三个家族各就各位，23位当选董事几乎全都来自新英格兰老式家庭，个个腰缠万贯。其中一人拥有波士顿图书馆，11人是‘星期六俱乐部’成员，5人是（或可能是）哈佛大学督学委员会成员，一半人是萨默塞特或博托尔夫俱乐部会员，许多人在血缘上沾亲带故。”
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属于那类人的典型。他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重量级巨富的受益人，家里三代人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是加德纳家族的内科医生，也是约翰·拉法格、亨利·卡伯特·洛奇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弗很喜欢比奇洛那位堂兄，她和丈夫都是热心的亚洲艺术收藏者。在楠塔基特岛西端之外，有一个托克纳克小岛，比奇洛在那里拥有一处避暑休养地。亚当斯认为，那里有着“壮丽的中世纪景色”。比奇洛禁止女人入内，鼓励男人们结伴裸泳，使洛奇议员总想前往托克纳克岛，从而躲避华盛顿的酷暑。比奇洛高声喊着：“冲浪吧，老兄！晒晒太阳吧，老兄！都赤裸起来吧！我的天啊！我是多么想一丝不挂！”比奇洛的图书室里有3000册图书，向客人们提供有关佛教、玄妙书籍，传说还有三种语言写成的成人读物。与那些赤条条或穿睡衣闲逛的老男人相比，比奇洛更喜欢日本和服，但是晚餐则要求着正装。
比奇洛聆听过爱德华·莫尔斯的讲座。他邀请莫尔斯来托克纳克岛。1882年，还请他一同前往日本。比奇洛“医生”在日本度过了7年，成了一名佛教徒。1883年，伊莎贝拉夫妇前往远东旅行时，比奇洛曾予以接待，尽了地主之谊。在他们称兄道弟期间，比奇洛曾声称要为杰克夫人寻找“忧郁驱除器、死尸复活剂和综合快乐器”。为向伊莎贝拉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切萨皮克猎犬起名为约翰·加德纳夫人，简称“美女”，因为“在一口气呼喊猎犬全名后，他再无力气吹响哨子”。尽管如此，比奇洛也会对伊莎贝拉发火，使贝伦森感到同情，尽管他本人总称伊莎贝拉是“查尔斯家族的蛇精”。在写给洛奇议员的信中，比奇洛曾直言不讳地大发雷霆，称伊莎贝拉“虚荣自负、爱管闲事和任性冲动”，甚至连“忠诚和背信弃义之间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她会与任何人交朋友，又会随意牺牲掉任何朋友”。
1926年10月6日，《波士顿晚报》的头版出现了两条醒目标题，一条是“巴比·鲁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完成三次本垒打”。但是，该报却用更大号的字体，报道了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逝世的消息。当时，约翰·埃勒顿·洛奇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研究员，他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比奇洛最好的朋友。小洛奇为比奇洛穿戴寿衣：灰色日本长和服，上身还披着日本佛教真言宗派的僧侣斗篷，之后将比奇洛火葬。根据比奇洛遗嘱，他的骨灰分葬两处：一处是（由其祖父创建的）奥本山陵园；另一处是日本的法明三井寺。日本僧侣把他埋在了琵琶湖附近，与其朋友费诺罗萨的墓地相距不远。比奇洛把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遗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总数超过了26000件。
在波士顿的单身汉鉴赏家和博物馆赞助人中，邓曼·罗斯是另一位显贵人物。他收集艺术品的目的是把它们留给后代。罗斯博士头衔繁多：教授、艺术家、收藏家、设计理论著作有影响力作者等。最重要的是，他还身兼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和捐赠人。在其一生中，他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11000件藏品，向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赠送了1500件藏品。虽然罗斯的收藏领域广泛，但本书关注的焦点仍是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曾经写道：“我的收藏，是我生命的日记，也是我从未抛弃过的唯一珍藏。”罗斯正是如此。他保留了许多与博物馆管理者、研究员、收藏家伙伴，以及诸如约瑟夫·林登·史密斯和伊莎贝拉之类朋友的通信。那些信件中，几乎不曾涉及个人私事，记叙的都是所见所藏的物品、旅行游记，以及如何对其捐赠藏品进行展示的建议。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的屈志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研究了罗斯的所捐藏品，意识到“罗斯是一个伟大收藏家。之前，我不相信有什么‘眼力’之说，罗斯改变了我在那方面的所有看法”。
“我的动机是喜欢有条有理，喜欢美感，”罗斯在一本自传笔记中解释说，“收藏艺术品很简单，可遇不可求。我有钱可用，就出手了。”有朋友来访时，“我发现自己总在唠叨同样藏品的同样事情，反反复复对他们讲同样的故事，直到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不能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所以，我把那些藏品送给了波士顿美术馆。起初是租借，后来变成了捐赠”。
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批中国绘画，其中最著名珍贵的，是5张描绘罗汉（指佛陀那些得道的弟子）的南宋早期绘画。它们有可能是周季常和林庭硅的作品，创作时期是1178年至1188年之间。之前，它们曾入藏日本京都的禅宗寺庙大德寺，属于13世纪被带往日本的一套百件中国卷轴画的一部分。1894年，费诺罗萨安排租借其中的44幅绘画，赴美国举办了展览，在波士顿收藏圈引起了轰动。展览正式开幕前，罗斯带自己的朋友伯纳德·贝伦森与费诺罗萨见面，大家一起观看了展览。在意大利绘画鉴赏方面，贝伦森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佛教艺术也有强烈兴趣。受那次展览的激励，贝伦森的兴趣演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激情。在给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玛丽·史密斯·科斯特罗伊的信中，贝伦森写道，他惊奇地发现“东方艺术，正在超越德国画家丢勒和意大利画家詹蒂利·贝里尼”：
在人物和综合构图方面，那些绘画作品与我们最好的欧洲作品一样，堪称简洁而完美……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费诺罗萨一边观看，一边打着哆嗦。我觉得我要死了。连外表如同矮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邓曼·罗斯，也兴奋得跳上跳下。我们忍不住相互戳脖子、掐脖子，为之哭泣。毫无疑问，那是我参观艺术展览前所未有的体验。费诺罗萨已皈依神秘难懂的佛教。对此，我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的惊奇。
日本的寺庙亟待修复。那些绘画成为从某位日本收藏家获得大批贷款的担保。寺庙的僧侣似乎已同意在美国出售展览中的10幅绘画。展览结束时，罗斯购买了5幅最佳画作，并最终将其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也购买了5幅绘画。更为神秘的是，费诺罗萨宣称有两幅绘画被弄错了地方，它们未被展出，也未提供给波士顿美术馆或罗斯。它们被费诺罗萨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博物馆研究员似乎认为，日本寺庙欠费诺罗萨一份人情或佣金。1908年，那批绘画运回京都后被视为日本国宝。从此，日本人对那次卖画行为一直懊恼不已。
1895年购买那批绘画，标志着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早期中国绘画的开始。在许多年里，它们都是西方收藏的顶级中国古代绘画。邓曼·罗斯捐赠的另一幅著名画作是《历代帝王图》。1928年日本裕仁天皇登基时，日本东京展出过那幅画作。之前，它属于中国福建省一个林姓家族的收藏。1931年，邓曼·罗斯通过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最终把它征集到手。
《历代帝王图》长度超过5米，绢本设色，可能是美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卷轴画。征集此画时，虽然罗斯和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富田幸次郎均认为它是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原作，该馆今日网站也是如此列目，但另一位学者宁强教授则认为，它是后来北宋时期（960—1127）的摹本。绘画描绘了唐朝以前的13位皇帝及其侍从。宁教授推理道，“之所以特别选择那13位皇帝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使唐太宗的统治合法化”。由于唐太宗篡权，谋杀亲兄，逼迫父亲退位，“因而，他似乎是绘画原作的赞助人”。每位皇帝都有一行铭文可辨。第三位皇帝是北周武帝，他于公元560年至578年在位，画面上铭文称他“毁灭佛法”（他的行为受到了道教教徒大臣的影响）。富田幸次郎断言，“作为肖像画，这幅卷轴画的质量非同凡响，属于全世界最主要的杰作之一”。
富田幸次郎用一幅小复制品向罗斯介绍了《历代帝王图》的情况。研究员回忆道：“罗斯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它？’我告诉他那幅画目前在中国。他说：‘尝试一下吧’。提到价格问题时，听到要花成千上万美元（经济大萧条时期要6万美元），他说：‘我没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就去弄那笔钱，我会给我的律师打电话。’罗斯的确言行一致。他的律师说：‘罗斯博士，你是单身汉，有足够的钱，但是你不能一次花掉那么多。’”罗斯依靠附属担保物，筹借了一笔巨款，波士顿美术馆预付了其余部分。罗斯在遗嘱中给波士顿美术馆留下了一笔钱，用以偿还那笔借款和利息；因为，如富田幸次郎所说：“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1853年，邓曼·沃尔多·罗斯出生于辛辛那提市，父母是约翰·卢德洛·罗斯和弗朗斯·沃克·沃尔多，家里的另外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如邓曼所说：“我是家里留下的独苗。”1862年，邓曼全家迁居波士顿，以便靠近母亲沃尔多家族那边的亲戚。如邓曼回忆说：迁往波士顿，是因为父亲“不想参军后把妻子和独苗儿子留在河对岸就是敌人的辛辛那提”。母亲在沃尔多那边的亲人还有邓曼的姥爷亨利。他是阿摩司·劳伦斯的生意合伙人，两人联手投资了波士顿北部蒸蒸日上的劳伦斯工厂。外孙邓曼一生喜欢收藏纺织品，或许与姥爷亨利·沃尔多的启发有关。邓曼的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他与兄弟马提亚·邓曼（邓曼之名即源于此）联手，购买了大量波士顿后湾区的房地产股票。当时，后湾区仍处于开发期。此外，他还对其他方面经营感兴趣，包括电力、屋顶材料和亚麻鱼线生产，后者是波士顿一种特别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在美国尚未开始征收所得税的年月，邓曼的父亲约翰·罗斯，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
1871年，邓曼进入哈佛大学，随即跟随约翰·亚当斯学习历史。那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刚把亚当斯从首都华盛顿挖到哈佛任教。大四时，邓曼参加了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的《美术史及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课程。诺顿认为，历史应当遵循实践，因此，虽然他的课程没有安排铅笔和画笔练习，但沿用了查尔斯·穆尔所授课程《绘画、雕塑和建筑的设计原则》。受诺顿启发，邓曼还对一些人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包括英国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以及他推崇的拉斐尔之前的画家。邓曼吸收了导师所秉持的信念，将其融入艺术教育的道德受益中。在美国工艺美术运动中，邓曼可谓是一马当先。
邓曼是亚当斯的博士生，在德国莱比锡城做过研究。1883年，他出版了有关德国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1884年，邓曼的父亲去世，邓曼不必再继续开展历史学术研究。这一骤变具有决定性意义：“我有大量有关古代法律的藏书。我把它们送给了哈佛学院，将曾经存放书籍的书房扩建、重新布置，改造成了适于开展绘画和艺术品收藏等活动的工作室。”他所继承的遗产，加上波士顿后湾区体量巨大的公寓式酒店卢德洛大厦（建于其家族所有土地之上，对面就是三一教堂）的租金收入，使他得以一生周游世界，对艺术、绘画和收藏进行研究著述。
邓曼博士开始追求新的事业，致力于在哈佛大学传授设计理论。起初，他在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授课，1909年转到了美术学院。年过七旬后，他仍坚持上讲台。一位学生还记得：“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其设计理论多少有些教条。他偶然会气喘，但仍然渴望收藏，渴望讲课，渴望欣赏美物。”
邓曼深知对工匠和学生传授艺术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喜欢在暑假补习班为工匠和学校老师授课。然而，他的教学却表现出极强的独裁主义倾向。有人曾如此描述安德鲁斯·诺顿牧师：“诺顿进入教室。他不是来寻求真理，而是作为真理获得者大驾光临。”那种描述正是邓曼教条主义讲课风格的真实写照。“他对弟子的影响极大，”邓曼的一位学生评论道，“他坚信自己的方法至高无上，因而不鼓励弟子自我思考。他对弟子的研究发现毫无兴趣，那成为他讲课中的真正短板。”
邓曼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上手接触艺术品原作。他经常邀请弟子来到他位于克雷吉大街的家中享用晚餐，在天花板高挑、充满艺术品的房间里上鉴赏课，让弟子有机会观摩正在走向博物馆途中的艺术品。他对弟子的建议是：“把某种类型最好的东西熟记于心，直到你遇上比它更漂亮的东西。要挑剔，只买最好的东西。不在不同类型东西之间做比较。”邓曼退休后，仍然对属于可塑之才的学生保持兴趣，其中之一是1928年至1929年入校的劳伦斯·史克曼。后来，史克曼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被认为是最受邓曼艺术影响的人。邓曼向富田幸次郎推荐，让史克曼掌管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藏品。史克曼报告说，富田幸次郎是“最宽容、最乐于助人的人”。邓曼还建议史克曼“学习语言，但不当语言学家；钻研艺术，但不做‘艺术爱好者’”。
虽然邓曼属于首批收藏莫奈作品的美国人，他还是对“印象派”失去了兴趣，认为它们“与古典艺术杰作相比，过于肤浅”。他强烈反对现代艺术，反对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阻止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进入那个收藏领域。邓曼是福格艺术博物馆“罗斯研究系列藏品”的保管员和名誉研究员。邓曼阻拦的结果，是保罗·萨克斯、林肯·柯尔斯顿、爱德华·沃伯格和约翰·沃克等人，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一位馆长鼓励，以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启发下，在哈佛广场成立了“哈佛大学当代艺术学会”。沃克在自传《捐赠者自画像》中写道，邓曼“对自认为属于颓废艺术的，像希特勒一样坚决阻止其传播”。
1895年，波士顿美术馆拉邓曼加入博物馆董事会（由于邓曼的叔父马提亚·邓曼·罗斯是该馆的创建董事，此举也算继承了叔父的志向）。因此，邓曼进入了波士顿亚洲艺术收藏家的婆罗门精英俱乐部，其中包括查尔斯·戈达德·维尔德和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等人。前者也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巨富受益人，曾把所购的费诺罗萨亚洲艺术私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部，弥漫着一种强烈崇拜日本的氛围。邓曼先是收藏日本艺术，但很快延伸至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1910年至1912年，邓曼访问了中国。陪同邓曼开展大规模收藏之旅的，不但有他的堂兄弟路易斯·纳霍斯特，还有画家约瑟夫·“佐佐”·林登·史密斯和赫维·韦策尔（哈佛大学1911级）。邓曼对画家史密斯给予资助，在卢德洛大厦的顶层为他提供了一个大空间工作室。
邓曼极为赞赏史密斯的作品。1886年，为回报画家的授课，邓曼出钱去欧洲旅行，以便俩人一起欣赏欧洲的古典杰作。那是他们终生友谊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前往墨西哥、欧洲和亚洲旅行，使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旅行期间，他们会肩并肩作画（邓曼最终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画家，虽然不算专业）。大约50年后的一个秋天，即邓曼去世前不久，史密斯从威尼斯寄出了一封信，思考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那时，我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的一些最佳作品，都完成于那个时期。我们建立了一个始终坚守的标准。很少有人像我们那样了解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意大利今非昔比。对我来说，它受到了破坏。我是不会再来意大利了。”
爱德华·福布斯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他把哈佛大学学生赫维·韦策尔引荐给邓曼，称其是“一位安逸的绅士”。年轻的韦策尔则从学生变成弟子，最后成为邓曼一生的朋友。1912年至1913年，韦策尔跟随邓曼一起旅行。他们从横穿日本和中国开始，经过东南亚、印度、埃及和欧洲回国。邓曼为两人定下了藏品征集规矩：他具有优先取舍权。他们与古董商会面，参观他们的店铺，忽略那些具有“考古或历史意义”的东西，更喜欢收藏最能体现某种观念的东西。那种观念就是：“开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想象力，不仅要阅读最好书籍，还要观赏最佳美物。”
导师邓曼称韦策尔“有辨别能力、非常挑剔”“渴望欣赏自己认为精美的东西，充满热情；其品位和判断几乎不出差错”。韦策尔用自己继承的财产构进了一批重要收藏。邓曼还希望那位年轻人能够接替自己担任博物馆的董事。1917年，波士顿美术馆提供了一个名誉岗位，请韦策尔担任波斯艺术研究员。韦策尔打算专注于此，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时间，把波士顿美术馆的波斯藏品打造成世界一流。他还在波士顿路易斯堡广场购买了两栋相互毗连的房子，以存放不断增加、可能会让房子变成一座小博物馆的藏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那一切的发生。由于心脏问题，韦策尔被拒绝入伍，于是他在美国红十字会巴黎总部当了一名志愿者。韦策尔感觉自己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在福格艺术博物馆老馆，为自己的中国、日本和朝鲜藏品安排举办了一个展览。1918年，韦策尔死于肺炎。他向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分别遗赠10万美元，用于购买重要艺术品。他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也一分为二，分别赠送上述两家博物馆。在他捐赠的藏品中，有中国北魏时期（386—534）的佛教还愿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展厅展出。为纪念年轻的朋友韦策尔，邓曼也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一尊柬埔寨雕像。
1913年，为纪念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冈仓天心，邓曼·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尊中国东魏石质菩萨像（参见彩色插图5）。它出土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体量巨大，特别精致。冈仓首次见到这尊雕像是在1906年的中国。那时它刚出土不久。1910年，他重返中国，希望能够买到它。然而，那尊菩萨像已不见踪影。最后，邓曼在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龙的店铺中见到了它，便将其买下。
“邓曼叔叔”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库房的常客，有时还不请自来。他把自己的收藏存放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占用了那里相当大的空间，在研究领域引发了许多关注。如比奇洛一样，邓曼也沉溺于许多幕后的钩心斗角，卷入波士顿美术馆石膏像收藏，以及博物馆人事之类的事情（邓曼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波士顿美术馆自然董事劳伦斯·洛厄尔写过一封信，开头便是：“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作为组织机构，应受到谴责”）。当时，邓曼对博物馆各部门的运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亲爱的老邓曼·罗斯把门，他决不会让你侥幸逃脱。”当时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的一位研究员有感而发，“说到底，邓曼当时实际上拥有着那座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兰登·华尔纳补充道：“他对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让我们了解他所购绘画作品的所有价值。他自吹自擂，喜欢被人点头称是。不管怎样，如果有谁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小要求，那可真是小心眼儿了。而且，我们发现，对他唯唯诺诺是聪明之举。但无论如何，是他带领我们认识了柬埔寨雕塑、南印度青铜器和科普特挂毯，认识到它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邓曼不仅对藏品征集提出建议，有时，他还对所选作品的判断是否“成熟”表示怀疑。譬如后来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普艾伦（参见第四章）打算同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敦煌壁画，对此邓曼就曾表示过怀疑。虽然邓曼未坚持要求把他的藏品集中保管，他还是建议在所有藏品标签上注明“邓曼·罗斯藏品”，以便“在我死后许多年，我还能像一本书或一幅绘画那样，与波士顿人民推心置腹交谈”。
为庆祝捐赠者邓曼八十大寿，波士顿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派对。该馆的9个展厅摆满了从他所捐赠藏品中挑选出来的展品。1935年9月12日，在去欧洲进行另一次收藏之旅期间，邓曼在伦敦的酒店房间里去世，享年83岁。他的告别仪式恰如其分，日本的山中商会（邓曼从这家古董商购得《历代帝王图》卷轴画）奉献了一个唐代陶罐，将邓曼的骨灰运回他在剑桥城的家。
就这样，费诺罗萨、比奇洛、邓曼和韦策尔等人，最终实现了自己作为收藏家的目标。他们的捐赠将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厅与世长存。
1896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开馆，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寻求亚洲珍宝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该馆以威廉姆斯·海耶斯·福格的名字冠名。他是缅因州贝里克郡人，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发家。他麾下有一个船运公司，在五个中国港口和两个日本港口派驻有办事机构。福格和妻子伊丽莎白·帕金斯·福格周游世界，收集东方古董。他的遗产价值150万美元。1891年，福格的遗孀从中拿出20万美元捐赠给哈佛大学，建立了哈佛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并且拿出夫妇二人收藏的珍奇古董作为博物馆的首批收藏。1909年，置身于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展厅中（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福格艺术博物馆初出茅庐的董事们还能感受到福格夫妇当年的感觉。董事们选择了相对年轻的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哈佛大学1895级）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此时，他所管理的博物馆藏品已经琳琅满目：石膏像、东方瓷器、照片、幻灯片、版画、古希腊陶瓶和一些英国水彩画。那些水彩画几乎没有观众浏览。福布斯经常说，它们“所处展厅很难被人找到；旁边的讲演厅，也听不到什么演讲”。
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长期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其间，那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福布斯属于彻头彻尾的波士顿婆罗门。人们都说他很幸运，与祖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长得极像。在他的祖先中，有两位前往中国开拓贸易的船长。他的父亲威廉·哈撒韦·福布斯则与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合伙创办了贝尔电话公司。作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爱德华·福布斯极其崇拜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后来，福布斯考察了欧洲及其星光灿烂的艺术画廊。1903年，他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在那个位置待了60年（他的讣告中说，他的任期之长，超过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福布斯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地道的波士顿人。他有教养，善于抓住伟大艺术作品的价值和重要意义。他讲授过藏品保护领域的开拓性课程《绘画方法与流程》。他的学生学会了用早期绘画大师的方式，使用相同材料临摹他们的作品。然而，福布斯同时也具有某种力求改变、不因循守旧的倾向。我们得以窥见福布斯的另一个自我，要归功于福布斯家族的朋友、小说家海伦·豪。在其自传中，她记得福布斯曾“失魂落魄地去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参加一场正式婚礼。他头发凌乱，神情茫然，沉重的靴子上沾满了泥点，手持一把正在凋谢的野花。爱默生家族那位如同天使的福布斯，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喜欢音乐，玩竖琴、钢琴和大提琴。在近海的诺森岛，福布斯家族及其亲戚（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有一处圣殿。在那里举办派对时，福布斯会一边弹奏吉他，一边吟唱老歌，似乎总有（如海伦所记述）“无边无际唱不完”的歌。回到波士顿，他的面具人格为之一变。那位早熟的嬉皮士会斤斤计较与人讨价还价，买入查尔斯河沿岸的哈佛大学地产。他觉得，大学里那些抱着书本的人们，尚未赏识那个地区的潜在价值。
在为自己选择博物馆助手时，福布斯也同样不循规蹈矩。有两个名字脱颖而出：一个是博物馆助理馆长保罗·萨克斯，另一个是经常出差在外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兰登·华尔纳。有人猜想，福布斯正是通过那两人，间接欣赏了艺术世界神思飞扬者不同寻常的经历。随着萨克斯（哈佛大学1900级）登台亮相，福格艺术博物馆变成了一个培养新一代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训练营。福格艺术博物馆通过华尔纳，发动了对中国极具冒险的突袭，使中国佛教遗址的雕像和绘画移民美国，也引发了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辩论。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农伯格屋，保罗·萨克斯为少数学生讲授其声誉卓著的“博物馆课”。Imaging Departmen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首先说说萨克斯。1915年，正在寻找助理馆长的福布斯从高盛投资公司挖来了保罗·萨克斯。那是一家投资银行，由萨克斯的姥爷马库斯·戈德曼创建。萨克斯的父亲塞缪尔·萨克斯，成了自己岳父的合伙人。两个家族的根系，都源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父亲希望长子萨克斯能够成为家族公司的合伙人。但是，银行业务无法挑战萨克斯对艺术的痴迷。保罗·萨克斯曾回忆说：“从童年时代起，我一直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我上了大学。但我还是没有死心。我开始收藏版画和素描。毕业后的15年里我一直收藏和研究，期待着有一天机会降临，重返哈佛大学。”
萨克斯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阴山地区安居下来。之前，那里曾是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与妻子莫特以及3个女儿在剑桥城的居所。萨克斯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美术。那是美国所有的大学和学院中第一个与博物馆有关的培训课程。研究班仅限10名学生，通常是每周一下午相聚3个小时，不定期到美国东海岸拥有丰富艺术品收藏的城市进行实地考察。艾格尼丝·蒙恩曾担任萨克斯的研究助理，为他的素描收藏编撰图录。她异军突起，成了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首位女性馆长。谈到萨克斯如何培训未来的博物馆研究员，艾格尼丝回忆说：
长长的房间里是齐肩高、带有宽大隔板的书架，保罗·萨克斯似乎是很随意地挑出一枚古代钱币、一幅波斯小画像、一幅15世纪德国版画或一件中世纪象牙雕塑。他把它放到一位吃惊不已的学生手里，请那位同学对其审美特质、设计或可能的重要意义发表自己的看法。
保罗·萨克斯的博物馆课很快广为人知，仅仅成为其10名学生之一，已成为1921年至1948年期间在上流艺术界寻找工作的敲门砖。共有388名学生参加过那个课程，其中至少有160人在美国主要博物馆担任重要岗位，包括一些著名博物馆的馆长：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美术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以及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思图书馆等。
萨克斯的学生们不仅关心有关艺术的知识和保护，也对征集艺术原作充满激情，并以此为使命。他们学会了恰当对待并仔细研读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珍藏，培育了训练有素的鉴赏家眼力（当时，后现代主义研究员还未对鉴赏家一词深恶痛绝。对他们而言，眼力一词散发着精英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恶臭）。萨克斯的教学活动与爱德华·福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用萨克斯的话讲，爱德华·福布斯“不仅要把福格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一个艺术宝库，还要使其成为设施精良，适宜实现教学目的之地。他打算使博物馆成为一个讲习班，同时，也成为本科生和成熟学者的灵感启迪之地。福布斯不狂热追求博物馆的体量，但对博物馆的质量决不妥协。与其他人相比，福布斯更早认识到让学生与艺术品原作打交道的重要性”。
这必然造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结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博物馆研究员和馆长的晋升已明显取决于博物馆藏品的增长。因此东亚成了购买便宜货的天堂。对福布斯馆长而言，那种情况不仅是一个审美或道德问题，还与眼下的一个实际问题密切相关。1923年至1924年，哈佛大学批准了一个200万美元的筹款项目，计划用宽敞的新馆舍取代福格艺术博物馆现有的狭窄建筑。此举意味着在拟于1927年开放的展厅中，需要有更优质的藏品展示。保罗·萨克斯成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扩建和旅行考察征集藏品的主要筹款人。虽然萨克斯身高不到1.60米，秃顶，身体浑圆如鸭蛋，但他依靠必胜信念以及与局内人闲聊沟通的能力，最终化解了筹款难题。在工作上，萨克斯与福布斯紧密配合，以至于有人给两人起了个绰号“天生绝配双胞胎”。1995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福布斯馆长的女儿罗萨蒙德·福布斯·匹克哈德回忆说：“他们俩是一对真正的喜剧演员。他们会猛冲出去买报纸，嘴里还念念有词：‘有没有谁去见上帝了？’（葬礼是最佳筹款机会）”
钱和艺术品滚滚而来。作为团队，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福布斯讨人喜欢、优柔寡断；萨克斯单刀直入、直截了当。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新馆开幕时所言：“如果没有福布斯和萨克斯两位先生的超级谎话连篇，就不会出现这座崭新博物馆。”
然而，仅靠巧舌如簧，很难将福格艺术博物馆半空的展厅装满，很难为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艺术品和文物打上哈佛大学的烙印。在先辈和课堂顿悟的影响下，博物馆的猩红色神秘感在与日俱增，就像格伦威尔·林达尔·温思罗普（哈佛大学1886级）所表现的那样。1943年，温思罗普把或许是美国最好的中国古代玉器和青铜器收藏（参见彩色插图9）遗赠给了福格艺术博物馆，同时还有一大批19世纪美国和欧洲绘画、素描。据可靠估计，他的捐赠总数约有4000件，是美国大学接受过的最大一批此类捐赠。此举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温思罗普是马萨诸塞湾英国殖民地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1588—1649）的直系后裔。他有魅力，行为古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伯克郡景观建筑师。冬天，他到纽约的联排别墅居住，那里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一个街区（在该馆过道的光荣榜上，温思罗普骄傲地留有大名）。在许多年里，温思罗普在纽约的家，成了萨克斯那些研习艺术鉴赏的学生们的必经之地——收藏家主人则隐姓埋名坐在旁边，对学生们的问答进行评价。
收藏家这类人逐渐成为古怪之人。有些会在学校里抱团。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些孤独的游泳者，自愿探索遥远且充满挑战的水域。格伦威尔·温思罗普就是那样一位特立独行者。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和许多人一样，崇拜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那位人文学科巨匠，开创性地使艺术史成为一门学科。如爱德华·福布斯所言：“问问任何一个那些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人：从哪门学科中收获最多？答案最有可能是：‘从诺顿教授的美术课中收获最多。’前来选修艺术史课的人中，也有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体育生，因为他们听说艺术史课程很容易通过。我认为即便是那些人，也属于‘前来嘲笑的人，留下来成了祈祷者’。”
温思罗普继续在哈佛大学学习，获得了法学学位。但是，律师和生意的重要性，都没有超过艺术对他产生的吸引力。诺顿点燃了他的艺术热情，马丁·伯恩鲍姆又为此添了一把火：“律师源于训练，古董商源于天赋，小提琴家源于内心。”他们一起研究当代西方艺术，一起在中国玉器和青铜器的王国精耕细作。1960年，伯恩鲍姆撰写了自传《最后的浪漫》，他在该书中想象了老年温思罗普在家中的情景：“温思罗普独自吃晚餐，主要是水果和蔬菜。之后，他会读一些喜欢的书，或整理自己所藏珍宝的卡片目录……只有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才有能力贴切描绘出那种场景：软木贴壁的房间一片安静，只有祖父收藏的精致钟表，嘀嘀嗒嗒打破那种静谧……当美妙钟声在房间里荡漾，房屋的主人会如幽灵般移来移去。他悬挂素描，将它们编目，或重新摆放那些中国玉器和鎏金青铜器。”
向福格艺术博物馆捐赠玉器和青铜器的格伦威尔·温思罗普。图为他在马萨诸塞州伦诺克斯市格罗顿镇的自家花园与鸟类朋友在一起。Imaging Departmen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格伦威尔·温思罗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士：他沉溺于自我内省，品味艺术品尤其是中国文物以获得享受。但是，在同一条河流中的其他人，则性格外向，热情洋溢。事实上，在使模糊艺术激情人格化方面，兰登·华尔纳（哈佛大学1903级）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
第四章 胶水桶
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活动的再次启动。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以充满乐观的语调为自己的声明收尾：“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中国那片区域如此广阔，我们寻求的信息如此多种多样，我们几乎不可能一败涂地。我们应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他是唯一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1903级）后，玩赛艇，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馆。他的指导老师是冈仓天心，一位总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今天，人们之所以记得冈仓天心，主要原因是他撰写过一本《茶书》（1906）。华尔纳尊称冈仓天心为“先生”。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1906年，华尔纳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实际上他从1904年起，已经开始了打基础的学徒工作。那时，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在那个团队里，有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和德国考古学家休伯特·施密特（他曾在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接受过训练）。探险队的领队是庞佩利，他是一位地形学家和鉴定家，多才多艺。
兰登·华尔纳
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授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曾4次穿越西伯利亚，他喜欢唠叨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在行李车厢中，见证了白俄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宣布自己成为东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但是，“考古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相互复仇”。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警句来自莫蒂默·惠勒爵士的亲身经历启发。他曾担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也是印度河谷青铜时代古城的发掘者。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华尔纳译为“Tun-huang”）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杰恩是一位拥有药品专利的继承人，曾与人合著“速成布丁俱乐部”1921年度剧本《落汤鸡》。那是一部拿美国禁酒时期开涮的滑稽模仿剧。杰恩身披标志性的浣熊皮外套，脚穿一双轻舞鞋，在剑桥城附近四处闲逛。毕业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找了份研究员的差事，成为那里“纪念大厅的天才主持”。
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馆长对潜在捐款人信誓旦旦，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福布斯接触各类捐助人，总共筹集了40400美元——分别来自福布斯、萨克斯、沃尔特、沃伯特、克伦和洛克菲勒等人的捐款，其中许多人是保罗·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萨克斯对中国之行未抱太大希望，他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也可能空手而归。”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了一句：“也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100倍或1000倍。”
抵达中国后，华尔纳和杰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他们的身边堆放着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左轮枪），以应对前往西安路上面临的问题，那里曾是古代中国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华尔纳总结说：“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肃省及其西部可能发生回族暴乱。我们要先经历暴雨和泥海，之后是干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两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两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临时制作的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发现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法无天。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即Edsina）。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党项人源于中国西藏—缅甸一带，1226年，他们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他写道：
此时，没有城市警卫出来检查我的证明信，没有好奇的弓箭手倚靠在高大城门露台上无所事事，没有小旅馆主人以茶水迎接，好心忙碌地打扫我的房间，或为牲口拿来饲料。一只灰色雏鹰急速飞离筑在灰色高墙上的巢穴。它笔直伸开两只翅膀，在戈壁滩稀疏带刺的灌木丛和鹅卵石之上低空翱翔。那里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就连碧空上的一朵云，以及我脚上的一只甲壳虫，看上去都纹丝不动。此时正是幽灵不愿游走的正午。然而我坚定地相信那座规模不大的空城，里面也保存着魂灵，如那人工所建的城墙一样坚定。我们在那里停留期间，那种好奇感白天黑夜一直与我相伴。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铁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疱，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唐代（618—907）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与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回族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教徒的头部和肩膀》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萨克斯、福布斯及其后台资助者们认为，福格艺术博物馆首批探险队获得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华尔纳能把死人说活的天赋。基于首批探险队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霍尔是铝业百万富翁，属于对中国感兴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支持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即推动中美学者之间开展合作。1928年，那个计划终于修成正果，设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借以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此次华尔纳再次成为探险队的名义领队，虽然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为实施“大计划”寻找中国合作者。
此时，杰恩成为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探险队员在北京停留了几个月，在那里学习中文。如他们的领队所言，他不想“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杰恩学习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国方言讲古代中国流行的骂人脏话”。他还自娱自乐，用文身布满身上每寸皮肤，成为“浴缸里的哇噻景观”。最终，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向着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贺拉斯·斯廷森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越了拍摄记录。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后者把建议信转交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8周路程时，探险队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对后来困难的预兆。此时，探险队已被美国大学的贾斯廷·雅各布斯、杰恩和他的团队重组。在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陪同下，探险队在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暴民。那是一个靠近甘肃省罗汉洞的小村庄。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有更多农民赶了过来，“引发了一场大骚乱”。他们“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协商刚刚结束，当地治安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对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统治的上海警察部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经理的起诉。随后，在外国人租界对面的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兴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达到数百。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要求他必须下台。”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将其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萨克斯注意到，华尔纳确实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该馆将那个岗位给了普艾伦。因此，萨克斯给福布斯写了封便函，对华尔纳研究员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你我都知道，华尔纳不是世上适合常规办公室工作，常规教学工作，或任何常规工作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如此活跃的人，一位如此好的朋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有用之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是我们的幸运。”脱下了考古学家装束，换上了宽松的剑桥粗花呢的华尔纳，从未晋升为正式教授，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艺术”广受欢迎的讲师。那是美国相对新鲜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课程之一。试讲阶段结束时，华尔纳“为20位年轻人主办了一个提供啤酒的正式午餐。他们选修此课程，是觉得它轻而易举。我们曾一同兴高采烈地在艺术博物馆聚会，观看库房藏品，一起刻苦学习应对考试。我会事先告诉他们所有的考试问题，他们以为那样会使生活变得简单。但结果表明，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帮助，与他们想象的不同”。
华尔纳本人的著述十分杰出，思路清晰，充满机智诙谐、顺手拈来的俚语。他认为，“亮闪闪的泛泛之论”令人憎恶。学生若是敢冒这个险，就会被老师用钢笔黑墨汁批上“亮泛论”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把业余时间用于削制木头猎鹰。他十分健谈，属于为波士顿婆罗门常聚之地——“客栈”和“周六”两家俱乐部增添光彩之人。那两家俱乐部，都同样受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在“客栈”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唱起欢乐颂歌：“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投笔从戎。据说——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美国原子弹轰击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轰滥炸。他称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图，详细标出日本的文化遗产地，而把炸弹投到哪里的决定与他无关。尽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两座城市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还授予他二级“神圣珍宝勋章”，那可能是日本颁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等级勋章。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见，他写道：
昨天，我受到了裕仁天皇陛下的接见。天皇接见以简洁著称……这是第一次此类接见，以后再无可能。天皇极为高兴，他让我在他旁边的椅子就坐，似乎不等随从翻译就完全理解了我的英语。实际上，双方都不需要翻译，除了我对宫廷特别着装形式一无所知，可能相当无礼地与他过于称兄道弟……最后，他说天气很热，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上身穿着购自伦敦、用于皇家学院讲座的黑毛毡外套，下身是软棉布短裤）。毫无疑问，我看上去有几分激动，尤其是现场的日本武士无人擦拭额头汗水；而我自己，则有一个需要不断抹去汗水的额头。
华尔纳去世时，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镰仓和奈良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镰仓的圆觉寺展示了他的照片，同时有十几位禅师为他吟诵《莲华经》篇章。
然而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可以减罪的历史背景被忽略不提。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我们上次去剑桥城时，那座博物馆因整修闭馆。但是，我们之前参观时，那里展出的只有那尊观音塑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詹姆斯·库诺在其所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一书中，未将华尔纳征集的任何一件艺术品纳入目录。尽管如此，该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仍从修复敦煌文物所获的知识中受益匪浅，他们对其他主要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壁画展览提供监管、协助，包括波士顿美术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
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国探险的旅行家。离开北京时，你带上地图、挂包、水壶、锡罐、照相机、闪光灯和护照。有人警告你说，省界地区有土匪。过了一会儿，又建议你佩带一把猎枪或自动左轮手枪。最后，你乘坐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火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在那里，假设你手持北京外交机构高官的一封介绍信，提前做好准备去司令部拜见陆军元帅吴佩孚。那里是一处距火车站6.4公里的巨大公园。吴佩孚绰号“玉帅”，是中国西部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阀。据说他是拥兵10万的司令官，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当被引见“玉帅”时，你会禁不住为见到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吃惊不已。它就镶嵌在元帅司令部墙上的地图之间。你没有料到的是，“玉帅”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掌握的英语非常流利。你接受了他的仁慈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期待品尝闻名遐迩的洛阳“燕菜”。
洛阳“水席”宴分成几个小桌，每桌6人。餐厅的外面有军乐团演奏进行曲。晚宴头道菜有8个冷盘，随后是16道热菜。每道菜都由不同尺寸的蓝碗盛装，使用不同的汤汁烹制。当然，主菜“燕菜”是模仿燕窝味道的萝卜丝。至此，宴会接近尾声。“玉帅”起身，晚宴落幕。
你用各种各样的礼物酬谢“玉帅”。此时，你希望与他搞好关系，使你后面的旅途一帆风顺。第二天早上6点，你携带更多安全穿越铁路沿线动乱地区所需的文件，给地方官员的介绍信，以及吴元帅提供的一位骑兵护卫，离开了有古城墙环绕的洛阳。那座古代都城有过昔日辉煌的历史；如今，它已是日渐衰落。你坐上一辆人力车，朝着偏离你目的地南边20多公里的龙门石窟进发。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最终目的地，是传奇的丝绸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过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马在恭候。你骑上马，来到一个守护龙门石窟的小村子。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之后，洛阳成为佛教僧侣的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弋，那些贸易之路被统称为“丝绸之路”。龙门石窟有2345个洞窟，它们在黑灰色石灰岩山崖上开凿而成，供佛教僧侣隐居之用。龙门石窟曾经拥有10万尊雕像，将近2500座石碑。此时，龙门石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尽。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寺之一，作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废弃很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了解、崇敬龙门石窟，尤其是那里的书法碑刻。
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是访问龙门石窟的首位外国探险家。后来，他当上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中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之后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于1907年来到龙门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参观了龙门石窟，他是美国亚洲艺术鉴赏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弗利尔在龙门石窟驻扎了几日，委托摄影师裕泰拍摄玻璃底片照片（现存于弗利尔档案馆）。弗利尔评论说，龙门石窟的艺术，似乎优于他之前看过的任何东西。
在浏览龙门石窟照片时，兰登·华尔纳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宾阳洞雕塑的供养人）两幅礼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给波士顿美术馆。“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兰登·华尔纳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亨利·赛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银行家，这些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虽然在赛努奇家中陈列，但已经被遗赠给了巴黎市政府。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担心自己有关中国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此时，卢芹斋粉墨登场。他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最重要的古董商，与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亚洲艺术收藏家保持着长期互利关系。王伊悠曾撰写过有关卢芹斋的论文，在接受《金融时代》报采访时，她说，卢芹斋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即将中国的古代文物供给有钱有势的现代美国人消费”。从那方面讲，卢芹斋扮演的角色，是为其欧美客户服务的“外来中国仆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卢芹斋原名卢焕文（被一位法国博物馆研究员简称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个默默无闻的生产丝绸的小村子卢家兜。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一位鸦片瘾君子，母亲后来自杀身亡。如《卢芹斋传》作者杰拉尔丁·萝拉所细述：1902年，卢芹斋作为厨师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与中国驻法国使团的商务参赞张静江携手，成立了“运通”公司，合作开展商业经营活动。除了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该公司也经营中国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们用其经营盈利资助了孙中山的国民军。那是他们最精明的投资，虽然从1913年起，民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们仍然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影响力出口文物，其中许多属于清代宫廷收藏。
卢芹斋爱上了经营帽子店的法国女子奥尔佳，但她更愿意与资助自己生意的保护人继续交往。因此，卢芹斋与其15岁的女儿成婚，生育了4个女儿。卢芹斋擅长交际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经拥有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中国餐厅，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卢芹斋的事业始于经营古董，在巴黎第九区的泰特布大街开办了一家小画廊。起初，他只从欧洲进货。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而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文物，许多东西源于宫廷。
经营初期，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今天，大卫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卢芹斋扩展了经营范围，以便向有钱的美国人兜售，如老约翰·洛克菲勒、查尔斯·朗·弗利尔、格伦威尔·温思罗普、阿尔伯特·皮尔斯伯里，以及尤金和艾格尼丝·迈耶。当时，中国在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佛教。而像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之类的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卢芹斋为自己不断增长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户。他把自己的经营重点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一家画廊。
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最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最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最著名商贩。最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最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当他们与一位当地古董商交谈时，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块硬物，那正是我们为之感兴趣的石质头像。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最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最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
回到美国，华尔纳忙于为弗利尔的收藏编写图录，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长。华尔纳注意到，他能把最近所购一尊头像，与龙门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衔接，这要归功于弗利尔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盗贼砍头前的状况。战争已使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华尔纳预言：手持大把现金的美国人，“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
1923年，华尔纳与贺拉斯·杰恩和兼任秘书的王翻译重返龙门石窟。军阀吴佩孚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华尔纳在报告中写道：“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除了出现了一些缺口裂缝外，那里与我记忆中10年前的样子无异。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华尔纳声称，在吴元帅领导下，所有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已被阻止，虽然和平只是暂时的。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华尔纳对此感到悲哀。
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颁布的《古物保护法》，设立了诸如“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们”在龙门石窟的经营，仍在良好运转。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龙门石窟的雕像买卖并非全部经过卢芹斋之手。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1993年，伦敦苏富比落槌了一尊龙门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了一尊观音头像，其出处仅标注为“欧洲旧藏”。可与那尊头像相提并论的，还有已知源于龙门石窟、藏于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普艾伦的大胆进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属于小巫见大巫。那两位美国研究员，征集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两幅浅浮雕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曼为一座崭新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购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而长期主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普艾伦，则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纳入该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长7.62米，宽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纪完工时，显得“清晰而有条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墙处端坐一尊佛像，旁边是佛的弟子和两尊菩萨立像。洞窟两边的侧壁上有一组3尊雕像，为佛和菩萨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为4层，其中有两块浮雕体量最大，无疑也最重要：它们展现了文昭皇后与随从、孝文帝与宫廷朝臣礼佛的形象。下层是恶魔像，上层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场景；最上面一层，再现了维摩罗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经的场面。在中国，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探险队失败后，兰登·华尔纳重返中国。除了在剑桥城教书和博物馆研究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待建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董事们提供藏品征集咨询服务。为了给博物馆物色一个能去现场收集中国文物的人，华尔纳推荐了自己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哈佛大学1930级）。那时，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正在北京学习。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岁时，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画廊，偶遇了亚美尼亚古董商和亚洲艺术专家萨尔基相夫妇，对亚洲艺术早早产生了兴趣。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中期，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博物馆工作。为此，他寻求普艾伦的意见，得到的建议是转学到哈佛大学，“因为波士顿博物馆拥有美国唯一最好、最可靠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只有通过研究、接触实物，你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在哈佛大学时，邓曼·罗斯发现了史克曼的天赋，经常邀请他到家里观看自己的收藏。史克曼选修了兰登·华尔纳的课，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之后在福开森处，他的天赋再次得到了确认。在中国时，福开森见过史克曼，曾当过他的导师。福开森把史克曼引见给私人收藏家，帮助他迈进“闲人莫入”场所。
1933 年，初出茅庐的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在洛阳。图为他在龙门石窟附近淘宝。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查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查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查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查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查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逸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福开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福开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生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对年轻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给予了概括，称其是所有中国物品的鉴赏家：
一天中的最好时光，是史克曼走进屋子，怀里抱着他发现的一些珍宝。当然，他总是在发现珍宝，从周代青铜器到玉蝉。那真是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齐天洪福。我对他的正直诚实感到惊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对那些东西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激情，都会将它们据为己有。可堪萨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东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马王子的吻从梦中唤醒，显得容光焕发。他抱着它们，回到北京协和胡同里的爱巢，如同携带新娘步入圣坛。在那些婚礼中，我常常有幸成为伴郎。但是，短暂蜜月过后，它们被送走，到密苏里州展厅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
堪萨斯城著名的《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兰登·华尔纳与史克曼的一系列通信中，也谈到了那件事。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躺在华尔纳所在哈佛大学和史克曼所在堪萨斯城的档案馆里。1931年秋天，当史克曼第一次来到龙门石窟时，那两幅2.74米宽（皇后）和接近3.96米宽（帝王）的浮雕，仍在宾阳中洞里面完好无损。史克曼在龙门待了一个星期，委托人制作它们的拓片，记下了大量笔记。1932年末，他开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铺里见到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
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曼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和哈佛大学学者威尔玛和费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华尔纳报告说，伯查德已买下《文昭皇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伯查德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查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褶纹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那时候，伯查德正在德国，准备关闭他在柏林的画廊。即便如此，伯查德还是给朋友史克曼写信：“对于你的忧虑之事、无眠之夜，以及所有的麻烦，我深感遗憾……但是，别担心，当最后一块丢失的碎块来到你手里时，我一定会把它们全部修复……我们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已派出了当地的‘原班人马’，给了他们相当好的报酬，让他们把仍留在原址的浮雕碎块一网打尽。我们签了契约。‘原班人马’发誓，至少会把浮雕最佳的部分发送过来……当我错失，并购买了服饰皱纹的赝品时，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聊以自慰。那就是，即便是某位像我这样的更好的专家（原文如此），在征集所有的小碎块时，也可能上当受骗买到假货。”
不管怎样，《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他给萨克斯写信，说自己住在一栋“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我有一位厨师、一位拉黄包车的男孩儿、一条白狗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不讲英语，我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最幸福之人。每天早上，一位老学者过来给我读3个小时《孟子》。到了晚上，一位年轻学者来读报纸、艺术书籍，或侃大山……周末时，我参观城里的寺庙，或去西山游玩”。
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普艾伦的演艺成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3篇文章，记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一起同享欢乐！有谁不相信那样的事，就让他拿起毛笔挑战我吧！我会迎接挑战，给他沉重打击！”
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童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他给萨克斯写信，抱怨说他的做法搞得“满城沸沸扬扬，大意是说，真可惜，那位阳光年轻人已‘入乡随俗’，还‘与中国戏子及其姨太太们放荡不羁’”。然而，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然而，我很清楚（那不是空洞无物的自夸），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我会情不自禁地琢磨，希望那位赶车的孩子晚饭能有茄子吃），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福开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福开森从中协调完成。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1934年，道德弯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伦从随身携带的烟斗中弹掉烟灰，重返中国探寻龙门石窟石雕。他曾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赫伯特·温洛克写信，称“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可与万神殿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媲美的中国艺术），正在遭受破坏，敦煌的一些壁画（最伟大的中国壁画）预计会在北京出现。我应该到那里去，为博物馆收集有关它们的一切信息，无论我们能否得到它们”。抵达北京后，普艾伦很快从北京小道消息工厂听说了一位竞争对手——劳伦斯·史克曼。
普艾伦有一个朋友叫岳彬，从事龙门石窟浮雕经营活动。他向普艾伦透露说，奥托·伯查德已得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普艾伦向温洛克馆长报告，称伯查德“正与老福开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不管怎样，龙门石窟还有更多东西。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普艾伦质问史克曼时，后者“显得相当尴尬”，因为普艾伦“怒气冲冲，他曾希望能及时赶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终安排尚未结束，那些货箱还未运出，史克曼对普艾伦尽量三缄其口，将其视为自己不能随意讨论的博物馆秘密。
但是，《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仍在待价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伦与岳彬联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手中拥有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他会得到10000美元。与岳彬古董店“彬记”所签的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废。艾米·麦克奈尔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
饥饿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当地军队行贿，把它们装入麻袋运往保定。在北京对其进行拼接后，当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内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虚假运货单，用以欺骗海关官员；然后把石雕碎块运至纽约。虽然签署了上述合同，普艾伦仍难以获得“21块主要碎块”，其中可能包括失落的头像。1944年，普艾伦写了一篇有关龙门石窟的文章，对龙门石窟遭到肢解故作惊讶。他一口咬定市场上许多东西都是假货。“龙门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躏的：龙门石窟附近的小村庄在袖手旁观，但是到了夜晚，男人们蹚过腋窝深的河水，从石窟表面敲掉碎块，把它们带到郑州，在那里卖给北京古董商的代理。在北京，人们对那些碎块进行拼接，并满怀热情地根据照片和拓片制作复制品。你会发现男女供养人的头像散布于欧洲、英格兰和日本，人们认为它们是龙门石窟原作。其实，其中绝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不管怎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下属完成了对《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碎块的拼接。之后，它一直成为该馆主要亚洲艺术展厅中的骄傲。
1940年，龙门石窟的故事临近尾声，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同意，考虑到《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应该被分离，不应该每隔几年在两馆之间运来运去轮流举办展览。于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接受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提出的对策：由其返还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该浮雕的预付金，使以总价32000美元征购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得以永久留在堪萨斯城。
20世纪30年代，一直存在依据古董商订货而盗窃文物的活动。保护遗址的努力经常属于竹篮打水。有一件趣闻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乔治·克罗夫茨博士曾负责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个龙门石窟头像。克罗夫茨认为将头像偷运出中国令人羞愧，于是将其买下，并送还给中国政府。但是，当古董商再次拿这同一尊头像向他报价时，他再次买下，把它留给了博物馆。
由于供不应求，假货的数量急剧增长，使藏品出处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仍在继续征购龙门石窟雕像。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藏品的真伪存有疑问。至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75年，当中国官员赴该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开幕活动时，该馆知道中国人对《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感情十分敏感，决定在浮雕前面临时设立了一道墙。
中国作家宫大中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岳彬北京的家中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的残块，并对那些无头残块进行了拼接。岳彬盗窃龙门石窟的犯罪事实曝光后，中国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请求政府予以惩处。1959年，岳彬死于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龙门石窟遗址相对未受影响。当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坏后，增加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洛阳市的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对龙门石窟提供24小时保护。2000年，龙门石窟被宣布为受保护文化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修复资金赞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利润丰厚的艺术经营寿终正寝。第二年，卢芹斋宣布退休。他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声明：“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它集生意和愉悦于一身。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获得或打算获得某些东西的兴奋中度过。在上海掌权的新政府，公开没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时我突然认识到，经营中国文物已是穷途末路。我所有的快乐，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涉及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以下主角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中国）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1931年）：“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a）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学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爱德华·福布斯致信保罗·加德纳（1934年）：“我认为中国政府准许从石窟墙上敲掉那些伟大雕塑，并允许它们离境的行为，是一种暴行。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与从石窟墙上敲落的雕塑毫无瓜葛，我们只是首先听说那些残缺不全的碎块在北京出现，并被拼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理由以此种方式将其买下。为了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我们不惜把雕像一分为二，两家博物馆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强烈感觉，我们是在为人类的利益保护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们真的归属中国，在未来任何时候，如果中国变得足够稳定，组织良好，中国政府有能力为人类利益安全保护此类文物，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博物馆，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慷慨大方和正当的姿态：把那些文物卖回给中国政府。”
兰登·华尔纳（1940年）：“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爱、劳动和美元，应该使批评者哑口无言。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中国事业服务，比中国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卢芹斋（1940年）：“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我们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艺术无国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赞美。与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们能为中国做更多好事。中国为外部世界所知，这些艺术品或许是最佳途径。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普艾伦（1941年）：“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保留给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今后500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将被认为与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博物馆无法将龙门石窟的所有辉煌呈现给你，但是它为你抓住了一个碎块。”
普艾伦还写道（1944年）：“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属于一件流失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物，从未发生过比那更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经流失——我们仅有令人悲哀的碎块可以展示。”
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史克曼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的博物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
第六章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1935年至1936年，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们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位于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厦的英国皇家学院举办。有240家机构向展览出借展品，其中不仅有美国博物馆，还有中国首次允许借给外国展出的一大批“国宝”（中华民国喜欢使用该词）。为运输93箱中的800多件中国宫廷珍宝，英国海军部提供了一艘名为“萨福克”号的军舰。乔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尔·大卫德是当时英国的两位最伟大的收藏家。他们与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协助安排集中参展的艺术品。此次博览会据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展览，轰动一时。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不乏批评之声。
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的背景是日本占领了伪满洲国（之前称满洲），并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中国政府当局希望获得国际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赏中国艺术。因此，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声。西方认为，中国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绘画，觉得外国专家没有能力辨别好坏差别，因而将西方的奖学金项目推迟了几十年。中国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则认为，外国人得到了挑选展品的权利，不能确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大英博物馆征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会允许它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对之声的影响。中华民国急于培养西方对自己的善意，为自己作为崛起强权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拥而至，观众总数（有记录人次数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览的纪录。当时，博物馆组织重磅大展的风气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萧条。正是在那种时刻，中国艺术闪亮登场！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将两幅壁画残片、该馆所获战利品——那尊敦煌菩萨像，以及作为受邀演讲人的兰登·华尔纳送往英国参加展览会。1933年，美国最新的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它将25件展品，包括该馆著名藏品玉璧（参见彩色插图3），以及该馆的未来研究员之星——劳伦斯·史克曼送往伦敦。阿比·洛克菲勒从基奎特庄园运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萨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美术馆缺席了那次展览会。该馆大包大揽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罗斯坚决反对出借艺术品藏品参加展览。因此，美国的主要中国收藏并未在伦敦的展览会现身。但是，那次展览会最受观众欢迎的藏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藏石刻“飒露紫”。那是该馆两件石雕中的一件，来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公元636年，唐太宗（庙号）下令为自己和皇后长孙氏建造陵墓，墓址选在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90公里处。昭陵的周长近60公里，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于九嵕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皇权。其建造者们也指望依靠山体预防盗掘。太宗题字碑刻书：“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
若干年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路过昭陵，他写道：
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昭陵的设计者据说是名扬天下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兄弟俩都是建筑师、画家和宫廷官员。陵墓依山凿石进入山体，设有五道石门；墓室两厢列置石函，里面安放陪葬品。虽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温韬（约逝于公元926年）还是钻进了陵墓，发现里面“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
在建筑设计上，昭陵复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长安的住宅。它被分为三部分：皇城、内城、外城，与长安城布局无异。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统计的近200座附属贵族、皇戚、在宫廷侍奉中表现优异的宠臣以及将军们的陪葬墓。
在任期间，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长安，对唐王朝表示效忠。他们请求唐太宗担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将获天赐履行可汗职责。”突厥人被纳入了唐代帝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大唐帝国欢迎外国人——来自遥远社会的商人、僧侣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国还允许异邦首领死后葬于唐代皇陵，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这也是奖赏、安慰少数民族的一项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种荣誉，也确保了异邦对“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诚。
公元636年，即唐太宗当上皇帝10年后，为纪念自己的主要战功，他下令为自己喜爱的战马雕刻浮雕像。2003年，考古学家对昭陵进行了发掘，出土的柱基表明，那些骏马石刻，曾被安放在一条长廊两侧的亭子之中。宾州大学博物馆所藏骏马，似乎曾被立于第5亭和第6亭。人们认为，阎立本（逝于公元673年）是《历代帝王图》卷轴画的作者，目前，它被藏于波士顿美术馆。人们还推测，那些骏马浮雕（长1.98米，高1.52米，厚度超过30厘米）的设计草图也出自阎立本之手。对于唐太宗下令为自己所骑战马立像，有文献记载道：
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盖之义。
周秀琴博士是宾州大学博物馆高级藏品登记员，她写过有关昭陵及其骏马的论文和文章。她对中国帝王的“帷盖之义”习俗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过去，主人通常保留车幔和车盖，将其与马、犬同葬，显示主人对它们的喜爱和公正。”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意为“拯救世界、抚慰百姓”。他为每匹马撰写了颂词，称赞“飒露紫”是：
紫燕超跃，
骨腾神骏，
气詟三川，
威凌八阵。
唐太宗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征战。公元621年，他征伐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时，所骑枣红马就是“飒露紫”。那件浮雕展示的，是一个广为流传、有关丘行恭将军的故事：当一支弓箭射中飒露紫时，丘行恭将军翻身跃下自己的战马。他拔出飒露紫胸口上的箭，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太宗；自己则徒步追击，用战剑杀死数敌。
“拳毛
”的意思是“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赢得“拳毛”绰号的，是太宗皇帝于公元622年平定刘黑闼叛乱时所乘战马。太宗皇帝对它的赞语是：
月精按辔，
天驷横行，
弧矢载戢，
氛埃廓清。
目前，“飒露紫”和“拳毛”在宾州大学博物馆展出。其余四匹骏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示。六匹骏马中，有两匹马为立马，包括“拳毛”。另外三匹马都伸展四腿作“飞奔”状。六匹骏马全都束尾，将马鬃装饰成独特的锯齿状。那种装束被称为“三花”，表明骑者身份高贵。
唐太宗的统治开创了一段和平繁荣时期。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延续了将近三个世纪。军事上的成功使太宗皇帝把帝国扩张至许多今天已不再属于中国的地方：越南、蒙古国，并往西进入中亚，最远可达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疆域。唐太宗统治的特点是根据能力和受教育情况选拔幕僚，由此建立了功能良好的管理体制。（他担心被暗杀，除掉了两个兄弟。迫使父亲退位后，自己篡夺了皇位。）
唐朝的成功，所依靠的是马，是它建立的骑兵。唐太宗在战场上发现良驹时，会让自己的大将擒获骑手，夺取战马。唐朝初期，马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从3000匹增加到超过70万匹。其中绝大多数拥有突厥马血统，通过进贡或与西部部落贸易获得，包括起源于康国的著名费尔干纳马。唐太宗的六骏，似乎都源于进口马匹。太宗在马背上长大，超乎寻常地喜欢马。曾经有一次，太宗的一匹爱马丧命，他竟愤怒地要下令杀掉马夫。经过皇后谏言，才算保住了马夫的性命。唐朝期间，不仅战场需要马，贸易之路、丝绸之路也需要马。马成了连接中国与北部和西部前线的有效手段。那些道路需要马匹开展邮政，长安与唐朝另一都城洛阳之间的驿站也是如此。
唐太宗不是中国最后一位诗人皇帝，也不是第一位喜欢马的皇帝。两千多年前，汉武帝面临着来自西北武装游牧部落的入侵。在大草原上生活的那些人被称为匈奴人。他们衣着装饰华丽，住帐篷或带篷马车，以牲畜数量计算财富。匈奴男人善骑射，在与汉武帝的步兵作战时尽显骁勇。此时，汉武帝需要骑兵，他们的战马还要快于匈奴人的草原马。
汉代曾尝试在本地繁衍进口马，未获成功。显然，那里的土壤和水缺钙。于是，汉武帝派出自己宠妃的兄弟李广利大将，让他率领一支由40000人组成的军队向西进发，希望从费尔干纳盆地获得汗血马，此举几乎葬送了汉帝国。
这种被称为“天马”的马最初由汉帝国派往西域的使节张骞提到。它精力充沛、高大灵活，远优于草原矮马。张骞报告说：在费尔干纳，他见过一种令人吃惊的马，它流出的汗像血。在汉代宫廷祭祀中，有这样一首赞美“天马”的诗：
太一况，天马下，
霑赤汗，沫流赭。
志俶傥，精权奇，
籋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
有一种理论认为，天马的“汗血”源于一种寄生线虫，常见于俄罗斯马。寄生虫吸附于马的皮肤下面，引发马身上小结节流血。另一种理论假设，长时间跳跃奔跑后，马的血管破裂导致“汗血”。
起初，中国人希望从费尔干纳首领那里购买获得“天马”，出价是一千锭金子和一匹金马。那位首领拒绝了中国人的报价，还处死了汉武帝派去的使节。随后，汉武帝派遣李将军率领军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抵达费尔干纳（大宛国）时，那支军队已是筋疲力尽，忍饥挨饿。于是，天子又派遣60000人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去征服费尔干纳。通过切断供水，中国人最终结束了长达40天的围攻。之后，费尔干纳国王被手下人砍了脑袋。费尔干纳人同意向汉都长安发送3000匹马。然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或许只有30匹，属于“优等”即“天马”血统，有2000匹马死于运送途中。汉武帝没有食言，亲自迎接那些马匹抵达玉门，他还写下了如下诗句：
天马徕，从四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1]
2009年，考古学家在汉武帝陵墓内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在两个巨大的墓穴内，有20个陪葬坑，里面有80匹种马的骨骸——它们是陪伴武帝死后享受荣华的殉葬品。也证实了亚瑟·韦利的理论，即那些神奇的马匹更多用于仪式，而不是作战。未来的DNA检测应该可以核实它们是否源于阿克哈·塔克马。那是一种速度极快、活力四射的突厥马。
汉武帝与费尔干纳的作战，代表了印欧文化与中国之间的早期接触，带来了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唐朝期间，马匹仍被作为主要陪葬品。那么，唐太宗所喜爱的坐骑呢？他去世时，那些骏马浮雕曾沿着陵墓北门“神道”竖立。陵墓曾包括一个祭祀大厅“朱雀门”，以及一座有围墙和许多房屋环绕的“下宫”。那些地面建筑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1924年，在首次前往敦煌探险时，兰登·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曾访问过西安。他们在报告中写道：余下的四件浮雕已被“滑轮搬运”离开了原址，“六骏中的四匹马，已被运至西安城里。我们在那座小博物馆里看到，它们被寒酸地靠着花园墙壁而立，但很高兴安全远离了我们的美元。另外两骏，则多少有些被劈裂、打烂，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骄傲”。
昭陵六骏是无与伦比的杰作，被认为是中国的“额尔金大理石”。对它们的掠夺，常被作为美帝国主义掠夺的例证。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抵达费城的呢？宾州大学博物馆的登记员周秀琴博士，利用该馆档案，再现了“飒露紫”和“拳毛”从西安来到费城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宾州大学博物馆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政策，即不隐瞒该馆藏品征集的历史。）
1909年，法国学者爱德华·沙瓦纳看到昭陵六骏仍在原址。他拍摄的照片，是它们被移出昭陵之前的唯一文献。周博士做研究期间，在宾州大学档案馆发现了1921年的一封信，来自巴黎艺术经销商保罗·马龙，他声称已通过北京的一位中介格罗让先生寄去了一大笔钱，那位中介又派遣加兰奇先生，设法将六骏运走。“1913年5月，六骏浮雕从昭陵运离，不幸的是，浮雕的搬运者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攻击。那些珍贵文物被扔到一处断崖下面”。（马龙补充说，他损失了预付购买六骏浮雕的“一大笔”钱。）
之后，那两件浮雕被运往陕西省旧总督府，送给了该省督军陆建章，以“博取他的欢心”。随后，袁世凯总统把它们正式运往北京，袁曾经是掌管陕西省的军阀。从那时起，巴黎古董商卢芹斋的名字开始与六骏浮雕有了联系。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封信。它表明，若干年后的1927年9月11日，卢芹斋给兰登·华尔纳写信，透露了自己购买六骏浮雕时遭遇的难题：“你会吃惊地发现，这封信寄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不是北京。因为，我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听说，由于出售唐太宗六骏浮雕，中国现任政府想要逮捕我……说到六骏浮雕，你和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曾于1912年被外国人盗窃。”卢芹斋宣称，自己是从北京的古董商赵何方手中买下了两骏浮雕。赵何方认识袁世凯的儿子，提议用六骏浮雕装饰袁家的御花园。当时，袁世凯准备自己当皇帝，正为那场仅持续3个月的皇帝统治忙忙碌碌。袁家提供了特别印章，允许昭陵六骏浮雕离开西安运往北京。卢芹斋在那封信里为自己的行为进一步辩护说：“如果从总统手中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那么，谁还有权出售？如果当时合法，现在又不合法，又会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处境？”
极可能在袁家协助下，卢芹斋得以把两件骏马浮雕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18年3月9日，宾州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戈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库房见到了六骏浮雕。卢芹斋把它们租借给宾州大学博物馆，并提出“免除租借费，那两件石刻，展现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高浮雕骏马”，并且在1921年之前都可以以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后来，狡猾的卢芹斋抬高了价格，称自己的代理“冒了入狱甚至是生命危险”。卡车将两件石刻运往费城。5月8日，抵达宾州大学。为购买浮雕实施的筹款计划进展缓慢，直到一位天使现身。那位金主天使是埃尔德里奇·约翰逊，他是“胜利留声机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宾州大学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他付了12.5万美元（1920年协商价），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浮雕之下。此后不久，时任该馆亚洲艺术研究员的毕士博评论说：“或许，没有任何已存世马匹，像那两匹马那么著名。”至于阎立本，“对于精心创作那些杰作的艺术家，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是，）那些雕刻的本身，证明了他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宾州大学博物馆以那种方式，套住了唐朝皇帝的两匹骏马。
[1]汉武帝诗注释：根据中国十二生肖轮回，公元前101 年汉武帝写此诗时，正值龙年。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写道，“天马”与龙有关，那种神兽与中国皇帝有关。费尔干纳马能载着“天子”登上昆仑山，那里被认为是长生不老之地。因此，“天马”有可能是汉武帝自己获得永生的运载工具。
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
1933年，乔治·凯茨给自己的朋友、导师、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克斯写信，他说：“这个计划最初是一个实验，即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掌握中文。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它已迅速进展，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我觉得很有必要到北京学习中文书面语。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明天前往中国。”
“我刚刚接到你的信……”萨克斯教过著名的艺术鉴赏课，堪称一代博物馆研究员和馆长的导师，他高兴地写道，“我很惊讶你信中所提之事在谨慎进行，很高兴你经常给我写信，以便我了解你的进展情况。在我看来，你要用几年时间打好基础，之后才能在上面建造一座大厦。”
乔治·凯茨前往中国的道路蜿蜒曲折，几乎无人能及。他是学者、鉴赏家、收藏家和演讲家，曾短暂当过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研究员。发现凯茨的伯乐，有可能是诺埃尔·科沃德。凯茨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895年，他到纽约贺拉斯·曼恩学校读预科，却抽时间乘坐一艘帆船前往澳大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茨应征入伍，经历了一场“愉快的战争”，在盟军设在法国肖蒙和德国的总部担任翻译。（凯茨的父亲是波兰企业家，母亲是德籍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德语和法语。凯茨随父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度过了童年，得以流利掌握几种欧洲语言。）
凯茨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的痴迷，超过了他所从事过的任何其他职业。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忠心耿耿，也超过了其他美国人。晚年时，凯茨成为首屈一指的明式家具爱好者，撰写过一本有关明式家具的书——那些流行于16至17世纪的椅子、桌子、餐具柜和床具圆润简朴、实实在在。人们认为，中国明式家具与现代起居室相得益彰。
凯茨年轻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专业是建筑学。到了大学三年级时，他转学到哈佛大学，在那里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22级）。随后，他开始了自称是“三明治”式的学术日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文学教师的同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萨克斯慧眼识珠，发现了凯茨的聪明才智，在其家庭状况每况愈下时给予支持，推荐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首先是谢尔登游学奖学金，让凯茨去英国学习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之后向他介绍了古董商、收藏家，以及诸如索米耶家族的法国城堡主和17世纪子爵堡的女城堡主。还邀请他陪同参加美国大亨“J.P”（摩根）的法国自驾游，前往博韦、亚眠、勒图凯，最后穿越英吉利海峡。“今天早上，我在萨克斯教授下榻的酒店与他共进早餐……昨天，我与萨克斯去了趟古董店，那里的东西质量绝佳。晚上，我们去‘大使酒店’观看了‘同性恋表演’。”正如凯茨对一位朋友、克利夫兰博物馆研究员亨利·塞勒斯·弗朗西斯所说，他被隆重推出并受到了“良好的照顾”。
几年之内，乔治·凯茨从一名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一个新秀组织的成员。与许多朋友不同（其中有布朗大学的资助者罗德岛家族后裔约翰·尼古拉斯·布朗），凯茨的崛起更加引人注目。凯茨的父亲对子女严格管教，认为应量入为出，未给凯茨及其妹妹碧翠斯留下任何财产。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台阶上，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偶遇了乔治·凯茨，将他从拮据生活中拯救出来。洛厄尔校长向阿道夫·朱克推荐了凯茨。朱克是匈牙利人，地位显赫，掌管着派拉蒙电影公司。那次偶遇，决定了凯茨此后五年的生活。1927年9月，我们的年轻学者凯茨来到了洛杉矶。最初，他的“时薪只有52美分，作为制片人沃尔特·旺格的助理”。即便如此，如凯茨所说，那个工作让他得以东跑西颠：在牛津大学伊希斯河上泛舟，在圣塔莫尼卡的庭院游泳池戏水。
沃尔特·旺格曾在达特茅斯读书，属于掌管好莱坞制片公司犹太人大亨中的上层。人们认为他在电影《沙漠情酋》中，把鲁道夫·瓦伦蒂诺塑造成了一位明星。旺格喜欢制作带有外国韵味的电影，凯茨在任期间，旺格捧红了宝拉·内格里、奥尔加·巴克拉诺瓦和莫里斯·希瓦利艾。此后，由于要完成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中世纪法国艺术的消失及文艺复兴的到来》获得学位，凯茨度过了被他称为“应用考古学”的五年快乐时光。他成了一名舞台顾问，对宝拉最后一部电影中的欧洲场景，如法国建筑门框使用什么五金器具等，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回答诸如“法国蜡像博物馆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如何布置展品说明”“巴黎顶级珠宝店外面用何种招牌”“法国园丁有何特别服饰”等问题。凯茨钻进制片公司的图书室研究，或到外面街道、私家花园和乡下转悠，寻找合适的电影场景。
在影片如何表现欧洲习俗方面，凯茨成了最后把关者。他会来到某场景拍摄现场，“让自己投入角色”，对拍摄中出现的差错拥有否决权。比如，“弗洛伦斯·维多的举止更像天主教徒，而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以免使公众产生困惑”。凯茨相当迷恋好莱坞贵族，特别是作为“编外”“令人陶醉的黑美人”娜塔莎·加利齐纳（她嫁给了旧罗门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沙皇的侄子），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波兰影星宝拉·内格里（她最近嫁给了一位格鲁吉亚王子塞奇·姆寄瓦尼）。凯茨说：“宝拉宛若宫廷里的女王，她明眸善睐，很容易使人想入非非。我被引见给她的第一天早上，就见识了安排最缜密的仪式。她在三四位女仆和一位秘书的簇拥下，显得如此高贵优雅。”
制片公司的贵族们，也同样被凯茨的魅力征服。凯茨与牛津大学的关系，使他在好莱坞获得了声望。而牛津大学则垂涎好莱坞的钱包、气候和加州魅力。最后，在好莱坞从无声电影向“说话”电影转型时期，凯茨当上了派拉蒙电影公司对外部的主任。新的工作岗位使凯茨得以往返穿梭于法国儒安维尔、加州好莱坞和纽约长岛。那里的舞台拥有最新音响系统。凯茨前往那些地方，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外国市场“搜罗各种荒诞不经之事”。但是，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给所有那一切画上了句号。1931年，派拉蒙电影公司关闭了在长岛的制片厂。凯茨丢掉了工作，只留下一些积蓄。他搬到了罗德岛的桑德斯顿，在那里一座老鼻烟厂附近，买下了一栋黄色护墙板房。
正是在罗德岛，凯茨阅读了亚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波尔·巴克的最畅销小说。他开始专心致志自学中文，“使自己成为一名汉学家”。第二年，在征求了兰登·华尔纳的建议后，他来到了维多利亚港，从那里登上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亚洲皇后”号轮船。抵达北京后，凯茨立即入读华文学院。他避免与外国人为伍，被那帮老外起了个绰号“牡蛎”。凯茨终于安顿下来，租用了某位前宫廷太监的一座院子，聘用了两名儒雅古怪的用人。从他的住所到紫禁城和北海，步行只需5分钟。
“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你拥有自己的朱红大门，上面屋脊陡峭，附带着遮檐。宽大方正的院子里种有洋槐树。夏天，可以在院子里的大片地方种花。”一切都简简单单，凯茨进一步描述道，“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抹平过的地砖已让人心满意足）、没有取暖设施（除了几个铁炉子）、没有我曾经安装过的管道……但是，我居住的房子极其舒适。与我认识的西方朋友的居所相比，我的住处，属于更加地道的中国式。”
凯茨很快开始收藏。“引以为豪的宫殿被拆除或破坏。每个小商人都在倒腾美术，脑海中幻想着崭新的希望。他们能说会道，急于寻找像我这样的老外买家。然而，对于我想买的日常物品，如果人们知道你不富裕，中文讲得也不错，你绝对不必担心自己受骗，或恶心地发现自己受骗买到了假货。此外，我从不指望脱离实际情况拼命杀价，或连根拔起。我那些毫不张扬的上等家具，桌上那些简洁金属器皿或瓷盘，都是我受到它们的吸引，在不慌不忙中买入的。”
凯茨不但批评移居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品位也颇有微词。“那些单调、昂贵的瓷器”，以及“他们以最奇怪的方式使用那些俗气的清朝官服，真是一种罪过”。然而，他极其认真的努力经常使“牡蛎”变成老外社区中的笑料。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居住，是凯茨的朋友和同事。他从《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那里续租了一处房产。他对那里进行了重新装修，增添了游泳池和草坪。1941年，阿克顿出版了长篇小说《牡丹与马驹》。在书中，他对凯茨进行了讽刺挖苦，将其假想为来自英格兰南部克里登的英国人菲利普·弗劳尔：
他（弗劳尔）与中国人的友谊一败涂地。或许他太过勤勉地想要与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搞好关系……他刻苦钻研中国古典著作。有时候，午夜已过，他仍在额头围一条湿毛巾，继续发奋苦读。他一直希望，中国人民难以捉摸的精神，会在他自己选择的流放地发出新的光亮，使他的生活方向得到新的指引。他希望自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与他们相逢，并被接受成为其中一员。他最喜欢被一个中国家庭收养。他幻想着自己祭拜孔子，在清明节外出为祖先扫墓，却忘记了他的挚爱和最亲近的人，绝大多数都埋葬在遥远的英格兰。
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对凯茨不屑一顾。老资格外国汉学家福开森，曾对兰登·华尔纳评论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同事，包括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德克·博德和劳伦斯·史克曼。华尔纳称凯茨是一件最佳拍卖标的，是“一位拥有非凡天赋的人”，并且“阅历广泛”。他补充说：“我想，他进入中国艺术领域的情况与我一样。当时我刚刚知道，一个世纪前，伯纳德·贝伦森对中国艺术产生兴趣时，选择的也是同一主题。那时我希望，一位有贝伦森背景的人能够来到中国，学习中文，拥有了解中国艺术知识的能力。凯茨博士则很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在凯茨的大量通信中，总少不了与哈佛名人正式访问中国有关的趣闻逸事。其中一个故事与约翰·马昆德（哈佛大学1915级）有关。他是作家、评论家和波士顿婆罗门编年史作者。马昆德把那次访问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明黄》。1934年，他参加了前往山西省五台山的探险队。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山之一，其5座高台峰顶上各有一座佛寺。华尔纳曾警告史克曼，说普艾伦“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身边带着一大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景观建筑师弗莱彻·斯蒂尔，“一位极其聪明、有鉴赏力的人”。还有3位女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的遗孀爱德华·罗宾逊夫人；来自缅因州巴港镇富婆，“一位聪慧、因其对艺术、音乐等狂热而闻名遐迩”的墨菲夫人；以及波士顿老姑娘玛丽·维尔莱特，“她是所有美国印第安艺术的赞助人，也推动了美国西南部陶器、染色和编织业的发展”。普艾伦将此次探险视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征集之旅——寻找波什·雷茨所购那尊伟大北魏鎏金铜佛丢失的“背光”，那会轻而易举地让他的富裕金主再次奉献出真金白银。普艾伦也借此机会，轮流劝说那些上了年纪的遗孀，恳请她们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邀请凯茨担任随队翻译，他的中文已是炉火纯青。探险队有一队随从和扛行李的脚夫，如同“路上一列长达800米的火车”。普艾伦则像一位“马戏导演”，也把那支队伍变成了“马戏团”。据凯茨记载，马戏团在“旅行后期变得极度喜怒无常”。虽然他们的旅行“极其奢华”，“早上有大杯橙汁”，以及有玛丽·维尔莱特用“绿色哈佛大学书包”带来的葡萄干。离开铁路终端山西首府太原后，“马戏团”在贫瘠乡下行进了三周。普艾伦进行的藏品遗赠协商，也是“许多遗嘱、许多限制”，为其此行增添了压力。
事实证明，那次旅行探险变成了一次滑稽的荒唐事。36年后，凯茨接受了马昆德自传作者米利森特·贝尔的采访。凯茨回忆说，“马戏团”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放荡者和保守者，或者说鲁莽的思想者与畅饮者，和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反对者。所有的外国人“社会”凯茨都不喜欢。他厌恶他们之间的争吵，发现他们既愚昧无知，又自大傲慢。但是凯茨喜欢马昆德，他仍记得一些美好时刻，特别是某一天，两人脱离了队伍，独自爬上了一座山峰。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寺庙的僧人，摇摇晃晃端着沉重的银板，为他们送来了野餐。最后，两派内讧小集团返回了北京。他们租了一座王府，试图用一场盛宴握手言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凯茨告诉贝尔，宴会“以打碎玻璃杯和掀翻桌子落幕”。
后来，“马戏团”还去参观了北京附近的一座寺庙。领队仍然是普艾伦，凯茨担任助手。凯茨这样描写罗宾逊夫人：
那种帝王式气派你从未见过！爱德华·罗宾逊夫人外出如同上朝：椅子、脚夫、灯笼、跑腿人一应俱全，甚至还把一张弹簧床抬到山上，供其到达山顶后在上面打个盹儿。之后，人们又让“曼彻斯特女公爵”（在北京，人们如此称呼罗宾逊夫人）坐上恭王府的椅子（一把相当不稳固的古董椅子），再次把她抬下山。那炫富场面可真是壮观。
乔治·凯茨与溥儒在北京恭王府花园。
凯茨更喜欢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溥心畬（原名溥儒）一起去北京的花园、寺庙远足。溥儒是恭亲王的孙子、溥仪的堂兄。凯茨认为，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溥儒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溥儒擅长宋代山水画，与伟大画家、有时也是造假高手的张大千并驾齐驱。溥儒有许多外国朋友：侨居中国的美学家、有抱负的书法家哈罗德·阿克顿，史克曼，当然还包括凯茨。恭王府是一处日渐破落的王府，曾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住宅，后来被恭亲王占据，直到他1898年去世。恭亲王死后，恭王府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被描述为中国北方最伟大的城市园林。20世纪30年代，恭亲王的后裔溥儒返回恭王府居住，在那里研习文人绘画、书法（目前，恭王府及其花园已成为一座博物馆）。凯茨在自己所著书中，对溥儒的品位大加赞赏，称其是“高贵之人，生而非凡之人”的例证。阿克顿是溥儒的学生，他对溥儒挥毫泼墨，运笔自如的作画场景有如下描述：
他在一张平板长桌上作画。动笔之前已对所画场景成竹在胸。他作画不是大而全：山峦起伏，一条小道从海边蜿蜒而上，抵达一处绿荫遮掩的小村庄。在人物的周围，有悬崖、松树，波浪之上有渔舟。山峰着墨逐渐淡化，消失在远方。那是一种复杂的立轴场景，一气呵成，跃然纸上，没有可能对其进行任何修改。因为，他的每次出笔都直接而果断，要么击中，要么打偏。
凯茨在紫禁城附近居住了7年。1952年，他出版了《丰腴年华》一书，讴歌和详述自己在古都北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大学上中文课时，凯茨身穿学者长袍，坐硬板凳，教室里面没有暖气。不上课时，他享受着自己的特权：一张进出紫禁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特别通行证。他是另一位外国汉学家福开森之外，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你想在那里查阅什么？翻看18世纪乾隆皇帝时期展示北京几乎每座建筑的《京城全图》？没有问题，绝无戏言！想看18世纪复制的宋代卷轴《清明上河图》？当然可以！那幅卷轴画是如此有名，以致“为将其归为己有，某位宫廷大臣最终竟毫不犹豫地谋财害命”。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1941年春天，凯茨的田园日子告一段落。那时的美国人已不可能在日本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
那天降临时，就像外科手术开刀。第一件东西被拖进院子，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一行人……我下定决心，至少要与我的财产厮守在一起。然而，似乎有太多东西正离我而去，甚至连我的大木柜也开始吞噬我的桌子、椅子……我的地毯、毯子，我的茂盛植物、花卉，我习以为常的大量书籍，我生活其中的所有文化设施，都消失不见了……最后，我们的房屋，已变成空空如也。苦力们把那些最大箱子运往使馆区的一个仓库。那里的人们紧张兮兮，一起慢腾腾地抬起沉重箱子，把它们搬过高大门槛。此时此景，仿佛在举办一个令人感伤的葬礼。
随后，有很多人前来为凯茨送行。在火车站，他的两个男仆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凯茨写道：“从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诗词中，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离别是生命中的重大悲伤时刻。”之后，送行的人们转身离去，消失不见。凯茨则在车上寻找自己的座位。
此后两年，凯茨作为古根海姆资助的研究员，把自己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堆里。他与员工交流，讲的中文超过了英文。他继续进行在北京启动的工作，撰写一篇有关北京紫禁城起源的长文，并于1943年出版。同年，凯茨重返中国。他从印度东北部城市阿萨姆飞越喜马拉雅山，也就是“驼峰”，经缅甸抵达重庆。他此行的目的，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当时那个机构依附于美国大使馆。那是一次无法留下记录的任务。凯茨的工作似乎始终是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具有文化价值的中国文献，以及对战略情报局有价值的情报。凯茨一直在重庆工作，直到1945年3月9日重返美国，到成立于旧金山、羽毛尚未丰满的联合国担任翻译。为此，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语言研究”的工作岗位。凯茨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联合国宪章》翻译成中文。
1946年，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凯茨收藏的明代家具展览。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1947年至1949年期间，凯茨曾在该馆做过一段时期的研究员。之前，美国人更热衷收藏的是与维多利亚室内装饰风格相辅相成的华丽中国雕漆，包括组合家具中的屏风、“宝座”和古董橱柜等。美国人以为，紫禁城里的居民喜欢那一类东西。凯茨可不随波逐流，他更愿意追随效仿中国知识阶层的文人雅士，钟爱那些“精致、含蓄、宜于家居，而不是宫廷摆设”的物件儿。如凯茨本人所解释，他所藏的“一系列朴素高贵家具，属于几乎不为西方所认知的东西。在西方，过度繁杂的家具流行过度。其原因既源于19世纪西方愚蠢的整体品位水准，也源于市侩商人们的既得利益”。随后的1948年，凯茨与妹妹碧翠斯合作，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碧翠斯是室内装潢师，1937年至1938年，曾在北京陪伴过凯茨。《中国家具》一书中印有凯茨朋友们的一些藏品照片，包括著名的权威收藏家古斯塔夫·埃克的藏品——他本人也撰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著作。
但是，凯茨担心，众神会嫉妒他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宁静岁月。因为他注意到，“丰腴年华过后，接踵而来的，可能是消瘦春秋”。后来，凯茨经历了许多奇怪工作：咨询、讲演，偶尔写书、写文章。尽管如此，凯茨漫长一生的下半场，最终以下旋的方式终结。中国研究员和学术研究职位在美国都消失殆尽。那时，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对“中国帮手”们揪住不放。战争期间不幸在重庆工作的凯茨等人，因将中国“拱手让给红色共产党人”而备受责难。
使凯茨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有3件事：其一，他或许是同性恋，尽管没有公开；其二，他是犹太人；其三，在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对与世隔绝的共产主义中国没有兴趣。凯茨在坐吃山空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将所藏书籍捐给了教友派信徒，将幻灯片交由朋友保管。1954年，凯茨经历了一个“饥荒夏季”。1955年，他在帕克·贝尼特画廊拍卖了自己心爱的中国家具。凯茨哀叹道：“拍卖会人山人海。洛克菲勒先生来了，伊利安娜公主来了……有些东西流拍了，另外一些东西，则拍出了不可能的价格。我的书桌卖出了1000美元。那曾是我自己的书桌，现在已不再属于我。我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已永远凝固了……”在另一封信中，凯茨进一步写道：“那些家具去了休斯敦之类的地方（有3件拍品目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所有小装饰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的书架、柜子，阅览室或教室……真是罪该万死！而我只能坐着敲打这些文字，在一间充斥廉价家具的房屋里备受惩罚。”
“对我来说，这个季节使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居无定所，无美物可享，无书籍支撑，无隐私保障的生活。没有人认为我‘有资格’成为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岁月的代价，确实是超乎想象的高昂。”尽管如此，凯茨撰写的书仍常常成为付梓杰作。1956年，在一切回归正常后，凯茨写道：“真正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时光，用于“复兴、发现、唤醒、还原一个伟大民族历史的一个阶段。我用了7年时间，通过阅读中国人的书籍和各种各样详细注释的善本，以及大大小小的相关文物，真实记录了中国人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
1990年，凯茨在罗德岛米德尔顿的一家疗养院谢世，一贫如洗，被人遗忘。凯茨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代家具狂热横扫古董市场的场面，因此也避免了一场苦乐参半的体验。中国明代家具的吸引力，部分源于其材质的稀缺，许多树种已经灭绝。最受人追捧的，是一种被称为黄花梨硬木的木材制成的家具。那种“黄花梨树”属于红木，产自中国南方的海南岛。“明代家具之王”安思远是纽约亚洲艺术古董商的长老，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权威著作。他购买过凯茨收藏的一些家具，并在1961年纽约第七大道军械库艺术展上将其出售。“明代家具不为更多人欣赏的唯一原因，是它们的数量太少。”安思远解释说，“中国家具是装饰艺术中唯一真正的世界公民。只要你给它足够的呼吸空间，它能与任何其他风格装饰相得益彰。”
牛津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克雷格·克鲁纳斯写道，明代时期，“家具不仅是‘文明生活’之必需，也是延绵不断的道德和审美说教的组成部分。完美的家具能在道德上备受人们推崇”。一间明式学者居所的简单家具中，会包括“一张长画桌、一把书写椅、高衣柜、凳子和椅子、打坐台、脸盆架、一块屏风以及一张架子床”。凯茨当然会同意上述说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具因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遭受厄运。据香港一位古董商说，红卫兵会“烧它们，打砸它们，砍掉椅子上的扶手，或在橱柜门上挖洞”。中国家具拥有独特的榫卯结构，几乎不用胶水或钉子，因此也极易被物主拆卸，藏于柴火堆下，堆到大街上，或将其运往乡下。那些人可不想因为家具被逮捕，被贴上国家的资产阶级敌人标签。今天，虽然你可在中国购买明式家具，却被禁止出口任何超过一百年的老物件儿。
1996年，即凯茨去世六年后，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107件中国明清家具：椅子、桌子、橱柜和屏风，创下了此类拍品1100万美元的拍卖纪录，比最高估价750万美元高出了400万美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拍下了一张黄花梨传统画桌，时代为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则拿下了拍卖图录中的最珍贵拍品：一件高大的17世纪固定屏风，其原装大理石嵌板上有着自然山水条纹（两位当地收藏家露丝和布鲁斯·代顿对此给予了资助）。如《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丽塔·雷夫写道：“那场拍卖标志着市场上中国家具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收藏家忽视。”
明代家具以其材质稀有、简朴大方，将使收藏家继续痴迷。1996年佳士得拍卖时，恰逢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一个特别展览——“屏风之外——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家具”，策展人是南希·白灵安。乔治·凯茨的明代家具，已不再是艺术世界的孤儿。
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
我们的时代属于互联网，正如美国的镀金时代属于铁路。这两个时代，都面临了席卷全球的巨大创新力量。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家大政方针，甚至是艺术品市场。在美国，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提醒：建成世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1863年，那个巨大的工程破土动工。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交战正酣。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一项集体创作。参与者中有冒险金融家，有战场经验丰富、习惯于指挥或服从命令的退伍军人，还有大约14000名中国移民劳工。中国劳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找到工作，在筑路劳动力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据说，一位金融家曾对此评论道：“毕竟，中国人知道如何建造长城。”
从全球视角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做出了使用蒸汽动力和钢制品的决定。自此，“铁马”动摇了既定的军事战略模式。1888年，年轻的柯曾勋爵在一个遥远、完全不同的地区，成为首位乘坐俄国刚竣工跨里海铁路火车的英国乘客。即将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他，立刻领会到那条铁路严峻的军事意义：沙皇军队可通过铁路，迅速大规模调动，不再依靠马力缓慢抵达激战的遥远前线。英国防卫印度的能力，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几年后，俄国建成了跨西伯利亚铁路，那是全球最长的一条连绵不断的铁路（约8590公里）。有多达20万名中国劳工，用汗水和肌肉参与了那条铁路的基建。柯曾勋爵在英国纽卡斯尔举办了一个讲座。当他细述那些铁轨的战略意义时，他从前的牛津大学同学、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被深深迷住，很快成为“地缘政治学”悲观的创始人，以一种全新方法，对战略风险进行判断。
人算不如天算。“火车头上帝”的助推，吹大了西方艺术品市场上的东方瓷器泡沫。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草原之州的小麦开始涌向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此举带来的结果，是消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了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中国瓷器。
然而，铁路革命也带来了一个罕见荒谬的副产品。它培育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新一轮激情。那些文物反过来，又与中华帝国境内的铁路延伸有关。中华帝国大地挤满了贵族墓葬。筑路的工人们会无意或有意挖掘它们。在收藏亚洲艺术方面，巴尔的摩的显贵威廉和亨利·沃尔特斯一马当先。1886年，在纽约一场拍卖会上，他们以18000美元的高价，拍下了一件中国瓷器“桃花天球瓶”，令人瞠目结舌。
在猎取亚洲艺术新一轮激情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标杆是查尔斯·朗·弗利尔。他属于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者，以制造有轨电车赚得万贯家财。弗利尔花费了大量钱财前往日本和中国旅行、收集世界级艺术藏品。同时，弗利尔获准在华盛顿建立了一座艺术博物馆，成为首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随后华盛顿国家广场又建起了6家同类博物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弗利尔迫切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切实行动，对危在旦夕的中国文物予以保护。此举虽然徒劳无益，但令人称赞。然而，这位不近情理的工业巨头，在现有的佛龛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合适位置。他身材瘦削，性格孤僻、挑剔、别具一格，留着英国画家范戴克式的胡子，还打理得整整齐齐。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说，弗利尔是典型的孤独者，他“把自己裹入蚕茧，与其所处时代的卖弄、喧闹、华丽相互隔绝”。底特律的竞争丛林中你死我活，即便在那里，弗利尔也培育了“一个私人世界：文雅、宁静、出类拔萃”。他是一位不知改悔的单身汉，结交了许多意志坚定、不按常理出牌的唯美主义者朋友，例如，美术博物馆学者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以及美国最怪僻的画家、反物质主义叛逆者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因此，弗利尔收藏了最完整的惠斯勒代表作，包括内有青花瓷装饰的孔雀屋）等。
1900年，由于一直以来对物质的敏锐追求，时年44岁的弗利尔，已作为百万富翁享受起半退休式生活。这样的生活与他的性格很不相符。几年后，弗利尔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爱好者，又干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设法说服了缺少文化的华盛顿官员，同意为他视同己出的异国藏品提供一座城堡。此举史无前例。因此，弗利尔为自己赢得了一句墓志铭，与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室授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那块墓碑类似，上面刻着：“如果你在寻找他的纪念碑，四处张望即是。”
1856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纽约州金斯顿市，属于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为躲避宗教迫害，胡格诺派教徒逃离了法国。与许多其他异教徒一样，他们在美国的哈得孙河谷，找到了受人欢迎的庇护所。弗利尔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没有多大的本事。弗利尔在14岁时辍学，先是在附近的水泥厂打工，之后到市里的一家杂货店当记账员。在那里，他在新成立的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找了份差事。该公司的办公室与杂货店同在一座大楼。作为当地工薪阶层的出纳员，弗利尔出类拔萃，成为上司弗兰克·赫克的明星门生，并在公司迁往底特律时与其一起工作。在底特律，两人一起爬上了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那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其他公司，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造商。
查尔斯·弗利尔不仅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也是一位喜欢挑剔的公司副总。然而，作为19世纪80年代一位冉冉上升的底特律公司高管，他没有随波逐流。赫克上校（西美战争期间，赫克在军队短暂服役，之后自封为赫克上校）建造了一座艳俗的建筑，模仿的是法国带角塔城堡。他的小兄弟、合作伙伴弗利尔则不以为然，在毗邻的一块土地上低调行事。弗利尔用金斯顿当地产的紫褐色石材，建造了自己的木瓦风格住宅。室内的特色是非正式镶嵌家具和敞开式大空间平面布置。弗利尔住宅的设计者是威尔逊·艾尔，一位具有当代意识的费城建筑师。按照弗利尔的个人喜好，室内有大量刷漆的木制家具。弗利尔在那栋住宅，款待从底特律行家中挑选的朋友，分享自己探索美国东海岸艺术世界时的奇闻趣事。19世纪90年代期间，弗利尔不但定期前往欧洲旅行，在那里与惠斯勒会面（地点是他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私宅）。弗利尔还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购买了一处别墅，作为与审美情趣相投朋友们的聚会圣殿。在那里，他与艺术家洛美因·布鲁克斯（以创作雌雄同体的女人肖像为人所知）及其他男性伙伴成了朋友。弗利尔还探索了卡普里岛附近的马托马尼亚洞窟，与朋友们一起吟唱波斯诗人奥玛开阳的诗句。
那时，弗利尔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收藏细菌。去纽约旅行期间，他开始购买当代欧洲和美国的版画和素描，直到1889年，日本水印版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年，弗利尔在葛洛里埃俱乐部参观了一个日本水印版画展，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同时，费诺罗萨刚到波士顿美术馆任研究员不久。在其影响下，弗利尔扩展了自己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他经常定期拿出200美元或更多，作为“专家服务费”酬谢费诺罗萨研究员，请其为自己可能进行的藏品征集提出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结交的其他艺术家，弗利尔也对他们的意见孜孜以求。1889年，弗利尔拜访了德莱特在纽约的工作室，购买了他刚刚完成的首幅画作。那是一幅朦胧景物画，与惠斯勒的绘画风格相似，描绘了月光下散发着微光的大干草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利尔选择收藏的美国艺术品中包括了温斯洛·荷马、阿尔伯特·平卡姆·赖德、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阿博特·亨德森·塞耶的作品。至今，那些艺术家仍备受尊敬。
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
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
弗利尔捐赠的消息公开后，他惊喜地发现，美国主要报纸都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欢迎。谨慎的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们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弗利尔拟捐赠藏品进行审核。该委员会成员中并未包括任何亚洲艺术专家。那时，弗利尔的藏品仍保存于他位于底特律的家中。该委员会的领导是兰利秘书，成员包括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前密苏里州议员约翰·布鲁克斯·亨德森，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以及万能的项目联络员、贝尔的女儿玛丽安。他们用了5天时间，对弗利尔的珍藏进行核查。后来，玛丽安·贝尔对他们的评估给予了如此描述：“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被亨德森议员一言以蔽之：‘那些藏品都是各自类型的尤物。但是，那些类型真是让人抓狂！’”
然而，弗利尔在白宫找到了一位强大盟友。罗斯福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亚洲。189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他便大胆命令海军上将杜威的太平洋舰队开进马尼拉湾，从而在菲律宾插上了美国星条旗。1903年，罗斯福在旧金山做总统演讲时，对一群疯狂鼓掌的听众说，“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太平洋的顶级强国”，尤其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指日可待。“来到太平洋海岸之前，我是个扩张主义者，”在一片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中，罗斯福声嘶力竭地喊道，“来到旧金山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任何人……除了成为扩张主义者，还能成为什么。”
出于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弗利尔，支持他的捐赠。1905年12月13日，总统先生给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其接受弗利尔的藏品，包括“中国和日本最著名古代大师的数百幅作品”。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总统补充道：“那么，我将有义务采取其他方法，努力避免美国政府失去一批最有价值的收藏，那也是任何个人捐给任何国民的最有价值收藏。”1905年12月14日，罗斯福邀请犹豫不决的董事们来白宫参加晚宴，对弗利尔捐赠事紧追不放，视其为美国到达鼎盛时期的象征。罗斯福弱化了此事带来的法律问题，放大了捐赠的重要意义。1906年1月4日，一封电报通知弗利尔，他提出的条件已获得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以华盛顿办事标准看，此事办成的速度如同坐了喷气飞机。
弗利尔再次踏上了征途：公路、海路、铁路，为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博物馆寻找新的珍藏。这样的生活在1911年之前一直是他的常态。如阿莱因·萨里嫩所写：“弗利尔，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在为自己和国家不停买入。他到哪里，都如入无人之境。他是一位潇洒、做事缜密的绅士，总是摘下他的圆顶礼帽、草帽、黑色小礼帽或白色巴拿马草帽，让所到之处的人们为之倾倒。‘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所有培训和辅导，’他曾给国内写信，‘在我了解把握前，我不想杂乱无章地胡乱购买。’”
弗利尔注意保持低调，过去他就是靠这个策略获得了生意老伙伴弗兰克·赫克的信赖。弗利尔在北京的目标，是所谓的“鞑靼城”。那片街区已是摇摇欲坠，挤满了古董店。他在那里的酒店租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套房。他对卖家们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买家，为一家美国拍卖公司进货。“除了两三个可靠的美国人，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他对赫克说，“以免客人们进入那家又大又气派的酒店（北京六国饭店），摸清我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补充道，起初，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唐、宋以及元代的早期绘画代表作，结果使他大喜过望：“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总之，“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收藏！”
弗利尔还向赫克报告说：“此行来去匆匆，我对古老的中国只算是走马观花。但是，它印证了我以前从其他不同渠道获得的印象……与中国相比，日本仿佛只是一个仿真娃娃！”此后，他决定大幅度扩展旅行范围。1910年至1911年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亚洲之旅。与中国朋友和美国外交官商量后，他准备独自前往中国内地探险，有火车时乘火车；无火车时，在合适的向导和脚夫协助下，利用马车或驮队。他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古都开封和洛阳。那两座城市虽然没有供外国人居住的客栈，却都有外国传教士。弗利尔此次探访了龙门佛教石窟，成为最早抵达的西方人之一。那时，龙门石窟仍是一处土匪与低能政府军刺刀见红的战场。
人身危险无处不在。弗利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路上，我的摄影师遭遇了石头攻击，右眼受伤严重……现在，伤口的缝针露线，又让他惊奇不已。我的厨师睡觉时也紧握我从北京购买的崭新面包刀……那位摄影师从不睡觉。昨天晚上，当寺庙外面有猫咪号叫时，我的仆人哭泣起来。看来，如果土匪的力量强过我的护卫，我就应该钻入卷起来的吊床里面。”
人们不得不佩服弗利尔的精力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惊讶于他的胆大妄为。清王朝已摇摇欲坠，而龙门石窟又位于北京西南遥远的丘陵深处。带着精美餐食，并在担架手、30名随从，以及一位手持孔雀羽毛的向导的陪同下，弗利尔的行程算不上艰难险阻。当时，龙门地区深受鸦片瘾君子土匪侵扰，弗利尔终于抵达那里时，他的中国向导谨慎地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起初他认为此举只是礼貌，直到地方政府逮捕并拷打了两名凶杀嫌犯时，他才深感震惊。
那天晚上，弗利尔正准备入睡，却被警卫的枪声惊醒。警卫解释说发射的是空包弹，目的只是驱赶土匪。弗利尔要求他们别再开枪。第二天早上，弗利尔发现，警卫只是表面服从了命令，他们已悄无声息地割断了强盗的喉咙，尸体就躺在弗利尔的门口。弗利尔坐上一顶轿子，以大无畏精神游览了著名的龙门石窟。艺术史学家海伦·内贝克·汤姆林森大量引用了弗利尔对龙门石窟的描述：
一条狭窄、水流湍急的河流，把龙门两旁的山峰一分为二。在从水面陡然升起的山崖上，开建了成百上千的庙宇、洞窟。龙门石窟有成千上万最精美的佛教雕像，皆从山岩中雕刻而成，高度从5厘米至18.3米不等。神像周围环绕着飞天、花卉、卷云和其他图案，也都刻入山石。所有那些雕像都完成于一千五百年前。雕塑家离开之后，大自然使它们的线条和色调，变得柔和，成为雕塑杰作……我浑身颤抖，激动不已，像白痴一样瞠目结舌……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那些艺术杰作至高无上，使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目不转睛……
弗利尔对龙门佛教石窟感到震惊，神思飞扬。同时，他也遇到了麻烦。离开北京之前，他曾与美国领事馆接触，安排出口一些大型石雕。他对赫克说，他“为此感到羞愧，开口请人帮如此大忙”。但是，事实明摆着，他知道，要得到龙门石窟的东西，“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他也知道，在龙门石窟，他的保镖卫队，也会偷窃他似乎喜欢的东西来博取他的欢心。在提供给他的许多战利品中，有的来自土匪抢劫，有的来自古董商的其他代理。如此说来，弗利尔该如何行事？海伦·汤姆林森描述了他的进退两难：“他是否应该抓住机会，通过保护所得文物为自己的举动辩护，使它们教育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是该正直地协助中国政府，阻止其艺术遗产大批流失？”
历史记录表明，弗利尔对此是左右兼顾。一方面，到了12月，弗利尔征集的文物总数超过了200件，装满了11个货箱。在大规模征购活动中，弗利尔将文物分门别类，明确哪些东西具有宗教、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哪些属于问心无愧的征集品。“有人怀疑，”海伦·汤姆林森写道，“那些分类，会依据弗利尔的个人风险程度，能否获得成功，以及是否影响他的好名声，变得左右摇摆。”不管怎样，返回美国与底特律新闻记者面谈时，弗利尔说，他打算“请美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以拯救中华帝国古都的无价艺术珍宝。并通过美国的资助，让中国文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弗利尔还自己承担了部分经费，尝试实现诺言。
从中国返回后，查尔斯·朗·弗利尔考虑将生命剩余岁月奉献给收藏，将其财富和难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弗利尔将其理解成三项伟大任务：首先，他希望对自己承诺的藏品进行筛选，去粗取精，淘汰赝品或达不到优秀标准的藏品；其次，他希望与史密森尼学会协商，就以自己姓名冠名的美术馆设计达成协议，他已为该馆建设捐赠了50万美元。最后，他还希望推动具体措施落实，对中国深陷危机中的艺术珍宝实施保护。
与此同时，弗利尔将自己的主要住所迁至纽约，将绝大多数藏品留在底特律保存。弗利尔一直喜欢纽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成了全世界博物馆品质亚洲艺术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古董商纷纷提升了纽约分店的档次。其中以中国出生的卢芹斋最引人注目。同样重要的是，清王朝分崩离析后，高品质的中国文物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曼哈顿，附带着真假难辨的皇家身份。弗利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寻宝者和买家，伴随他左右的，还有他的新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当时，艾格尼丝30多岁，与弗利尔关系特别。俩人之间的调情超过了暧昧。艾格尼丝的丈夫是金融家尤金·迈耶（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艾格尼丝魅力十足，伶牙俐齿，回头率高。弗利尔与她结伴参观纽约的主要艺术展览。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传记作家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如此谨慎地分析道：“弗利尔对女人有性兴趣。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时，他曾在一处岩洞与建筑师斯坦福·莱特共进晚餐。其间，他邀请了一群意大利少女在他们面前裸泳。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弗利尔患有先天性梅毒，晚年时选择了禁欲生活。对艾格尼丝来说，弗利尔‘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审美家：家居、欣赏美食和美酒，尤其喜爱美女’。”
为寻找亚洲艺术，弗利尔和艾格尼丝成双成对，一起逛遍了纽约的博物馆。弗利尔在遗嘱中规定：艾格尼丝将担任弗利尔美术馆的终身董事，对未来接受艺术捐赠拥有否决权。艺术学者王伊悠对弗利尔所购藏品进行过详细记录：1915年至1919年期间，弗利尔购买了超过1611件藏品，包括从卢芹斋手里买入的124件精品，总价超过90万美元。弗利尔的藏品征集颇具先见之明，包括了大批明代以前的文物藏品。虽然那些早期作品不是那么著名，它们仍构成了当时弗利尔收藏的核心。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艾格尼丝·迈耶评论道：“现在，欧洲学者不得不来美国观看顶级中国绘画、玉器和青铜器杰作，这都是弗利尔的功劳。”
健康每况愈下，依赖的特使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美国决定参与“以战争结束战争”，一切都使弗利尔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1917年，弗利尔患上了一种使人致残的神经紊乱症，体重降低，导致他难以控制地易怒，记忆力衰退。王伊悠写道：弗利尔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相信中国玉器拥有神奇的治愈特质，玉器也确实能被视为一种象征，为患病的现代西方提供某种治疗方法。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她评论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利尔身患绝症。他会紧紧抓住某些特定玉器，对玉器的安慰和康复能力产生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即便病魔缠身，弗利尔仍努力配合约翰·埃勒盾·拉吉，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品从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迁往华盛顿。拉吉不久后将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父亨利·卡伯特后来成为参议员）。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绘画、素描和雕塑，包括著名的“孔雀屋”（参见彩色插图1、插图2），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包含一本带插图和细小念珠的波斯古籍孤本）。在弗利尔美术馆总计捐赠藏品中，有大约1万或更多件藏品属于该馆1923年5月3日——该馆捐赠人弗利尔去世4年后——正式开馆后接受的捐赠。
弗利尔对每件藏品的真伪和年代的态度，可被公正地描述为：快乐地听天由命。他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说，未来的“好眼力批评家”，有可能对任何绘画藏品的真伪提出挑战。他对此毫不担心：“有人会大叫一声！那就来吧！我希望那声大喊，能够以某种灵性的方式让我听见。你所说的‘理性和科学时代’也将来临，将使藏品研究觉醒，使我们了解中国如何、为何制造产品——中国的观念、材质、方法、复制，以及为何复制。智者将努力获得知识，而一位愚蠢、爱冒险的收藏家，即便他的花朵带刺，他也会得到谅解。那些尖刺也富有教育意义，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关于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未出现多少较真的异议。已选定的美术馆位置显著，位于史密森尼学会管理总部史密森尼城堡的西面。弗利尔厌恶浮华的大理石虚饰，所签建筑合同是一栋传统俭朴的低层建筑，用田纳西州柔和白色大理石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石灰石建造。馆舍里面有宽敞的库房，供研究员对未展出藏品进行研究。整个美术馆建筑上面没有任何地方雕刻有捐赠者全名。入口处也没有招摇展示弗利尔的肖像。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师是查尔斯·普拉特。艺术家约翰·拉法格曾恰如其分地称赞道，弗利尔美术馆浑身上下散发着平静和端庄，是“一处可去清洗眼睛之地”。
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去世。几个月前，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与世长辞。弗利尔葬于家乡纽约州金斯顿市。然而，如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所言，最适合弗利尔的纪念物，是日本人在京都郊区为他竖立的一座纪念碑：“那是一块天然岩石，外观温和而优美。它高91厘米，长1.82米。日本人为弗利尔搞了祭奠仪式，在那块岩石上摆放了清茶和香槟。”
然而，仍有一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那便是弗利尔协助在北京建立“考古学校”和“国家博物馆”的计划，使中国人拥有技术和动力，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中国文物。为此，弗利尔招募了兰登·华尔纳，让他指导开展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调查任务，检验弗利尔倡议的可行性。1913年，弗利尔前往中国、印度支那半岛和欧洲旅行，行程近两万公里。华尔纳在所有访谈中都强调（如他给弗利尔的最终报告）说：“我们来到中国，目的是向中国和中国人学习，不是来迁移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文物。我们请求中国的学者，对我们开展的事业给予良好的支持。”华尔纳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弗利尔一直明确指示我，不购买艺术品和文物。开办考古学校时，这一指示也应该成为学校的政策。”华尔纳抵达中国时，新的中华民国已在清王朝灭亡后执政。他与新政府的官员进行协商，包括总统袁世凯、外交部长孙宝琦，以及众多其他官员、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与袁世凯总统会面时，华尔纳回应了考古发掘事宜：“我受命对此明确说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没有待开展考古发掘地区人民的衷心支持，那种活动不会发生。”袁世凯总统回答说：“只要你们的计划不打扰现有家族的祖坟，你们一定会获得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民众的支持。”
起初，弗利尔的计划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到了后来，一切都走了样。弗利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记账员。华尔纳携妻子洛伦在欧洲、亚洲广泛旅行期间，并未像弗利尔一样精心记账。令弗利尔特别恼怒的是，由于担心当地土匪横行，华尔纳没有前往西安。最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腥风血雨，弗利尔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弗利尔的计划泡汤了。扭曲的历史令人悲哀，充满讽刺。此时，如本书第四章所详述，兰登·华尔纳找到了充足理由。他打着拯救文物的幌子，从敦煌揭取了佛教壁画，搬走了菩萨塑像。
第九章 瓷器泡沫
艺术市场的驱动力风云莫测。以英国为例，简单罗列其中原因，便可包括时尚、古董商共谋做局、收藏家之间的竞争等行为，以及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谷物价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艺术品销售的飙升令人惊叹，谷物价格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幕后角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对英国农产品需求变弱，英国名门望族的收入和选举权也随之降低。在不列颠群岛，那些人占有的土地多达五分之四。土地贵族急需现金。他们开始出售祖先遗留的艺术品收藏。由此出现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国瓷器的供货量猛增。出现那种局面，其潜在催化剂是什么？刘易斯·内米尔是牛津大学的权威解剖学家。1931年，他对此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根据慎重调查，人们将会发现，比起英国前两部《改革法案》（旨在消减英国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占有过高代表比例），美国小麦的到来，使英国议会下院的构成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事实的确如此。19世纪70年代，随着铁路抵达美国西部大草原，一车车更廉价的小麦汹涌进入世界谷物市场。英国遭遇的恶劣天气和农作物疫病，更使进口谷物大增，逐渐削弱了英国“议员命令”式的经济基础。戴维·坎南代因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1990年，他出版了《英国贵族的衰退与没落》一书，其中首创了“议员命令”一词。当时，英国的农田，由不超过750户的贵族家庭和邻近乡绅把持。他们领地的平均面积在6万至18万多亩之间。据坎南代因估计，1880年，英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当选议员属于农村寡头集团。到了20世纪20年代，仅有十分之一当选议员与土地有关。
农场收入和立法权减少，税收却有增无减。遗产税也直线上扬，从1894年的8%，飙升至1930年至1940年间的40%。1909年，英国提出对土地收入和资本利润收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对超过1万英镑的收入额外征税。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剧作《不可儿戏》中，通过布拉克内尔夫人之口，把没落土地贵族阶层的那种凄楚，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活着，被要求交税。人死后，被榨取遗产税。两者之间，再无其他。土地不再带来利润，不再带来欢乐。土地给人地位，却阻止人永久拥有。有关土地的所有说法，都是那么回事。”
英国贵族烦恼不断。要想收支重新平衡，一个明显而充满诱惑的办法，是出售祖传艺术品收藏。土地在贬值，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攀升。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卖出了2213件绘画、玻璃器、珐琅器和家具，将近40万英镑收入囊中。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伯勒公爵。1884年至1886年，他出售了一批古典绘画杰作。其中许多离开了英国，因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宝流失的激烈辩论。销售活动吸引了艺术经销商蜂拥而至。亨利·杜维恩及其年仅十几岁、令人惊叹的侄子约瑟夫，成为1886年那些经营活动的开路先锋。
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再没有人比美国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更受人密切关注。摩根经常去欧洲，起初作为学生，后来作为年轻金融家。摩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实力雄厚，绝大多数收益来自钢铁、银行和铁路经营。自1890年起，摩根致力于收藏艺术杰作和信札。杰拉德·赖特林格认为：“20世纪初，由于一个人的努力，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杰拉德对近代艺术品价格进行过全面研究，他在论文中写道：“毋庸置疑，摩根组建了最伟大的个人收藏，包含了有史以来所有时代的藏品。”
摩根的眼神和口齿都专横无比。他手中的拐杖总像军刀一样舞动。摩根厌恶讨价还价，喜欢一举拿下整套珍稀手稿、古典大师绘画或素描，特别是中国瓷器。作为帝国贸易和亚洲战争获胜者的意外所得，英国公爵的领地里拥有着大量瓷器，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艺术。东方陶瓷制作工艺高超，一目了然，触手可及，它们自身还常常附带标明出处和皇家关系的官窑款。可以推测，陶瓷对摩根之类的买家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皇家陶瓷上所绘图案，又都是丰满、快乐的财神、寿星等神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
然而，收藏瓷器也确实存在消极面。在西方传统中，货真促成价高。中国的陶工则通常把模仿视为某种形式的尊重。长期以来，西方收藏家的主要忧虑，一直是害怕买到假货，尤其是现代技术已使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正如《圣经》插图对儒教或佛教信徒几乎没有意义，反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中国艺术中，有许多微妙的文化、宗教暗示。经过翻译后已踪影全无。想象一下，以亚洲某位收藏希腊彩陶瓶的人为例，他对《荷马史诗》和奥林匹亚的众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彩陶瓶上的形象暗示，对他又有多大的意义？
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
在那些入迷观众中，有美国巴尔的摩商人威廉·沃尔特斯及其儿子亨利。他们属于美国内战后收藏高端东亚瓷器的先锋。老沃尔特斯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基准，他委托出版了10卷带有豪华插图的《东方瓷器艺术》一书。那是一套有关他个人收藏的图录，由英国著名瓷器鉴赏家之一的斯蒂芬·布谢尔编撰注解。沃尔特斯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与中国和日本艺术不期而遇，开始对它们产生兴趣。（从此，布谢尔所编撰图录，成为对某位真正收藏家地位认可的标志。）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沃尔特斯是白手起家，基本上也属于自学成才。他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1841年移居巴尔的摩，在那里迎娶了埃伦·哈珀。他的老丈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食品批发商。沃尔特斯本人经营谷物，同时销售“美国最好、最大批量生产的‘老黑麦威士忌’”，获益丰厚。然而，沃尔特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白手起家的大款，在于他对视觉艺术有着见多识广的兴趣。19世纪50年代，沃尔特斯开始收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并为此寻求塞缪尔·帕特南·艾弗里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纽约最重要的艺术经销商。后来，由于得到沃尔特斯提供的征购经费支持，艾弗里同意与那位幕后合作伙伴均分销售利润，包括曾在沃尔特斯所属知名画廊展示过的欧洲、美国艺术品。
因此，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沃尔特斯已是艺术界的圈内人士。美国内战，使边境地区的马里兰州陷入愤怒对立之中。沃尔特斯生为北方人，却对南方抱有同情。他在梅逊—狄克逊分界线两边均有朋友和生意联系，因而选择了自我流放，前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那时，法国正处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上升的顶峰时期。沃尔特斯及其家人，包括妻子埃伦、儿子亨利、女儿珍妮，在巴黎第一区找到了合适住处，与拿破仑三世那座辉煌都城杜伊拉里宫、卢浮宫和时髦咖啡厅只有散步之遥。沃尔特斯通过乔治·卢卡斯进入了巴黎时尚界。卢卡斯从美国移居法国，精明过人，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担任美国一些重要收藏家的代理。很快，沃尔特斯不但与一流艺术家会面，还委托他们创作作品，包括法国画家杜米挨的水彩画《公共汽车》。
沃尔特斯一家省吃俭用，游历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862年10月，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观看大家议论纷纷的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沃尔特斯夫妇先是体验了一把灵光一现，随后又遭遇了一场悲剧。在世界博览会东方展区的展品中，有初出茅庐的日本艺术品和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英国军队最近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的文物。文物中有一幅据说与皇帝宝座有关的屏风画，一副棋盘，以及“一个用厚金包裹的头盖骨，据说是孔子的头盖骨”。展品之中也有卢瑟福·阿尔科克爵士收集的日本艺术品。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领事，之后任英王陛下政府驻日本的特派公使。在他的藏品中，有数百件漆器和镶嵌木器、大量横滨瓷器、大阪陶器，以及五花八门的纺织品、青铜器和编织物。威廉·沃尔特斯自传的作者威廉·约翰斯顿断定，正是伦敦这场“在西方史无前例”的世界博览会，激发了“沃尔特斯收藏远东艺术的兴趣，使他在美国开创了在此领域收藏的先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1月份的伦敦天气潮湿，沃尔特斯的妻子埃伦总是虚弱不堪，身染肺炎，在40岁时去世。沃尔特斯一直没有再婚，他的儿子亨利也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他的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家庭的象征。返回美国后，沃尔特斯在美国东海岸铁路经营集运生意，并获得成功，其子亨利也生龙活虎地继续从事那项事业。之后维也纳、费城、巴黎和芝加哥举办博览会时，父子俩不仅是观众，也是博览会的赞助者或委员，借机大肆扩充他们的收藏。虽然老沃尔特斯不愿抛头露面，但是他身材魁梧、白须飘逸的固定形象，仍在纽约精英俱乐部中为人熟知。衣冠楚楚，当时还稍显瘦削的小沃尔特斯也是如此。
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然而，科恩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人们仍然以西方标准和偏见，苛刻评价东亚绘画和水印画，“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远远超过透视法。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普遍鄙视，影响了对亚洲艺术的认知力。西方人认为，亚洲艺术不同，属于亚洲人，因此低人一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美国收藏家领悟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审美方面，远东艺术被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也同样被低估了。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当行情见好时，有三位买家在收藏中国瓷器方面冲锋在前：能言善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百货商店的创始人本杰明·奥尔特曼，在纽约第一国家银行任副总裁32年的詹姆斯·加兰德，以及J.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银行家，他的名字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耳熟能详。三位收藏家都从全世界扫货。各自都有一位杜维恩担任顾问，或作为纽约第五大道画廊主管的长期顾问叔叔亨利·杜维恩，或总在往返伦敦和巴黎路上的兼职顾问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他们买入的结果，使美国得以公开宣告，自己拥有的用于公共展示的顶级中国瓷器，数量仅次于中国。
本杰明·奥尔特曼为人低调，追求完美，父亲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奥尔特曼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大成人，曾与莱曼·布鲁明代尔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起，在该市的纺织品仓库打工。他的那两位伙伴，一个创办了布鲁明代尔公司，另一个成为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奥尔特曼开办了自己的商场（1876年位列纽约第二大商场）。1882年，他参观了由亨利·杜维恩组织举办的一个中国瓷器展览。之后，便深受收藏细菌感染，难以自拔，随即开始买入。长期以来，爱德华·福尔斯是约瑟夫·杜维恩的左膀右臂。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决定是否买入前，奥尔特曼会仔细研究每件东西，“把每件东西在浴缸水中浸泡数日，使常被涂色掩饰的任何破损瑕疵显露无遗。一旦去掉了所附污垢和油泥，那些瓷器，会展现出自身原有的美丽”。每当有几件瓷器通过检测，奥尔特曼便会与叔叔亨利一起落座，分享其中的愉悦。同时，作为收藏家的奥尔特曼，会不停把玩他的新收获，“惊叹它们的优美和质地”。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对喜欢艺术的零售商奥尔特曼给予了赞扬：
仅仅是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就足以使他进入所有时代最伟大收藏家之列。特别需要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成就，仅发生在短短的26年间。1886年的一天，奥尔特曼花了35英镑，从年轻的亨利·杜维恩手里买了一对南京制造的珐琅瓶。当时，杜维恩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店铺刚刚开张，位于奥尔特曼商场以南的对面。因此，在“古董商中最佳鉴赏家”杜维恩的建议下，奥尔特曼的收藏，“在大量中国进口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泛滥市场前，已经构建成形”。
本杰明·奥尔特曼一生孤寂，孑然一身。去世时，他把自己的429件中国瓷器和古典绘画杰作，遗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他规定聘请西奥多·哈比长期保管那些藏品，未来还担任了该馆的终身研究员。那批瓷器成了目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收藏的种子。奥尔特曼遗赠的总价高达2000万美元（据迈克尔·格罗斯所著《罪犯相册档案》一书透露，那笔钱相当于2006年的43200万美元。该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离经叛道的历史）。因此，从沃尔特斯父子开始，再到奥尔特曼，中国陶瓷开始现身艺术市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随着詹姆斯·加兰德和摩根进入交易场所，成交纪录被打破，为老约翰·洛克菲勒入场开辟了道路。洛克菲勒本人，则目睹了瓷器大泡沫的破灭。
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加兰德是一位传统的金融家和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演变成了一种以良好形式表现的妄自尊大。1902年，艾维·李（本书后面对他有叙述）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关系顾问。他概括了加兰德经历的转变，积极进取的收藏家对此非常熟悉：“19年前，当加兰德开始收藏东方瓷器时，他的目的只是装饰自己的家。年复一年，虽然藏品价值和数量在飙升，他依然热衷于征集，决心收集全世界此类东西的最伟大藏品……牢牢抓住全世界最珍贵、最精美的瓷器。”
加兰德再度和精明的亨利·J.杜维恩合作。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位沉默寡言的银行高管，花了100万美元购买中国瓷器。加兰德的征购活动，通常在亨利·杜维恩建议下完成。起初，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热情对加兰德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转而收藏青花瓷。然而，随着新世纪愈来愈近，清代珐琅彩瓷（由法国古董商为其命名定义），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很快，加兰德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竞争对手乔治·索尔廷，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伦敦商人。在伦敦主要拍卖会上，加兰德和索尔廷两人的代理经常会同时竞拍同一标的。索尔廷珍藏中的明珠，是一件被称为“山楂釉里红瓶”的瓷器，上面绘有盛开的梅花枝条，以明亮黑釉为背景。
尽管机会渺茫，加兰德仍使出浑身解数，设法将那件令人垂涎的瓷瓶纳入了自己的收藏。那种事情怎会发生？亨利·杜维恩给艾维·李的信让人一窥操纵瓷器市场的幕后景象：
索尔廷先生属于从不出售任何藏品的人，即便抛售，也习惯于采用交换的方式。他会买入藏品。但是，无论给多少钱，也难以诱使他卖出自己收藏的任何藏品。因此，绝对没有机会从他手上买下那件上好瓷瓶。然而，我认识伦敦的一位古董商。当时，他与索尔廷先生有大量生意往来。在加兰德先生请求下，我对那位古董商说：“对索尔廷先生多加留意，尽你所能得到那件瓷瓶。得手后通知我，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它。”3年以后（据叔叔亨利·杜维恩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山楂釉里红瓷瓶是你的了。”
那时，索尔廷投入巨资收藏黑釉珐琅彩瓷器，杜维恩以此与他交换了那件瓷瓶。索尔廷以为，过些时候还能把它买回来。“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件东西会离开英国。”亨利·杜维恩继续写道，“索尔廷向那位古董商朋友作揖，向我作揖，恳求回购那件瓷瓶。但是，加兰德先生坚决不肯放手。为此，索尔廷先生一直不肯原谅我。为得到那件瓷瓶，我花了不到4000美元。今天，为重新获得它，索尔廷先生愿意支付25000多美元。”
实际上，那件瓷瓶的市场价格更高。或许因为此事获得意外成功，使加兰德收藏中国瓷器的兴趣大增。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愿以冠名方式在该馆展示他的所有收藏。此举标志着该馆开始转而收藏中国艺术品。加兰德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签署了藏品租借协议。切斯诺拉馆长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内战中担任过上校团长。再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领事（切斯诺拉把自己在塞浦路斯岛挖掘的出土文物，卖给了1879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条件，他当上了该馆馆长）。当两人谈到那件山楂釉里红瓷瓶时，加兰德向切斯诺拉上校透露：“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上校为那栋房子花了32000美元）。
1902年，詹姆斯·加兰德去世。有人推测，他会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加兰德改变了主意，并修改了遗嘱。此时，加兰德的继承人们——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算在伦敦拍卖所有藏品。然而，J.皮尔庞特·摩根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成为此事的救世主。摩根不久后将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副主席。两年后，他升任该馆的董事会主席。他以典型的摩根模式，一举拿下了“加兰德收藏”：首先，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元买下了加兰德所有收藏，其中包含2000件藏品。第二天早上9点，大金融家摩根出现在亨利·杜维恩的办公室。他看似漫不经心，却以板上钉钉的60万美元价格，将加兰德的全部藏品一锅端。另一位杜维恩兄弟詹姆斯·亨利·杜维恩写过一本闲聊式自传。他在其中记录，交易完成后，摩根说：“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叔叔亨利·杜维恩回答道：“摩根先生，确实如此。”摩根接着说：“那么，如果你为我使它变得完整，我将非常高兴。”用亨利·杜维恩的话说，摩根“那句话意味着全权委托”。
《摩根自传》的作者是工作狂珍妮·斯特劳斯。据她记述，1902年，金融家摩根向杜维恩兄弟支付了2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中国陶瓷器，并将它们全部补充到“加兰德收藏”之中。
“加兰德收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1902年8月。那一年，切斯诺拉上校宣布，从今以后，那批藏品将变更为“摩根收藏”。更名之后，它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即将完工的新展厅显著位置展示。切斯诺拉馆长向《纽约时报》解释说：“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收藏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在遗嘱中没有那样做，使我们与他的藏品几乎擦肩而过。”就连提及加兰德名字的展品说明牌，也被移出展柜。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摩根1904年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后，他会把那批租借藏品转化成遗赠。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讲，“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其中融合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兴趣、对美物的感知以及对藏品征集的喜爱。20世纪初，摩根的经营达到了特大规模，似乎要占有世上所有美物”。
然而，摩根对古代杰作和信札的钟爱并不吝啬小气。他努力追求分享、教育和提升公民素养。他不仅收藏东方陶瓷，也收藏绘画、雕塑、象牙制品、挂毯、地毯、武器铠甲、家具和古代文物，包括古籍善本和文学纪念品。在摩根买下加兰德收藏的1902年，他还同意在纽约东区自家住宅旁边，建造了一座美术图书馆和美术馆。此举着眼于未来，这里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个人纪念碑。摩根的遗愿当真如此。1924年，他的儿子杰克将图书馆及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市，同时附带了150万美元捐款。
摩根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继威廉·沃尔特斯首开的先河后，摩根也为自己所藏陶瓷出版了附带大量插图的图录，并由斯蒂芬·布谢尔和威廉·麦凯·拉芬编撰注解。拉芬是《纽约太阳报》出版人，致力于收藏，也是1897年出版的《东方陶瓷艺术》一书的作者。摩根一直是挣百万，花百万。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说，摩根承担了美国非官方中央银行的角色。他的权威既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以至于在1906年“华尔街大恐慌”期间，平日对金融大鳄颇有微词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转向摩根寻求帮助（并获得了成功）。
摩根对中国宫廷艺术珍品的征集，本有可能成为其最令人惊叹的意外收获。但是，在某种连他也无法控制的强力介入后，摩根逐渐失去了对其成果的掌控。那个故事已经被人淡忘。如今我们对它重新重视，要归功于鉴赏家、古董商詹姆斯·拉里在弗利尔美术馆举办的一场讲座。1913年3月8日，摩根收到了一封没有签名的电报，来自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弗朗西斯·迈克奈特：“绝密！因个人原因，中国皇室家庭准备整批出售宫廷藏品，包括珍珠、青铜器和瓷器等。”迈克奈特说，摩根可对整批珍宝进行“首选”，而且，“务必尽快答复”。当夜，摩根的合伙人和心腹朋友亨利·波默罗伊·戴维森回电：“请告更多详情。”那时，摩根与随行人员正乘坐一条包租帆船在尼罗河上泛舟。他去欧洲度假时，总喜欢顺路绕行那里。
随后的电报，详细说明那批珍藏属于三座宫殿——北京、热河和奉天，并建议可以400万美元价格将三批珍藏一举拿下，那是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报价。迈克奈特进一步详述，摩根可将整批珍藏运往伦敦鉴定，向那个被剥夺财产的皇室家族提供一份贷款，数目相当于藏品价值的一半。之后，摩根可随意购买其他藏品。迈克奈特随后的电报描述了负责此事“师叔”的诚信度。在中国转向共和制的混乱时期，“师叔”成了那个家族的重要监护人。戴维森接到了一封急速送来的加密电报。它来自北京，称那个皇室家族已接受了上述条件。中国的新总统、大军阀袁世凯，也对那桩买卖不持异议，只待“国民大会”批准同意。迈克奈特自称是那个皇室家族的代理。1913年3月12日，他进一步发来了以下消息：
我相信，小商小贩们也有善意，也能安排发货。但是，他们能否出具美国认为完美的“有效所有权”证明？或使购买费用在皇室家族中公平均分？那一点不可能确定。考虑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在货物发运之前，只能将交易视为某种意向。但是，派遣专家到中国鉴定的费用不会太高。我相信，确保获得有价值收藏的机会极高……目前只能推测那批藏品的估价。它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奉天那批收藏价值200万美元，热河和北京各值100万美元。
此事自始至终未提到摩根的名字。那位金融家，已经患上了习惯性神经紊乱症。在尼罗河上游览时，他的病情暴发，陷入高烧和妄想之中。摩根生病的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股票市场随之跳水。尽管摩根的医生要求他返回纽约，他仍坚持从埃及继续前往罗马，之后再去埃克斯。摩根一直密切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电报和便函，讨论那批藏品的所有权、付款和中国新国民大会的角色等问题。
有关档案材料到此戛然而止。摩根终于抵达罗马。1913年3月31日，即复活节一周后，摩根在那座“不朽之城”的皇宫酒店套房中与世长辞。摩根弥留之际，罗马皇宫酒店的大厅里挤满了古董商（那是他旅行期间的常态）。每天，摩根的员工要处理500封甚至更多寻求他恩赐的来信。摩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登上那个山丘。”
4月11日，携带摩根遗体的“法兰西”号轮船驶入纽约港。摩根的棺木先被运往他所珍爱的图书馆，之后葬于他的出生地哈特福德。随后，在位于纽约施托伊弗桑特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办了悼念摩根的仪式（此后，那座教堂以“摩根教堂”为人所知）。送葬队伍和所献鲜花可与国家元首的葬礼相提并论（喜欢张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来了一个由兰花编成的巨大十字架）。
摩根辞世，使征购中国皇室家族收藏的协商告一段落。那批珍藏转手经历了众多鲜为人知的保管人。其中一部分珍藏被出售或拆分；另一部分流失或被盗。直到1948年，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将剩余藏品撤离运往中国台湾。部分剩余藏品留在了中国大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收藏。此后，那些珍藏曾一度在北京紫禁城展出。
同时，巨头摩根的离世，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隐约的不祥之感。仅在4个多月之前，即1912年11月，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摩根，把刚被任命为馆长的爱德华·罗宾逊召唤到自己的图书馆。两人在那里进行了秘密会谈。据罗宾逊馆长说，摩根“告诉我，他希望纽约市政府以及任何应该了解此事的人明白，他没有将自己所藏捐赠或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打算”。摩根说，他的藏品约值500万美元。“他认为，即便被需要，它们也是一批巨额财产，难以从他的资产中连根拔除。”罗宾逊补充说，“有关摩根先生收藏的最终归属，那是他首次对我做出暗示。”摩根言行一致。他的遗嘱显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未从前任董事会主席那里获得任何遗赠。取而代之的是，摩根指示自己的儿子小摩根（即人们熟知的“杰克”）行使自己的“愿望和意愿”，对摩根收藏的“分配命运”做出适当安排，“将其永久提供给公共机构，使美国人民享受快乐”。
杰克·摩根开始向父亲喜欢的地方捐赠所选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特福德图书馆以及其他机构。但是，如何处置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已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D展厅中停留了两年。1915年2月，那些中国瓷器被整体打包卖给了杜维恩兄弟，价格是39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纪录。罗宾逊馆长哀叹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公众，正在损失一些东西，它们将永远不可能复制。”随后发生了一个童话般结局：小洛克菲勒以救世主身份现身。他在许多方面，挽救了摩根继承人作为中国陶瓷推崇者的傲慢举止，挽救了那些蓝、白、红、绿或黑等各种釉色的中国陶瓷。据有关记载，在摩根收藏长期保管者西奥多·哈比的协助下，小洛克菲勒买下了摩根收藏中最好的藏品。当时，哈比是洛克菲勒征集亚洲艺术品的主要顾问。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陶瓷市场价格的飙升和跳水，小洛克菲勒成了一位主要的玩家和旁观者。有一个长久未变的事实令人称道：摩根和洛克菲勒两人，都未把自己的收藏当成一种投资。
第十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1900年，美国的镀金时代达到顶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站在顶峰四下张望，在美国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几乎见不到一丝阴云。在国外，英国国旗面临四面楚歌。同时，美国的星条旗，则趾高气扬迎风飘扬。1899年10月，英国人在南非发动了一场战争，打算在圣诞节前鸣锣收兵。然而，英帝国军队动用50万人，耗时3年，才算镇压了由88000布尔人组成的杂牌军。相比之下，1898年，美国军队仅用5个月，就使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海约翰[1]喜气洋洋，用“一场精彩的小战斗”之类的词汇描述那场美西战争。后来，海约翰大使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写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从未拥有过在当今世界获得的地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速战速决，一举拿下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登台亮相。1901年，随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分享，甚至继承女王的扩张主义权杖。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信徒，其中也有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安德鲁·卡耐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著名人物。在批准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时，美国参议院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如果再多两张反对票，便可达到参议院阻止批准的三分之一票数。（对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它呼吁美国人“承担起白人的责任”，特别是在菲律宾。那位帝国诗人精明狡猾，把那首诗寄给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后者立刻把它转交热心的扩张主义者《纽约太阳报》发表。）
1900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纽约参议员昌西·迪普将美国的庆祝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比1896年的自己长大了4倍。”参议员停顿一下，无疑在等待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他随后宣称：“我们每个人的才智更强，希望更大，更加爱国，胸脯更壮。那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权，追求和平、文明，追求自己工业和劳动产品的扩张。”（作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主要法定追随者，迪普参议员本人也是十几家铁路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成员。）大会代表对威廉·麦金利那位自以为是的竞选搭档西奥多·罗斯福州长表示怀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一片鼓掌欢呼声中提名麦金利连任共和党主席。“难道你们没有人认识到，”俄亥俄州企业家、共和党主要筹款人马克·汉纳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私底下说，“在那个疯子罗斯福和总统大位之间，只隔着一条人命。”
无论如何，到了1901年，美国的地平线上似乎已不再是晴空万里。当年9月，发生了令汉纳担心的事情。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名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麦金利总统射出了致命子弹，把“那个可恶的牛仔”（汉纳用词）提升至总统宝座。同时，将“白宫”（罗斯福使“白宫”一词广为流传）置于一位活跃改革家、狂热新帝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之下。西奥多·罗斯福在“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他自创的词）统治了7年。其间，正值新闻界揭发丑闻的“扒粪”（journalistic muckraking，也是他自创的词）活动达到高峰。那时，美国的流行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拥有大量“财富的嫌犯”（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同上）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1901年发生了两起企业合并事件，加速了人们对新财阀统治的怀疑。后来很快证明，收藏家和艺术品卖家，都从那些事件中大获好处，包括中国瓷器。3月3日，皮尔庞特·摩根通知华尔街，称他已经整合了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到了1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首个跨越10亿美元大关的企业。珍妮·斯特劳斯包罗万象的摩根传记中记述道，那意味着，摩根的“巨大控股公司，可以拥有钢铁厂、高炉、炼焦炉、矿山、驳船、轮船、成千上万英亩焦煤和煤田，以及几条铁路”。因此，美国钢铁公司可控制、生产近一半的美国钢产量——相当于190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按当今价格计算，该公司的资产多达5000亿美元）。
10月9日，发生了另一个极其不同，却同样幸运的兼并。小洛克菲勒是其父亲石油财富的唯一继承人。他迎娶了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奇的女儿阿比·格林·阿尔德里奇。婚礼在他岳父的家乡罗德岛沃里克的一个简朴教堂举行。那桩婚姻，使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王朝，与美国参议院公认的共和党掌舵人联姻。戴维·格雷哈姆·菲利普斯是一位以揭发丑闻为生的记者。1906年3月，他在《时尚》杂志发表了《吃里爬外的参议院》一文。如那篇文章所观察：“如此，美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与为剥削者服务的大阴谋家，通过联姻结成了亲密同盟。”毫无疑问，那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那件事情与本书主题有关：老迈的摩根与年轻的洛克菲勒都酷爱收藏中国瓷器。在他们的鼓动下，1909年，美国国会为了所有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的利益，批准《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把持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起草了上述法案。从多方面讲，该法案在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取消了超过一百年历史的艺术品的所有关税。批评者反驳说，富人是此类艺术品的主要买家，他们有能力支付关税。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基辩解说：“那些艺术品由个人携带入境。在各国历史中最终都进入了博物馆和其他地方。伟大艺术品在博物馆受到保护，使所有公众受益。”参议员本杰明·迪尔曼赞同此法案。他是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的代表。有时，人们称他是平民主义的“草根本杰明”。他对该法案的评论有些令人始料未及：
我曾有机会参观佛罗伦萨、巴黎和伦敦的伟大美术馆……我的亲眼所见，足以使我确信：美国人民有能力鼓励进口一部分那样的艺术杰作。我们可将那些艺术品作为手段，借以提升美国人民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艺术天赋……如果你们希望敲打那些百万富翁，那就撤销一些让他们从其他地方捞钱的特权。但是，如果他们希望从国外带入任何物有所值的艺术品，就让他们如愿以偿吧！最后，他们总会死光光。而一座美术馆，将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收藏遗产的继承者。
情况的确如此。1917年，美国颁布了《岁入法案》，进一步拓宽了流入博物馆捐赠品的范围。该法案规定，对给予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免除其依据新实施《联邦所得税法》缴纳的税额。而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必须以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或教育为目的”。此后，美国的所有博物馆都从此法案中获益。之后，美国又同意在《联邦遗产税法》中免除类似捐赠的税收。无论美国那些明显的激励措施的客观效果如何，对于小洛克菲勒夫妇与纳尔逊·阿尔德里奇参议员之间的家庭联系而言，它们显得极为重要。阿尔德里奇参议员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总经理”（戴维·洛克菲勒用语）或“美国的政治老板”（“丑闻包打听”林肯·斯蒂芬斯用语）。摩根早就明确表示，他的大量艺术品将一直留在欧洲，直到能够免税进入美国港口。当《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获得通过时，摩根一边邀请美国海关人员对藏品进行检查评估，一边将它们包装好，直接运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那时，摩根还是该馆的董事会主席。1912年至1913年期间，在著名古董商雅克·塞利格曼的监督下，摩根的351箱免税艺术品运抵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毫无疑问，美国国会批准的减免海关税、减免税收等鼓励政策，变成了一种重要推动力。它使羽翼未丰的美国公共博物馆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提升。
美国国税局仿佛变成了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保护者”，与其相匹配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出现了“美国版美第奇”家族（美第奇为意大利名门望族）。苏珊娜·勒布尔写过有关那个家族王朝及其捐赠活动的著作，书名即是《美国版美第奇》。苏珊娜提醒我们，没有洛克菲勒家族王朝的创造，纽约的城市景观会大不一样，包括曼哈顿闹市区时髦的大通银行大夏、中区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总部大厦、亚洲协会、林肯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延伸至上城区的中世纪修道院和河畔教堂等。所有那些建筑，都留下了洛克菲勒家族王朝的烙印。在美国其他地方，洛克菲勒家族帮助创建博物馆的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罗德岛、得克萨斯州、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包括使英国殖民时期的都城威廉斯堡重获新生）。在那份清单中，我们还应加入景观大师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家“奥拉那”。那栋河畔住宅位于哈得孙河谷，令人流连忘返。由于时任州长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亲自干预，它得到了完整的保护。
洛克菲勒家族延续了领主传统，与人合作共建了“齐桂特”（荷兰语意为“瞭望台”）洛克菲勒庄园。它位于哈得孙河谷塔里敦和睡谷镇附近的坡坎迪克山山顶，占地1500多亩，无比壮观。19世纪90年代，老约翰·洛克菲勒买下了那片土地。1904年，小洛克菲勒夫妇在获得父亲首肯后，开始在那里动工建设。那是一座乔治亚式三层庄园住宅，附带精致的意大利风格花园。庄园的领衔设计者是著名的美术建筑设计师威廉·韦尔斯·博斯沃思。庄园完工时，花园里面有喷泉、洞穴、凉棚、教堂、潺潺溪流、古典雕塑、整形灌木和一座日式茶室。这些设计反映了小洛克菲勒夫妇对艺术项目的热情。为使庄园锦上添花，小洛克菲勒和阿比转而征求奥格登·科德曼的建议。1902年，此人与伊迪丝·沃顿合著出版了《住宅装饰》一书，一本供当时的富豪房主使用的手册。随着时间的推移，“齐桂特”庄园的林地和花园，变成了洛克菲勒州立公园。里面的住宅建筑则被移交给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另一栋后建宅邸则变成了今天的洛克菲勒档案馆。那里曾是小洛克菲勒第二任妻子玛莎·贝尔德·洛克菲勒的住所。研究者可在档案馆中查阅洛克菲勒家族的档案资料（预约后可从塔里敦火车站乘小型公共汽车前往“齐桂特”庄园）。
人们来到档案馆，可翻看分类管理一丝不苟的文件夹，通过一张张发票，几乎能一件不落地追踪小洛克菲勒夫妇的每一笔藏品征购，包括促成后来许多捐赠活动的大量通信。那些花费和捐赠，反映了人们记忆中美国“进步时代”的道德两极分化：一方面，工业和金融大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茁壮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史无前例地遭受新闻批评和义愤填膺讲演的炮火围攻。对洛克菲勒家族来说，有一起特别的事件成了强有力催化剂，那便是广为人知的“拉得洛大屠杀”。
1913年9月，在美国南部科罗拉多州的拉得洛市，大约9000名矿工举行了罢工。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股票持有人正是约翰·洛克菲勒（占股40%）。之后发生了长达数月的暴乱。州长召集了美国国民警卫队。在随后发生的激战中，双方互有伤亡，其中11名妇女儿童在一顶燃烧帐篷中窒息身亡。“那是一个骇人的悲剧，”戴维·洛克菲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情绪。爷爷和父亲也因此被卷入一场冲突之中。甚至在我们位于纽约西区54街的家门口，也出现了示威者。他们谴责洛克菲勒家族在拉得洛犯下的‘罪行’。”小洛克菲勒铿锵有力地捍卫了自己的家族。他向艾维·李咨询（他与爱德华·伯奈斯同为现代公共关系的创立人），后者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诉说自己对罢工者的抱怨。“拉得洛事件成为父亲一个至关重要的成人仪式。”儿子戴维断言，“虽然父亲不是一位天才商人或热爱经商，他还是展现了技巧和勇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不屈不挠的个性给爷爷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老洛克菲勒改变了他的遗嘱。他曾打算把大量财产遗赠给慈善事业。拉得洛事件后，他把绝大多数的财富，直接转移给了儿子小洛克菲勒。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此时，小洛克菲勒和阿比两人，正忙着装修位于纽约市和哈得孙河谷的住宅。1911年，他们增添了第三处住所，在缅因州的沙漠山岛，建造了一栋法国诺曼地区风格的“鹰巢小屋”，其中包括了66个房间。正如艺术经销商王子约瑟夫·杜维恩喜欢提醒自己的同事：最能吊起藏品征购胃口的，莫过于一间空空荡荡的起居室。
1911年以后，小洛克菲勒与妻子阿比搬进了当时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所。两人的生活富足，却有着固定预算。他们的住宅是一栋9层楼，位于曼哈顿西区54街10号，其中包括壁球场、健身房、私人治疗室，以及宽敞的空间，以容纳其持续翻倍增长的各种藏品。“房间里面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他是小洛克菲勒夫妇6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那些艺术品的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极为不同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格调是兼容并蓄。她喜欢的东西涵盖了古代世界艺术品和欧美当代作品……父亲则不喜欢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不栩栩如生’，它们丑陋，令人不安。父亲要求母亲别在他经常出入的居住区域悬挂当代艺术品。”颇具讽刺意味，或许也让小洛克菲勒闹心的是：1928年，他们的9层住宅楼被拆除。在那片土地上建成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室外花园（洛克菲勒家族内部称其为“母亲的博物馆”，因为阿比是该馆最重要的赞助人）。
小洛克菲勒喜欢什么类型的艺术？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父亲引以为豪并爱不释手的，是他内容广泛、自明代到清代康熙年间的中国瓷器收藏……直到今天，我脑海中还印着一幅画面：他手拿放大镜，仔细查看那些打算买入的瓷器，确保它们没有破裂或经过修复。母亲也喜欢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朝鲜的高古陶器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我们把家里的12号房间称为‘佛堂’，母亲在那里放满了佛像和观音像。那里的灯光暗淡，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燃香味。”
20世纪对亚洲艺术的收集和珍爱，真实反映了这对美国最强夫妻搭档的审美趣味。洛克菲勒夫妻各自都有心满意足的时刻，推动了美国流行格调定义的形成，以及当时尚属异国情调艺术的市场价值。两人的喜好有别，反映了他们的性情差异。在家里的11个孩子中，阿比排行老二，与大姐露西的关系亲密。在阿尔德里奇参议员休假旅行期间，姐妹俩也定期前往欧洲，很早就对亚洲及其艺术品产生了共同兴趣。在青少年时期，她们俩开始收藏日本水印画，同时还有中国、日本、印度纺织品，波斯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微型画。在阿比的大家族中，人人口若悬河。因此，阿比也喜欢社交，冲动任性。与其相反，小洛克菲勒的父亲老洛克菲勒控制欲极强，因其无限的财富名扬天下。作为父亲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小洛克菲勒沉默寡言，做事谨小慎微。
阿比和小洛克菲勒的收藏体现了上述两人的差异。他们的赤褐色石材住宅刚刚完工，夫妻俩便一起为那里寻找家具和装饰物。凑巧，杜维恩兄弟的纽约店铺正位于相隔几个街区的第五大道。小洛克菲勒经常光顾那个装潢时髦的陈列室。苏珊娜·勒布尔写道：“一天，他正在为家中一个大壁炉架寻找装饰物，店员向他提供了一对高大的中国‘黑山楂釉’花瓶，属于16世纪至17世纪康熙时期的作品。”那次交易成了星星之火。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小洛克菲勒买入了超过400件中国瓷器。在不停筛选、提升中，花费总计超过了1000万美元。
最为特别的是，小洛克菲勒迷上了皮尔庞特·摩根构建的无与伦比的收藏。当时那些藏品还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1915年，摩根租借给该馆的大批中国瓷器出现了变故。它们被整体打包，以超过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杜维恩兄弟。小洛克菲勒希望买下其中的精品，恳求父亲提供一大笔贷款：“我曾多次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摩根收藏中的重要藏品进行过仔细研究。我还征求了专家意见，认为它们属于中国瓷器的最佳代表作。这样的机会将不可能再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次机会。”老洛克菲勒未被说服，他答复说：“我对此有些担心。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我不太了解它们的价值。我似乎觉得目前不做那笔投资更为明智。”
小洛克菲勒固执己见，坚持请求父亲为自己提供100万美元以上的贷款。他为此进行的辩解不但真实诠释了他的个性，也更全面体现了那位严肃收藏家虽身处市侩社会，仍坚持不懈寻求理解的诉求。他对父亲写道：
我从未在马匹、游艇、汽车或其他愚蠢的奢侈品上浪费过钱财，我的唯一嗜好就是那些瓷器——那是我唯一不在乎花钱的东西。我发现研究瓷器是极好的娱乐和消遣，我已经对它们爱不释手。那是一个代价极高的嗜好，但它默默无闻、朴实无华。我相信，如果我手上有现金，你会鼓励，而不是阻碍我发展一个如此清白、如此有教育意义的兴趣。投入那些瓷器的钱并没有丢失或者挥霍；它还在那里，尽管不再盈利。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即便是被迫拍卖，我的亏损也不会超过征购费的10%；在通常情况下出售，当然会100%回本；假以时日，会有更多……
这些美物会永远给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带来欢乐，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也会欣赏那些美物。而这一切都是以如此朴实、如此不张扬的方式实现，我对那些美物的追求是否属于不明智呢？……我非常想拿下摩根那批藏品，我想您没有认识到，我是多么渴望它们；因为您不知道那些艺术品是多么漂亮、多么迷人。我更想做您完全同意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给您写这封长信，希望这封对形势详述更完整的信，或许会使您在某种不同光线下看待此事。
父亲被深深感动，动了怜悯之心，拿出了相当于200万美元的证券。当小洛克菲勒登门与老洛克菲勒协商贷款条款时，老洛克菲勒告诉儿子，用于购买摩根瓷器收藏的那笔钱，是他送给儿子的礼物。如戴维·洛克菲勒记述，购买了大部分的摩根收藏后，“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一直保持着对那些美物的兴趣。许多康熙时期的器物都是大敞口瓶，比小时候的我还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制的台子上，在9层楼住宅2层几个房间的显著位置展示。它们看上去很气派，很有气势。父亲还买了一些体量稍小的东西，包括神兽和人物瓷像。它们都画工精致，制作优美”。
有关中国瓷器的吸引力，老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见解：“对小洛克菲勒来说，中国瓷器代表了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它们工艺精湛，没有任何颠覆性的负面主题，也不令人沉溺于声色。”然而，中国瓷器的诱惑力确实引起了某种感官享受。切尔诺夫继续写道：“当小洛克菲勒在9层楼的家中收到那些瓷器时，他会端坐在地板上，将它们翻来覆去，一往情深地研究它们，查找是否有裂痕，或修复痕迹。”同时，那也反映出他作为严格浸信会基督徒的教养。小洛克菲勒承认，他对自己的嗜好感到内疚：“我感觉，此事或许有点自私。我在为自己购买，而不是把它们捐赠给公众需要。”对此，切尔诺夫的观察别出心裁：“此时，假如小洛克菲勒仍未确立自己收藏艺术品的权利，仍未摆脱父母的干预，或许他永远不会有胆量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道院分馆，或修复英国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
追溯小洛克菲勒提升自己中国瓷器收藏的努力，再没有比黄釉敞口瓶事件更为有趣的奇闻异事。那是一个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的故事，结局却充满了戏剧性，令人悲哀。故事始于1915年初。当时，有人邀请小洛克菲勒察看一件康熙时期的黄釉瓷瓶。它被认为属于当时此类瓷器的顶级作品。与那件敞口瓶一起来的，还有一封由埃德加·格尔签字的信，他是一名奢侈品珠宝商，与人合伙经营着德莱塞公司。“研究这件瓷瓶时，”格尔写道，“我建议你围绕瓷瓶慢慢走。你将看到3个明显不同的主题。但是它们之间非常和谐。我把岩石和雉群当作瓷瓶的正面。往右边走，你将看到两棵大樱桃树。瓷瓶的背面是壮观的木兰花。站在离瓷瓶稍远的地方，仔细打量一直延伸至瓶径的樱桃树枝，你会发现，樱桃树给人一个明显感觉：枝干上的那些花簇完全是在空中绽放。”
格尔在最后写道：“我想，有这件珍品陪伴，你和洛克菲勒夫人一定会度过相当快乐的时光。我希望自己没有言过其实。”小洛克菲勒夫妇确实被那封信迷住了。但是格尔是谁？他怎么得到了那件宝贝？1872年，格尔出生于英格兰的布莱顿，父亲是一位荷兰籍犹太人银匠（与约瑟夫·杜维恩的家庭背景相似），精通珠宝。1895年，大获成功的所罗门·格尔父子公司，把店铺从伦敦的河滨道迁至新邦德街，那里堪称实力雄厚的店主云集的大市场。随着新世纪伊始，作为中国艺术专家和室内设计师，格尔的生意十分兴隆。
看似挺好，但是格尔的东西是真是假？2月19日，小洛克菲勒追问格尔：“关于那件黄釉敞口瓶，详述你所知的全部历史……告知卖家的姓名，那件东西在他手里多久？如何得到？你是否还有与其历史有关的其他任何信息？”第二天，格尔答复说，一年半以前，他从另外一位古董商那里首次听说那件敞口瓶，得知它属于法国一个古老家族。当他在英国看到它时，“经过仔细检查，我当即把它买了下来。有关它的来源情况，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小洛克菲勒对此并不满意。2月24日，他谨慎地通知格尔，说他的开价（12.5万美元）有些离谱。“黄釉瓷瓶很有意思，”他补充道，“它的颜色是黄釉，而不是白釉，显得不同寻常，似乎是二次烧造。它在许多方面都太完美了。我自己总有那么一点感觉，它是否会是现代制品，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可能。”于是，格尔很快把电报转发给了卖货给他的阿尔弗雷德·德皮纳，那位古董商住在伦敦德文郡广场12号。格尔问道：“你能否告知黄釉敞口瓶上位持有人的姓名，它的历史和更多信息？”3月8日，格尔把德皮纳的答复发送给了小洛克菲勒，断言黄釉敞口瓶来自中国热河的避暑山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被偷偷带到了英国。格尔进一步说：
星期天，我咨询了两位中国古董商，也就是卢芹斋先生和关福初先生。在中国古代瓷器方面，他们的经验无人能及。我之前认识卢先生，但在两三天前才与关先生见面……我对您所说的一切，都将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如果您发现我这些话过于强硬，请您原谅我。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人品受到了攻击。为确立童叟无欺的声誉，我已做出了最大努力。
此时，格尔愤怒地发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约瑟夫·杜维恩似乎在指责他兜售假货。或许由于那个原因，3月16日，小洛克菲勒给格尔写了封信，称有人对黄釉敞口瓶的出处，讲述了很难让人相信的完全不同的故事。洛克菲勒写道：“如果以后任何时候，它的来源和历史都令人满意，我们会从不同方面讨论问题。你深信敞口瓶不假，我对此从未怀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点。而且，你我都知道，即使最有能力的专家，也会有走眼的时候。而某件东西一旦存疑，它带给人的享受，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格尔的答复涉及两件事情。首先，他请福开森出具了一封黄釉敞口瓶为真品的证明信。当时，福开森住在马萨诸塞州，他曾长期留居中国，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权威专家。此事仍悬而未决之际，格尔做好了乘客轮返回英国的安排；其次，在离开美国之前，格尔提交了起诉杜维恩的状纸，称后者诽谤中伤他的专长，并要求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赔偿575000美元。起诉所称的诽谤中，包括了据说是约瑟夫·杜维恩对亨利·克雷·弗里克说过的如下评论：“格尔对瓷器一无所知。真正的鉴定家是我叔叔亨利和我，我们打算阻止格尔把那些假货投入市场。”（弗里克也曾接到过黄釉敞口瓶的报价，听说杜维恩认为那是一件现代仿品，便打消了购买念头。）
1915年5月7日，《纽约时报》以头版位置刊登了格尔打官司的新闻，证实了杜维恩家族的名声和要求赔偿的数额。然而，可怕的巧合是，官司新闻发布的同一天，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了在爱尔兰海岸靠岸的“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格尔与1201名乘客一起命丧大海。与格尔一起踏上那次要命航程的，还有9位艺术经销商，其中只有4人侥幸活命。据目击者说，当客轮开始沉没时，格尔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歌剧演员约瑟芬·布兰德尔，嘴里还叮嘱了一句：“勇敢一点儿。”
那么，黄釉敞口瓶结局如何？它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事情发生时，阿比·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正忙于追逐与众不同的目标。从观念和习惯上讲，小洛克菲勒明显属于完美无缺的正统派。当时美国公认的离经叛道者H.L.门肯甚至在1926年写道：“截至目前的记录显示，在小洛克菲勒的一生中，他从未发表过比美国扶轮国际社分社演说家更有天赋的言辞，也从未超越任何一位报纸社论作者。然而，假如他明天得了胆结石，与某位女博士私奔，或从自家房顶跌落……至少会有10亿人对那种事情饶有兴趣，因为他恰巧是老洛克菲勒的儿子，是一大批财富的继承人。”不过这些言语对小洛克菲勒未必公正。在“拉得洛大屠杀”期间，他对科罗拉多确实受剥削的矿工表示同情。他对所有亚洲事物产生了见多识广的兴趣，保管并与美国普通公民分享了他的艺术杰作。
而且，就连门肯也承认：不同性格的人相互吸引。小洛克菲勒与阿比的婚姻，有趣地印证了那种陈词滥调——小洛克菲勒迎娶了喜爱交际、具有审美趣味的政治自由派阿比。至于艺术品位的不同，传说夫妻两人还曾为此打过嘴仗。青少年时期，阿比曾到欧洲旅行，对纽约惊险的艺术世界（以1913年令人不安的纽约军械库艺术展览为亮点）有过探索。受到那些活动的影响，她后来成为早期收集先锋派艺术的藏家。阿比曾不断尝试，以使小洛克菲勒看到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价值。有一个例子令人难忘：1931年，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访问美国。其间，阿比为他安排了一次晚宴。在客人当中，有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他是收藏家和《名利场》杂志的编辑，崇拜法国。后来，他在《时尚》杂志（后来成了该杂志的编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那次奇特的邂逅。他写道，马蒂斯对小洛克菲勒印象深刻，包括他流利的法语、壮观的中国瓷器，以及宽敞的餐厅中的波罗乃兹地毯。喝完咖啡后，马蒂斯转向小洛克菲勒，“开始半认真地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他解释说，实际上，创造那些极美的（围绕他们四周的）绿、黄、红和黑釉瓷器的人，与他曾致力于追求的审美目标完全一致。马蒂斯试图说服小洛克菲勒，称是波斯人设计出了小洛克菲勒先生的‘现代’地毯（马蒂斯语），而法国的布拉克、西班牙的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等现代主义艺术家，只不过是遵循了波斯人的装饰设计和情感体验”。
马蒂斯总结道：“世上没有现代艺术或古代艺术之类的东西。”确实，“在我们的众多艺术学院中，活跃着如此众多的平庸艺术家，那才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要命艺术。”人们可以想象，客人都屏住呼吸，眼巴巴地望着主人，期待他的答复。据克劳宁希尔德记录，小洛克菲勒拒绝承认自己被说服了。但是，他让马蒂斯“千万别彻底绝望，因为……由于夫人特别擅长苦口婆心，她或许会把他逐渐变成一块软软的果冻”。
在这里，让我们代表小洛克菲勒多说几句。尽管夫妻俩品位不同，但小洛克菲勒并未反对阿比选择他不喜欢的艺术作品。1921年，夫妻两人去亚洲的许多地方旅行，包括中国大陆（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该院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部分赞助）、香港，还有日本和马尼拉。如苏珊娜·勒布尔所写，他们的旅行“令人极其满意，能够激发几代人对亚洲艺术的热情。在中国，小洛克菲勒沉溺于察看并购买更多瓷器。两人参观了北京的明十三陵，那里的宏伟神道已破损失修。离开中国后，小洛克菲勒为十三陵神道捐赠了修复资金”。
回到美国后，阿比也扩充了她的亚洲艺术收藏，许多从日本山中商会买入。该机构在纽约和巴港设有展示画廊。1924年，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向阿比提供了两尊佛像。其中一尊是唐代白色大理石观音像，双臂和头像缺失。据说，那尊观音雕像发现于中国灵隐山的灵隐寺。观音像深深吸引了阿比，她说服小洛克菲勒同意了自己的抉择。然而对于两尊雕像3万美元的报价，小洛克菲勒有些踌躇不决。他在给山中商会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想要买下那两尊雕像。虽然观音立像对我多少有些吸引力，但残缺不全的雕像从未使我感觉到愉悦。因此，我认为缺胳膊或缺腿的观音像很难令我满意。”之后，他提出以25000美元买下两尊石像，“以表示我对妻子感情的尊重”。山中商会接受了小洛克菲勒的出价。
那次征购有助于我们认识小洛克菲勒夫妇对亚洲艺术的不同要求。小洛克菲勒喜欢带官窑款的瓷器，反映了他对儒家规矩、等级制度和制作工艺的赞赏。阿比则倾心于佛教的通融性、感性和普遍性。那尊无头观音像，不但融合了那些品质，它的美感也与现代艺术协调一致。
确实如此，那尊迷人的唐代观音像非常特别。来到小洛克菲勒夫妇曼哈顿家中的每位客人，无不被它深深吸引。1935年至1936年，它被运往伦敦，出借给伯灵顿宫皇家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那是它首次对公众展出。该学院杰出的专家委员会对观音像进行了仔细研究，告诉阿比说，“它无疑是现存最漂亮的中国人物雕像”。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西方顶尖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认为，在许多方面，那尊观音像的优雅和动感，归功于古希腊艺术遗产：“石像飘逸的服饰褶皱源于古希腊，摇摆身姿和感性造型受到了印度雕塑的启发。但是，给石像注入了活灵活现精神的，则是中国人的天赋。”
普艾伦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当观看小洛克菲勒夫妇的收藏时，他挑出了那尊无头观音像。普艾伦说，他特别希望洛克菲勒夫妇把观音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它最终被遗赠给了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他对它钟爱有加。目前，它被置于哈得孙河高岸面对“齐桂特”庄园门口的台座之上。但是，人们对它的鉴定有了变化。杜克大学的斯坦利·亚伯是佛教雕塑艺术专家，他怀疑那尊观音像过于完美，可能有假。2011年，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尊雕像“令人眼花缭乱”，但同时承认，专家们尚未对它进行过充分的研究鉴定。在其他已知的唐代雕塑中，尚未发现与其相同的作品。因而，正如喜欢它的人们所言，它确实属于“独一无二”。“就那尊雕塑自身而言，它确实美得惊人，令人着迷。但是，它绝不是典型的唐代雕塑。更确切地讲，假如它属于赝品，它似乎掩藏着一个现代观念。那便是20世纪初，人们对古典艺术形式的品位。”
公正地说，对在浑水中摸鱼的收藏家而言，这种情况属于人们并不陌生的浅滩。而且，人们的专业水准会与时俱进，更不要说品位。小洛克菲勒拿下的一件瓷器可作为一例。亚伯教授评价道：“艺术收藏都会有存疑。对那尊缺头少臂的观音像，小洛克菲勒缺乏热情，可能在潜意识中，反映了老洛克菲勒对中国瓷器的忐忑不安。因此，当那些怀疑不是出自‘由教养和鉴定构成的技能’时，对专家因‘美感’而吹捧为杰作的藏品，每个人都表示出不可思议的怀疑。此时，美感、真伪和价值鉴定的不确定性，使通过家庭装饰和艺术收藏确立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慌乱动摇。这也是如此多艺术品常常短命或转瞬即逝的原因。”
小洛克菲勒发现，无论买家多么精明，金钱和审美价值，也会因上述原因变得飘忽不定，上下波动。一旦踏上收藏家迎风破浪的航行，他会谨慎对待藏品属性，对夸大其词的宣传产生怀疑，并会尽可能不断寻求最好的专家建议。对小洛克菲勒来说，他的长期顾问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副研究员，曾当过本杰明·奥尔特曼顾问的西奥多·哈比（为此，哈比每年都从小洛克菲勒那里得到股票形式的酬劳。1915年至1955年，酬金总计约为40500美元）。小洛克菲勒的所有征购获得，都经过了有关价格协商，并附带有交换或退货选择权。
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研究者总会发现成百上千封的此类信件。1925年1月20日，洛克菲勒给山中商会宫先生的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对两件中国鎏金青铜器的出价是175000美元，这是我的最终出价。我相信，这个数目高于任何博物馆可能支付的价格。而且，我想你也同意，很难再找到一个出此价格的买家。我确信，如果你在日本的同事知道我是现金付款，知道我会当即给你开一张全额支票，你就会发现你能接受我的建议。他们不会因为5%的政府税使我们的交易泡汤。如你所知，青铜器对于我本人，远没有对我妻子的吸引力大。但是，为了让她高兴，我愿意以此价格买下它们。我的175000美元的出价到星期一仍然有效。
山中商会就此让步。他们立刻答复道：“感谢你的来信，也祝贺洛克菲勒夫人，她的收藏已经极好，现在又得到了两件世界级珍宝。”虽然小洛克菲勒深谋远虑，精于讨价还价技巧，然而他收藏的瓷器的“保质期”有限。最近，王伊悠博士为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编撰了一份有关市场易变性的研究报告。她发现，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从事中国艺术的国际古董商，用一张爱网罩住了小洛克菲勒夫妇，其中包括杜维恩兄弟公司、卢芹斋、拉尔夫·查特画廊、山中商会、迪克兰·卡列金、通运公司、埃德加·沃尔希、巴黎希-沃森公司，以及命运不佳的埃德加·格尔。
他们会经常带着东西拜见小洛克菲勒夫妇，等待夫妇俩的认可，期待脸熟能为自己带来真金白银。为了提高报价，古董商会对拟报价物品提供看似规范的来龙去脉，淡化可能的掠夺，增添其令人乐观的皇家收藏身世。洛克菲勒夫妇明白古董商经常缺少现金，因而总以全额付款、协助古董商做宣传，有时甚至以资助其生意等理由寻求打折。确实，如王伊悠博士所写：“洛克菲勒家的展厅令人印象深刻，卢芹斋通过在其收藏中摆上自己卖出的货，并带领买家去洛克菲勒家参观，巧妙地把那里转变成自己的陈列室。古董商也会利用洛克菲勒征购重要艺术品的曝光度。夫妇俩从卢芹斋手里购买的罕见青铜器，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有一次，当小洛克菲勒夫妇在巴黎时，卢芹斋挑选了两件青铜器，送至他们照例停留的阿西娜酒店，供他们在周末研究、把玩。卢芹斋对洛克菲勒夫妇示好，还伴随着大量溜须拍马，并暗示自己面临的法律难题。比如，1930年，卢芹斋向小洛克菲勒提到了一对带动物图案的文物，之后写道：“由于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的麻烦，我们一直不让任何人见到它们。它们属于极其罕见的伟大艺术品。我再去纽约时，将很高兴向你们展示。它们正赤裸裸地放在库房里。”至于阿谀奉承，可以卢芹斋1926年给小洛克菲勒的信为例，他如此赞美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为后代保护那些藏品，您在为整个世界谋求福利。我希望那些珍贵艺术品，在您伟大家族中珍藏一万年。”
然而，尽管小洛克菲勒坚定不移地砍价，一丝不苟地研究，并且与时俱进与不断改变的品味保持一致，但是他藏品的市场价格，仍在令人痛苦地大幅度下跌。洛克菲勒最著名的单笔收购，是1915年以1657234.5美元买入摩根收藏中的精选藏品。然而，到了1944年，当因遗产原因对这批藏品进行估价时，小洛克菲勒发现，30年前值10万或7.5万美元的瓷瓶，现在没有古董商愿意支付超过2.5万美元。藏品的价值和市场品味已经改变，收藏家们不再出高价购买有丰富装饰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朴素、纯洁，年代更久远的瓷器或者粗陶器。
市场上的变化丝毫未消减小洛克菲勒夫妇收藏的天性或他们捐赠的永存价值。他们的捐赠，丰富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亚洲协会等机构的中国收藏。在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瓷器中，据说有代表文武双全的财神人物塑像。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周方在该馆的《艺术公报》上撰文说：“再没有比财神更受人崇拜的神像了。在中国，许多家庭都有供奉财神的神龛。文武财神多见于中国彩印木刻，它们的形象与帝王无异。武财神手持鞭状武器，文财神则拿着有求必应的权杖。”因而，在一座同时供奉艺术和财富的博物馆殿堂，人们可以从财神塑像身上，同时感受到艺术和财富两个方面。财神们身着帝王服饰，露出精明的微笑，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从展柜面前走过的博物馆观众。据说那些神一样的财神雕像，是阿比最喜欢的藏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1838年10月8日—1905年7月1日），又称海约翰，美国印第安纳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于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编者注
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在北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会被一连串陌生的中国朝代名称弄得晕头转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又分散着众多都城。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国被一条长城围起，在它馈赠世界的礼物中（并未完全得到公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运河与水闸、火药与飞弹、瓷器与丝绸、针灸与草药疗法等，大概还有面条。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的发明同样经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却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精英统治制度，（在理论上）通过公正考试，选拔社会精英人才。我们在本章关注的，就是那种制度独特的近代产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国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别有见识的收藏家，在确立中国古代青铜器审美价值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属于中国最后一批文官，他们的选拔，大多经历了一套复杂的考试制度。那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以上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庞大复杂体系”，并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
科举考试之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今日美国高中生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无异。那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官录用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使聪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屏障。宋代期间，科举考试正式成形。那时，中国已发明了印刷书籍，并广为传播。学生们参加乡试、省试，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作弊。”费正清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场门口对考生搜身，在试卷上以编号取代姓名，重抄试卷以防判卷人认出考生字迹等。”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是进士，意为“通过殿试的学者”（大致类似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等生），确保了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高官地位。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殿试进行三天两夜。其间，每位考生与世隔绝，撰写“八股文”，展示其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能力。科举打分十分严格，通过考试的考生比例仅占5%。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现任官员也是对后代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专家，熟悉这些经典才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国子监，因此考试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袭统治阶层。国子监与法国的“名牌大学”如出一辙，那里的学生多数来自特权家庭，为获得“清朝顶戴”相互竞争。无论其缺点多么显而易见，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时，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他们摈弃了传统考试，指出那种强调古代经典、忽视科学的考试题目已经不合时宜。此后，学生们要么在中国新创建的学校就读，要么出国学习。
封建制度产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员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派，在濒于垮塌的清王朝供职的结果极为悲惨。2008年，张珺撰写了有关端方传记的论文《满族蜘蛛》，称端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网络构建大师。据张珺研究，虽然端方的种族渊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则属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族的权贵阶层。端方的父亲曾是杰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过进士，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太傅一职。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断言端方的祖先是汉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洲人，将其“陶”姓“归化为”满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从而使家族男性纳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种军事单位一律由纯粹或公认的满族构成。
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个混乱时期，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员。1882年，端方通过省试后成了举人，意为“被推荐者”，在地方上做了官。义和团运动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陕西代理巡抚。在令人伤透脑筋的危急时刻，端方成功保护了当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传教士，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领导的联军对北京发动猛攻，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却任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其朝廷官员逃至陕西。他们希望能够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护。此时，端方见风使舵的本领展露无遗。当慈禧太后一行灰头土脸来到陕西边界的黄河边时，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
三艘大船披挂绫罗绸缎，载着慈禧太后一行渡河。抵达对岸下船时，成千上万的陕西百姓口中欢呼“皇帝万寿无疆”，热烈欢迎慈禧和光绪皇帝。作为陕西代理巡抚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驾活动安排得一丝不苟。然后，他引导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一处临时住处，那里已被捯饬得像一座微缩紫禁城。紧接着举办了奢华的宫廷风格晚宴。从北京到西安逃窜数月之后，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员看来，陕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块天赐之地。朝廷最终决定在西安安顿下来，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
作为对端方器重的象征，慈禧太后“将自己手绢中的人参糖”赏赐给他，那是一种特别偏爱的姿态。端方得以从副职转为正职，最终得以在多地担任总督，包括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直至当上直隶总督。根据张珺对清宫档案的研究，端方“是一位掌握新技术的热心改革者、中国文物顶级鉴赏家、立宪改革建议起草者、清政府国际宪政考察代表团团长、有效压制革命起义的臭名昭著的镇压者、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将上述所有头衔集于一身”。
1905年至1906年，作为五位特派大臣之一，端方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考察，历时八个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确定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不幸的是，当大臣们在北京火车站准备启程时，一位革命党人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两名大臣，因而推迟了代表团的出发日期。
端方等5位特使和其余50名成员不屈不挠。他们带着750件旅行包裹前往上海，登上了“西伯利亚号”轮船，于1906年1月12日到达旧金山。中国代表团抵达时，迎接他们的是19响礼炮、滔滔不绝的欢迎致辞，以及旧金山华人商会组织的音乐招待会。特使们从旧金山港湾地区乘坐专列前往芝加哥。在芝加哥的行程包括会见简·亚当斯，拜访其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参观牲畜围场、精神病医院以及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端方不是代表团正式团长，不过抵达纽约时，他已成为代表团的明星演员。记者们注意到，端方机智老练，总是根据不同场合得体着装，在中国传统服饰和缎带装饰军装之间倒来换去。每到一处逗留地，无论是在纽约乘坐地铁，还是在新教传教士委员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组织的700人宴会上（简短）讲话，他都会凭直觉知道何时该笑，何时该拍手鼓掌，无须等待某位翻译提示。《纽约时报》写道，端方虽然在国内的官衔低于其他大臣，但他“是当晚真正的英雄”（那位不知名记者还讽刺地补充道，那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宴会，因为，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食客畅饮“和矿泉水一样度数的酒水”）。
在华盛顿，当代表团在白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会面时，端方再次大出风头。代表团将中国皇帝的一封系着黄丝绸的正式信函递交罗斯福总统。他给予了部分回应：“对那个东方帝国，美国充满了友好同情。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将有许多机会来表达友好。我相信，我们将在新的世纪实现更多共同愿望，为中国带来和平、繁荣和进步。”人们确信，在随后进行的正式午宴上，罗斯福谈到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创建远东艺术美术馆的建议。弗利尔是端方的收藏伙伴。当时的首都华盛顿仅有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博物馆，即由私人资助、藏品兼容并蓄的科科伦美术馆（中国特使们参观了那里）。
然而，端方特使之所以到处受到热情款待，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原因。在与美国州长、市长、教育家、博物馆馆长等会面时，他巧妙地将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经常赠送他本人广泛收藏的古代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端方对芝加哥建立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印象深刻，他甚至向该馆研究员赠送了自己收藏的一块道教石碑。该馆的员工则向端方回赠了一小批北美和南美古代陶器，以及特里吉特印第安人编织的草篮子。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端方仔细查看了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希伯·毕晓普收藏的珍贵玉器。报纸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中国特使（极有可能是端方）的话，称当时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摩根收藏，可能属于举世无双的藏品。
端方的好奇心、求知欲望和建立人际网络的能力的确极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般范畴。在芝加哥，他不但参观博物馆，也去考察牲畜围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提出与水源、沟渠和渔业有关的问题。在纽约期间，他参观了位于新泽西州贝昂市的标准石油炼油厂。乘坐约翰·洛克菲勒的私人车厢前往访问西点军校，视察了该校军官学生的餐厅、厨房（对服务员使用的自动门大加赞赏）。他还拜访了十几所重要的学院和大学，向对方重申慈禧太后关心的事情：希望美方在向中国男生提供奖学金的同时，也别落下中国女生。简言之，中国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标志着在最新和最古老的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
1900年至1911年，是端方作为收藏家登峰造极的时期，恰逢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伴随着铁轨的铺设，工人们挖掘了大量古代墓葬遗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拉腊·亚西尔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古代器皿经常被发现。可以说，早上在农田被发现，晚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展览。”有传闻说，端方利用总督地位，将最新出土的文物搜刮到自己家里。
端方收藏兴趣广泛，包括古代青铜器、石碑、玉器、拓片、书法和绘画等。他特别钟爱带有铭文的文物，身边聚集了一群研究、收藏金石文物的朋友。这一兴趣使他与福开森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福开森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出生的牧师之子，他本人则是著名收藏家、古董商，与中国的高官保持着密切关系。1900年前后，福开森结识了端方。1906年至1909年，福开森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其间，他一直与端方合作，成为总督聚会上的常客。在聚会上，专家们对金石文物进行观摩和研究。
1908年，端方总督为自己令人惊叹的收藏编撰了图录《陶斋吉金录》。许多专家都对此伸出了援手。图录有许多出彩之处，属于最早采用影印技术复制青铜器铭文拓片的中文著作。福开森常去拜访总督府，广泛探讨图录出版事宜。后来，福开森写道：
很多晚上，在南京代理巡抚的衙门，我与端方一起享用晚餐。餐桌是一个大“诸葛鼓”，我们坐的是小鼓。他会同时展示自己新近收集的青铜器，我们的会面因而变得独一无二。在《陶斋吉金录》中，他为自己的伟大收藏留下了完整记录。但是，翻看那本珍贵图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我记忆中的端方，怀念一位伟大鉴赏家把玩自己精彩青铜器时两眼放光，以及焦灼不安的模样。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青铜器因其古老、持久、刻有铭文，以及被用作陪葬明器，构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中国艺术，成为主要文明形成时期的一种无声见证。差不多在四千年前，中国的工匠便熟练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艺术——将铜与锡或铅混成合金。商代和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中国的青铜作坊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器物，包括青铜钟、鼓、匕首、弩、车饰、测量仪器和带扣等。
从有文献记载的陵墓中出土的陪葬青铜器，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中国文物。有些文物源于成百上千的帝王陵墓。制造它们的目的不是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于祭祀祖先、家族陵墓陪葬。中国古代文献对不同阶层的人士死后所用陪葬品数量和种类，有着详细说明。为确保阴间宴会的安全，陪葬品中还提供了青铜剑、匕首和青铜斧。在商代陵墓中，还存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殉葬方式，即在陵墓基建和埋葬死者时，要使用活人祭祀。简·方婷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对此进行过开创性研究。他们在《发掘中国历史》一书中写道，那种墓葬习俗，不仅被商代帝王所用，还被“扩散到商代中国的其他地方”。活人祭祀通常不是自愿行为。陕西的考古学家发现，受害者“被青铜箍套住脖子，窒息身亡”。
福开森通过与端方合作，开始建立中国艺术不同分类的标准，特别是墓葬青铜器。此时正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福开森为该馆征集的中国青铜器。媒体批评家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属于考古文物，不值得列为艺术品。在中国，福开森的学识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众多荣誉。他获得了中国清王朝授予的二品顶戴，以及日本颁发的“神圣珍宝勋位”。然而，福开森的荣誉和华丽外表具有欺骗性。正如托马斯·劳顿写道：“绝大多数人眼中的福开森，都是他在老照片中的样子：一位高贵的老绅士、中国通，衣冠楚楚，讲一口优雅的汉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实际上，福开森是一位爱好社交的政治操盘手、精明企业家和中国艺术的爱好者。他放弃了传教士事业，摇身变成一位生意人。他出版了一份报纸，开展了一场非基督教艺术运动，令他在卫理公会的上级大为震惊和恼怒。正由于他独特的学问以及他与端方的友谊（用劳顿的话讲），“世上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拥有了中国收藏，包括端方经手的一些艺术藏品”。
端方的收藏事业蒸蒸日上，与此同时，他的政治生涯却日渐衰弱。长期以来，竞争对手一直嫉妒、厌恶端方。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他们对端方实施了报复。在朝臣相互争夺权力的混乱中，端方先是被任命负责安排慈禧太后复杂的葬礼活动。之后，他又被指控对慈禧太后大不敬，有悖天理，犯下了三项重罪：允许摄影师拍摄送葬队伍，亵渎神明，尽管端方曾经常与慈禧太后一起合影；允许将神圣陵墓周围的树木用作电线杆，罪加一等；其他吊唁者步行送葬，他却骑着高头大马。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据说端方犯下了“破坏宫廷礼仪的最严重罪行”。为此，他的随从被严判入狱。人们普遍相信，一手导演端方“贬职”的，是同治皇帝的皇后家族，原因是出于妒忌。作为中国最重要地区直隶省总督的端方，臊眉耷眼地默默退休回家。
两年后，端方在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工业博览会，广受好评。此后，北京再次发现了他的能力。当时，愤怒的改革派、贪婪的军阀、堆积如山的债务、声嘶力竭的学生示威等，都让慈禧太后的继承者不得安宁。
情况令人绝望。清王朝统治者向端方求助。根据当时英美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记录，端方“被高看为‘封疆大吏’，他以机智和能力广为人知，可以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所有事务”。1911年春天，端方被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
铁路已成为新中国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资金匮乏仍是铁路系统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西方支付了战争赔款，借款必不可少。1911年，“四强”（英、法、德、美）同意向中国提供总计为600万英镑的贷款。虽然那笔资金会给当地投资者带来一些损失，其中许多人是认购了现有债券的商人，但中国的铁路建设似乎可以借此向前推进。农民则担心新的省力机械会减少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尤其是那些靠马车运送货物的劳工。在六周之内，有18个省和地区宣布脱离北京独立。在四川，大街上挤满了示威人群，铁路投资者拒绝纳税，体现了以某种财政方式进行抗议的强硬挑衅。作为广东—汉口—成都国家铁路的督办大臣，端方前往四川恢复秩序，命令邻省湖北的一支军队前往镇压起义。10月，端方率领500人部队行军期间，武昌爆发了一场兵变。该事件被认为是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端方在四川省界停止不前，权衡下一步行动。1911年11月27日，端方大臣下属的军队加入了起义，对满族统治者发出了愤怒呐喊。面对手下的反叛士兵，端方大声疾呼，要求士兵们保持克制。据某些记载，端方宣称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陶姓汉族，而不是满族。此举没有奏效，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被抓，随后被砍掉了脑袋。
对端方最后时刻的记录相互矛盾。一个版本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它断言端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试图逃跑，却被抓获，被一名士兵用剑一通乱砍。据说，端方问道：“你要杀我吗？”士兵们则异口同声地大喊：“是的，跪下！”端方反驳道：“我不会下跪，你要杀便杀。”之后被砍死。另一个版本是，端方的确知道士兵们的谋杀计划，但他贿赂军官杀了一头猪。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一边摇动死猪，一边手挥血淋淋的刀剑，宣称已将端方就地正法。同时，他们要杀的端方本人，则身穿破旧衣服，安全逃回北京——一个未被证实的故事。
端方被杀的肮脏结局一目了然。按照中国传统，人在死后要保持身体完整。端方的家人同意拿钱赎回他的头颅和身体。托马斯·劳顿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根据20世纪30年代北京流传的故事，反叛士兵向端方家人提出高额赎金，以赎回他的头颅。端方的家人一方面愿意支付赎金，同时也不愿意直接与士兵打交道，担心被抓或被杀。最后，他们请瑞典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代表他们出面。卡尔贝克已在中国居住了几年，汉语相当好；最重要的是，他认识端方……据说，卡尔贝克带着赎金，来到一个指定地点。反叛士兵头目数过钱后，对一位手下做了个手势。那人把手伸进一个装满煤油的大金属鼓，他抓住端方头颅上的辫子，把它举在空中，让卡尔贝克辨认。通过那种骇人方式，家人取回了端方的头颅用于下葬。
后来发生的另一个不同的续集，以更好方式对端方进行了缅怀。
家人赎回端方的遗体后，失去亲人的他们贫困交加，被迫出售端方的收藏。在端方的珍藏中，有一套青铜礼器，包含一件青铜禁、几件盛酒礼器。据说，那套礼器1901年出土于陕西西部宝鸡附近的一座陵墓。福开森曾在不同场合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他记得，端方先后分两次买下了那套青铜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展示，它们组合摆设的方式源于假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用语），因为“它们的年代或埋葬特征等所有证据，均已被破坏”。尽管如此，从青铜禁上面的侵蚀痕迹看，它们复原的形状看上去真实合理。
从1923年7月开始，福开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过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信，记录了那笔交易如何圆满完成。“那件青铜禁及其全套祭祀礼器独一无二，”福开森断言，“拥有它们，可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青铜器收藏方面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代理都在热切追求它们。但遗憾的是，“对于应从那套青铜礼器得到的价格，端方夫人和她的儿子有个过分想法。有人告诉他们，那套东西至少值50万美元。但是，我已打消了他们的错误想法”。福开森请求在北京取出12.5万美元，他认为端方家人将接受那个价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给了他10万美元。购买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10月，福开森写道：“关于购买事宜，我必须与端方夫人、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打交道。几天前，我以为问题已肯定得到了解决。然而直到一月份中国农历新年，我才等到了好时候的到来。”之后，购买事宜又节外生枝，起因是出现了家庭矛盾：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话，夫妻不再一起生活。端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真正拥有那件青铜禁的女人，仅是一个继母。但是，福开森在信中以胜利号角结尾：“幸运的是，依靠我与端方总督的友谊和合作，此事得以处理，我在母与子、夫与妻之间进行协调，出售事宜有了结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得到那套杰出藏品的同时，还间接促成了端方家人之间的和解。”
那套青铜礼器极其漂亮，时代为西周时期（前1046年—前771年）。在我们撰写本书时，它们仍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摆放在青铜时代展厅最重要的位置展出。它们的出处虽然有记录，但即便是那些与说明牌较真的博物馆达人，也很难从中找到端方的名字。对那位清朝官员的非凡生涯和悲惨结局，只有专家们略知一二。端方为鉴赏家和收藏家打开了许多通往中国艺术的大门。特别是端方引导了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欣赏，提升了它们的市场价值。
中国青铜器属于古老、极具收藏魅力、却使人烦恼不断的一类藏品。2014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在佳士得拍卖行再次出现一件中国青铜器。它的拍卖价格标出了新高，结果却出人意料。人们的目光都落在了那件“皿方罍”身上。那是一件体量巨大的中国青铜盛酒礼器，通体装饰图案简洁有力，肩部铸有双龙，器身D形把手处有突起带角龙首面饰，时代为晚商或西周早期，重42公斤，高63.5厘米。据称，它的来源“无懈可击”：1928年曾有报道指出，它经过许多著名古董商之手，包括卢芹斋、包尔禄和姚昌复。“皿方罍”的拍卖估价为3000万美元。但是在原定3月20日拍卖前的最后一刻，它被撤出拍卖。据说，它以3000万美元价格，卖给了中国湖南省的一群私人收藏家。
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市场内部人士声称，佳士得拍卖行有些惊慌，担心通过公开拍卖，竞标获胜者会以那件壮观青铜器属于非法出口的中国国宝为由，公然拒绝付款。“皿方罍”最终私下成交。它的目的地可能是已收藏有“皿方罍”盖的湖南省博物馆。
张珺对此进行了盖棺论定：那些古代青铜器，无论光润圆滑或是有棱有角，不管小巧玲珑还是高大魁梧，“皆作为权力象征而制造，它们只能被保护或发掘，不能被复制。还有其他文物更能象征传统中国的辉煌吗？青铜器鉴赏家必须通晓历史、艺术、考古和审美，还有比他们更高贵的文人吗？”
至此，人们可以推测，端方的魂灵可以含笑九泉之下了。所有那些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技能，以及赋予其上的强烈政治意识，都属于端方。他的才智和意志几乎无人能及。端方被残忍砍首的事件，发生在中国一个关键时刻。那时，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最需要他依靠自己毋庸置疑的能力进行调解。端方信奉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值得人们缅怀，不仅由于其文物鉴赏力，也因为其在所处时代表现出的勇气。端方所处时代的万事万物，又远远超越了引人入胜。
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
1922年10月的某一天，天空晴朗。无所事事的北京居民在大街上聚集，兴奋地观望装载两尊巨大中国石狮的马车，从面前颠簸而过。看热闹的人群拍照，高喊加油，工人们则奋力推拉，沿电车轨道把15吨重的巨大石雕运抵都城的火车站。之后，那一对石狮被装箱运往海外，经天津港途经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那里，那对看似凶猛又有些惹人喜爱的狮子，将很快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门卫，并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在跻身西方争夺中国文物的混战中，该馆虽是后来者，却值得引人关注。那里的员工以令人可以接受的加拿大方式，努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级收藏，其中没有口诛笔伐和丑闻，甚至引发了南部边界那边美国人的半真半假的喝彩。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它们没有真伪问题，也在于它们的供货者极不寻常。他们的藏品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真正起源，北宋皇帝如何在一处被遗忘的都市天堂统治，以及犹太人流浪部落如何抵达中国伊甸园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千年。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取得那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看似互不搭界的四人组合：该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崔克·科雷利，他是一位埃及学高手，却立刻发现在远东能够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一位主要供货人乔治·克罗夫茨，他曾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皮毛商，从不墨守成规，后来改行经营古董生意；接着是两位牧师：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英国国教主教怀履光，他与盗墓者称兄道弟，作为汉学家找到了第二职业；最后一位是低调、具有奉献精神的明义士，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923年至1934年期间在河南北部传教，属于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西方拥有优秀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中，要如此归功于“上帝仆人”传教士的，只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就连八面玲珑的乔治·克罗夫茨也出于对加拿大的钦佩，自己主动大幅降价，他的此番善行获得了回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克罗夫茨机智灵活，正是他努力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中国石狮为收藏标志产生的争议，降到了最低。那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绩。今天看来，那对石狮超过3米高，最初立于一处豪华王府的大门口，里面有宫殿、宝塔和经过修剪花木的庭院。那里是肃亲王的家，他是一位很有势力的满族贵族，属于清代所封世袭“铁帽子王”，意为那个封号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不幸的是，肃亲王田园诗一样的王府紧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那里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战场。
外国联军围攻北京，中国战败。肃亲王在清王朝日暮西山之际，选择了逃亡。在某天某时，他的那对石狮子被意大利人拖走。意大利人发现它们过于沉重，无法用于花园装饰，把它们转送给了奥匈帝国使馆。1917年，中华民国向奥地利和德国宣战，中国政府没收了两个交战国的财产。1922年，克罗夫茨买下了那对石狮，费用情况至今无人知晓。然而，有两个事实确凿无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急于确立自己藏品的特长，查尔斯·科雷利馆长对此已是急不可耐。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要充分感谢加拿大公民的自豪感、卫理公会教派和慷慨的银行家拜伦·埃德蒙·沃克（1910年受封埃德蒙爵士）。他是一位收藏杂家，从矿石、箭头，到古典绘画杰作无所不包。沃克渴望将多伦多打造成世界重要城市，因此，建设一座最新博物馆必不可少。为实现目标，银行家沃克向多伦多市主要由卫理公会教徒组成的金融精英求助，提醒他们的社会福音是“满足启蒙历史的需要，实现未来社会的提升”，虽然他自己只是表面上的信徒。沃克的激励说教富有成效，自1914年诞生以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极具新教伦理特色。最初，该博物馆包括五个各自独立的部门：考古学、地理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但是它很快在科学领域，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拜伦·埃德蒙·沃克筹集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招募了第一位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和观念超前的馆长。之后，博物馆开始向人文学科转向。沃克的收藏属于大杂烩。1902年，他希望在自己的藏品中增添古埃及圣甲虫。他从儿子口中得知，查尔斯·崔克·科雷利是一位埃及学家。科雷利时年26岁，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他请沃克放心，称自己可以搞到圣甲虫。科雷利非常熟悉尼罗河谷，就像他对安大略周边大草原那样了如指掌。几年前，科雷利曾访问英国，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特·皮特里，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快，那个加拿大小伙子参加了皮特里的发掘队，在埃及的重要遗址开展工作。此外，科雷利还在冬季期间，定期陪同多伦多贵宾团前往埃及旅游，对购买文物提供专业咨询。总而言之，科雷利是一位处事见风使舵的信徒，与其博物馆生涯堪称绝配。
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
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在美国，至少在可见之处，尚未发现任何地方收藏有（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更好的马、骆驼，或更令人恐怖的镇墓兽。那里收藏的一件釉陶骆驼极好，高度至少达到70厘米。在它的驼鞍上，一边挂着水囊……另一边挂着干肉、排骨和所有其他物品，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即便是写实的希腊艺术，也绝不会比那些杰出中国釉陶动物更加栩栩如生，不会比那些弯颈、立耳陶马的姿态更加雄伟。与我们西方古代世界的任何文物一样，可能属于陪葬品的成排人物塑像，充满活力，虽然它们体量不大，从未在想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但仍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而我们美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仅此一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把美国的博物馆甩到了后面。
华尔纳所言显得相当谦虚。同时也表明：在已成形的西方艺术体系中，为中国艺术定位，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通常的艺术等级体系中，博物馆质量的艺术品起源于近东，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成熟，进而传承至各自定位明确的不同阶段，一直延续到属于叛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但是，在那种艺术格局中，“中国艺术”的定位在哪里？拥有丰富复杂传统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何自成体系独立演变？确实如此，牛津大学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艺术》的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也属于“相当近期的发明，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学者和理论家做出了不懈努力，以破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寻找其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在探索中国艺术的过程中，自乔治·克罗夫茨开始，加拿大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1925年，克罗夫茨去世后，他的珍藏、照片和笔记本，都转给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它们对于创建中国文物年表，确定其来源和真伪，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克罗夫茨经手的特价商品最终都变成了博物馆的珍藏。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4人组合中的第3位是怀履光博士。1956年，他出版了《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称自己“曾任河南省主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亚艺术藏品部名誉主任”。之后，他又撰写了真正开创性的著作《古代中国的尸骨文化》。此前在1934年，他出版了《洛阳古代陵墓：对河南金村一组时代可能为公元前550年的王室陵墓建造及墓葬品的记录》。开封曾经是封建中国的一个都城。怀履光早期发现的一个令人存疑的闪光点，是他在开封三位一体教堂附近，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犹太教堂遗址。1912年，在开挖新传教士医院地基时，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3块石碑，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一处宗教崇拜地。
有关石碑时代和铭文意思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开封是一个起源于古波斯地区犹太人部落的安身之地。实际上，马可波罗曾提及犹太人现身中国。随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几个世纪前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提到过此事。显然，开封犹太教堂原汁原味的安息日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自然灾难使犹太人教堂遭到了毁坏。最近，犹太学者和以色列狂热分子，已确认并欢迎那些被流放犹太部落的后裔。
怀履光备受鼓舞，很快将考古学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利用实用主义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应与盗墓贼开展合作，既握手交流，也并肩挖掘。对此，我们找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艺术家、学者妻子维尔玛（她曾在怀履光最后署名出版物的封皮上画过素描）提供的证据。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在书中回忆道：“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争夺战中，怀履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外国人。我们拜访怀履光主教后一年多，发现他一直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与当地从中国历史中获利的中国人合作，借以开展一项抢救工作，并取得了科学考古成就。”
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
怀履光中等个子，头发乌黑，额头宽阔，嗓音低沉，身材瘦削而结实。他一直（如有人对歌德的形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般人可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用他的传记作者刘易斯·卡尔文·沃姆斯利的话讲：“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他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相信世界上的秘密在等待他去发现。”怀履光正是那样一位修道士。1896年5月，他刚向自己的甜心安妮·雷求过婚，便获悉自己要去中国传教。
1897年2月，怀履光独自一人从温哥华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抵达上海后，他得知自己被安排到福建省传教。那是中国南方一省，被认为是“外国鬼子”的冒险之地。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城，从庄严的福州港前往那里，需要乘坐驴车走8天。
抵达福州后，作为传教士见习生的怀履光，很快为自己购买了一件中式长袍、帽子和一条假辫子。那一年是猴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区，以及慈禧太后从北京逃亡，满族统治阶层的精英，已开始走下坡路，各地充斥着各种密谋和排斥异己活动。
因此，那个时代，与怀履光所能期待的一样有意思。此时，他在福建的建宁开始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城，四周是云雾缭绕的茶园。怀履光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口语和阅读，留蓄长辫子，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怀履光。1897年10月，安妮·雷来到了上海，两人在那里完婚。怀履光夫人通情达理，她没有穿着中式服装，是冲动任性丈夫的平衡稳定器。
世纪之交，挑战无处不在。加拿大英国圣公会传教会没有畏缩撤退，选择了迎难而上扩大影响。教会的长老们获悉，中国对创办医院和学校，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欢迎态度，怀履光似乎是可授权管理更大区域的理想人选。他曾经与麻风病患者一同工作，学习过顺势疗法，会演奏中国乐器，还知道如何制作腊八醋。而且，他还以“像中国人一样讲汉语的老外”而声名远扬。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包括容易引发众怒的治外法权。但是，当外国人因此遭受攻击时，能讲中文就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当英国国教会总主教把河南省指定给加拿大时，英联邦自治领地的主管，把目光投向了来自安大略省的年轻人怀履光，安排他对付属于特别动乱地区的河南省。1909年，怀履光36岁，被任命为加拿大派往中国的首位英国国教主教，属于当时获得主教长袍、主教冠以及宗教法庭主教宝球的最年轻主教。
不到一年，怀履光便踏上了前往开封的征程。那里是北宋时期的古都，最近成了河南省首府，管辖着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3500万居民。3月，在一个令人难以睁眼的沙尘暴之日，怀履光夫妇乘坐轿子来到开封。迎接他们的（据怀履光传记记述）是一个3岁大的孩子，他伸出一个空饭碗，很有礼貌地问道：“你吃了没（当地问候语，相当于‘你今天过得好吗’）？”新主教似乎很快融入了开封熙熙攘攘的街道之中。“怀履光身材瘦小柔软，”在此继续引用沃姆斯利的描述，“怀履光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很像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国小伙儿。幸好，他头发乌黑，眼睛也不是那么湛蓝，不至于引发众人的议论纷纷。”虽然开封的辉煌仍然不为人知，连喝过墨水的老外也不例外。怀履光在那座城市担任主教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幸运，扣人心弦。
在北宋（960—1127）九位皇帝统治期间，开封曾是中国的封建都城，达到了辉煌顶峰。人们普遍认为，宋代皇帝是“天朝王国”最有能力、最文明的统治者。北宋时期，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印刷书籍首次面世，科学发明突飞猛进，经过严格考试形成了一批政治精英阶层。13世纪，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令人难忘：它的人口约为140万，包括9个城郊居民区和军队家眷驻地，使开封城的面积达到古罗马城的3倍。
开封的崛起，应归功于它毗邻黄河，以及不久前开通的大运河，中国北方的煤和铁，因此得以与通过驳船从土地肥沃的南方运来的粮食进行交易。开封还成了一个商业交叉路口，市场上挤满了来自中亚的大篷车。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对那座已被遗忘的开封都城进行了理想化描述：那里一度成为城市天堂，和平、稳定，其令人愉悦的文明礼貌、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延续了一千年。对此我们有一个形象见证：《清明上河图》。那是一幅5米多长的卷轴绘画，据传由张择端创作。许多学者认为，那幅画作描绘了鼎盛时期的开封景象，包括一排排商店、水运航道、拱桥、花园、学校、寺庙、食品市场和戏院，其间点缀着骆驼大篷车、街头音乐家、杂技演员、官员和学生，以及里面有妓女和歌女的青楼（芝加哥大学网站有该卷轴画展示）。
1910年，年轻的怀履光主教，对所管辖的教会王国进行了调查。此时，他发现那座曾经的大都市，已沦为一个落后的省城。开封还保留着老城墙、令人难忘的铁塔、迷宫一样的水路以及千姿百态的花园。但是，由于开封邻近黄河泛滥区，洪水定期发作，那里的纪念碑式大型建筑已被冲走，几乎全部消失。除此之外，由于开封地区缺乏大型石材，早期大型建筑均采用夯土和易于腐烂的木结构。相对而言，当地的大量古墓更为经久耐用，它们支撑了开封的地下经济，使怀履光主教成为科雷利馆长的授权供货商，充实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收藏。
“我很快发现，我与怀履光在多伦多一起读过书。”科雷利馆长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1300年或1400年的精致绘画，技法高超，保存状况极好。由于怀履光与河南省某位大古董商结下了友谊，他受到了良好训练，对于所出土文物的情况一目了然……尽管怀履光温文尔雅，但他有勇气在破坏中拯救他的城市。”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在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中，怀履光是一位全能调解人。20世纪中期，在一个危急时刻，怀履光主教给科雷利馆长寄了一封信，谈到了因军阀军队威胁产生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那封信说，怀履光主教从一个英国人那里获悉，军阀军队进入城镇10分钟内，便会前往他很熟悉的一座寺庙。那里保留着精美壁画。士兵们到达那里，会用刺刀抠出壁画上的人像，祖祖辈辈的僧人珍爱许多世纪的伟大绘画作品将会毁于一旦。僧人们安排了一些人，从寺庙墙上揭取壁画。他们切开厚厚的泥灰，将壁画一块一块切割下来。被切割的壁画共有80块，用棉花包裹后装车运走。僧人们也不知道它们被运往哪里，因而无法通过酷刑逼迫他们告知壁画的下落。当军阀来到那个寺庙时，那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一面墙。
据怀履光估计，那些濒于灭绝的壁画属于元代时期的作品，价值非凡。寺庙名为兴化寺，建于公元992年，位于山西省一个偏远农村。那些壁画一直在兴化寺受到精心保护。此时，那里的僧人已是手忙脚乱。怀履光催促科雷利馆长买下那些壁画。1928年，科雷利馆长给那位英国中间人发报，提出了购买要求。80块壁画残片及时抵达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被精心修复。科雷利就壁画修复问题征求兰登·华尔纳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乔治·斯托特。在斯托特的建议下，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重新修复了约12米的干壁画绘画，那便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壁画《弥勒佛的乐园》。它描绘的是弥勒佛（未来佛）及其周围的一群神人、凡人贵族和个人随从，包括弥勒佛的理发师，整个画面显得虔诚、友善。
征购《弥勒佛的乐园》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通过山中商会）买入了另外两幅元代壁画。它们同样来自陷入危险之中的山西省，被称为“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南斗星君”描绘的是与“天朝”干支纪年有关的12个动物。总而言之，用科雷利馆长的话说：“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那些壁画被重新修复后，一直在该馆亚洲艺术展厅复原展出。）
与此同时，怀履光还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供了各类其他的文物：古代青铜器、带铭文的甲骨，它们为中国文化历史增添了崭新的序言。因此，1935年，怀履光从主教岗位退休后，顺理成章地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始了新的事业，担任了该馆东亚藏品保管部的主任。之后，怀履光发表了一系列博学多才的专题论文，包括他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寺庙壁画》一书，其中附带有精美的插图。在那本书中，怀履光对上述3幅壁画进行了注解。福开森（另外一位传教士改行的古玩收藏家）曾为怀履光早期有关中国陵墓的书籍写过前言，他评论道：当时，怀履光在中国似乎属于“最幸运之人”，“能够通过可靠的代理，密切关注每个阶段的盗墓活动，对墓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予以保护”。福开森应该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公正描述了专业考古学家的困惑，描述了他们为保护中国大地的出土文物，甚至盗墓者手上那些文物进行的斗争。
然而，令怀履光进退两难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怀履光自我评价很高，对此并非全无道理。他能很快地精准拿捏有关法律的问题。在怀履光出版的著作中，对于所购买文物如何进入他的视线，通过了何种渠道，他一直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另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挖掘者是明义士，怀履光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尽管如此，怀履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未对同事明义士的工作给予足够赏识。中国学者董福林是明义士牧师传记的作者，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
据董福林统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有数百件（甚至可能是数千件）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陶器和绘画，属于非法走私到加拿大的，违反了1930年中国禁止出口古物的法律。他坚持认为，怀履光通过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运送文物，那里的检查形同虚设；或在其他传教士的行李中夹带文物。董福林披露的情况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公开辩论，尽管尚未有人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正式提出文物返还要求。争论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明义士。在职业道德方面，明义士选择的道路，与河南省主教怀履光大相径庭。
明义士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不同寻常的是：明义士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尊敬，在中国也是如此。他被中国誉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明义士1957年去世。由于冷战原因，他生前未能重访自己长期在安阳居住的老房子。尽管如此，2004年，明义士在安阳的故居，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明义士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挥的先驱作用；也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文物属于中国，也应该留在中国。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
在协助重新发现已失落的中国国家、文明根源方面，明义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发现并解读甲骨文之前，人们推测中国最古老的商周王朝，至多是尚未成形，或属于杜撰。但是，“龙骨”（带有铭文的龟甲和牛骨）的发现，不但使怀疑者哑口无言，也表明中文是最古老且一直延续使用的书写文字。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商代是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者。西周崛起前，商代的30位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随着周克商，”费正清归纳道，“中国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而诸如青铜器铭文以及新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等新考古证据，均可与中国古代文献和最早历史记载吻合，与那些久为人知的古代地名、人物和事件吻合。”通过对其统治者赋予“天赋王权”，商代和周代创造了新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同质、勤劳、早熟的中国人民，得以沿着“天朝”封建统治的道路不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证明了古代甲骨文的作用。根据一个常被人提起的故事，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当时，清代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患上了疟疾。他的医生给他开了一服俗称“龙骨”的药方，其中包括碾碎的龟甲。王懿荣拜访了北京当地的药店，注意到那些尚未碾成粉末的甲骨上刻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字，与他在古代青铜器看到的文字类似。义和团起义爆发时，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那些奇怪甲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时，王懿荣被任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面临着投降或被流放的结局，他选择了服毒身亡。
王懿荣自杀后，他收集的一千多件甲骨文转手落入同僚刘鹗手中。1903年，刘鹗出版了首部有关玄妙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刘鹗得罪了清政府的权力部门，因遭腐败指控被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去世，端方接手了那批甲骨文的鉴别工作。端方是清廷著名官员，也是首屈一指的文物收藏家，曾出高价征集甲骨文。如本书前面所述，1911年，发生了成功推翻满族清王朝的起义。其间，端方被手下叛乱军队砍掉了脑袋。
20世纪初，明义士抵达中国时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当时，明义士26岁，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他见证了世上最早建立的封建制度大厦的坍塌。明义士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接受过土木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的专业训练。在基督教青年会一个露营地，明义士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抵达中国后，似乎是机缘巧合，明义士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定居下来。那里正是日渐衰弱的“天朝”文明的发源地。
明义士很快得知：在安阳郊区，有一片叫作“殷墟”的庄稼地。拾荒者知道，那里有大量甲骨，地面丢弃着破碎陶片。在那片土地下面，躺着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遗址，包括宫殿，官吏、士兵和卜卦者的居住区。卜卦者精通解读动物骨头上面的裂痕，以此预测未来。从此以后，明义士牧师积极参与到考古活动之中。192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安阳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国科学院是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科学组织，而那次发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活动。不进行考古发掘时，明义士履行传教士职责。此时他是牧师，推动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时而还担任教会流动乐队的领队。即便在中国处于动乱期间，明义士牧师也和他的团队一起，从一座城市前往另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搭好装满食物和印刷品的台子，敲锣打鼓召唤充满好奇的人们，之后播放耶稣的形象和加拿大农村生活的幻灯片。
1937年，日本人开始武装进攻中国。安阳的考古发掘和传教士的巡回布道告一段落。1936年，明义士与妻子安妮·贝勒和儿子亚瑟一起返回加拿大休假。他们哪里知道，那竟是他们与安阳的永别。回到安大略省，明义士很快自愿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工作，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的考试，递交了有关中国商代青铜武器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义士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顾问。
回到加拿大重新安顿下来后，明义士仍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一大批运抵加拿大的甲骨和陶器？明义士打算订立契约，将那批藏品转让给中国。同时，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捐赠一批代表作。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1957年，明义士去世。此前不久，”据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记述，“明义士的妻子安妮和儿子亚瑟，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协商，以确定哪些明义士藏品分配给加拿大……明义士的家人同意接受最佳解决办法，即把大部分藏品出售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60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设立了‘明义士基金’，将其作为已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以促进加拿大对中国的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此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上，履行了协议，出版了16本有关中国商代的书籍和专题论文。随之而来的其他结果，也毫无疑问令明义士感到安慰：他的儿子亚瑟，后来成为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加拿大从中国移民中获益良多，明义士家人的朋友、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伍冰枝，被提名担任了加拿大总督，她成为担任英国女王象征代表的首位华裔加拿大人。
随后发生的事情也颇具辩证对称性，会使不喜欢出风头的明义士牧师欣喜不已。在毛泽东时代，明义士牧师被公开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之后，他的名誉逐渐得到恢复，并在2000年达到顶峰。那一年，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对明义士给予了肯定赞美。的确如此，在明义士的生涯中，寻求和谐统一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主题。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我曾见证过1000人受洗礼，还有更多人准备成为新的信徒。但是，与在河南北部学校和教堂里所做的工作相比，我对甲骨文的研究，或使我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甲骨文蕴含的更深层信息究竟是什么？“明义士研究商代宗教，”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概述道，“他得出的结论是：商代人与《圣经》描述的摩西时代处于同一时期，他们曾崇拜一位被称为‘上帝’的神。那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情况下，17世纪的耶稣会信徒曾宣布过那种观点。他们推测，周代人引入了‘天’的概念。那是一种超凡的精神力量，支配着宇宙和人类。”
明义士与耶稣会信徒持有同样的观点。明义士相信，自己潜心研究的甲骨令人崇敬，它上面出现了表意的“帝”或“上帝”一词。他相信自己已从甲骨文中找到了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摩西曾经来过殷墟。而且，他还相信，“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古代圣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目前，孔子的名誉在逐步恢复，特别是在圣人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市。对此，明义士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埃文·奥斯诺斯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写道：“在据传是孔子诞生地的山洞附近，正在建设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建筑群，包括博物馆和公园，里面的孔子塑像，几乎与自由女神像一样高大。在市场运作方面，曲阜市已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相提并论，称自己是‘东方圣地’。”（2013年，那里接待了440万观众。）人们可以想象，明义士的不眠之魂，会显露出一丝幽灵般的微笑，同时发出一声叹息。明义士曾精明地说过：“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定要用中国思想和观念教育自己。如此，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的外形，也能了解到中国的灵魂和思想。”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4位主要创建者，还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有形的纪念碑。目前，该馆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藏品类型齐全（艺术品、文物、自然科学和纪念物品），总数达到了600万件。今天，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员工，已很少“通过最近是否征集了数百件文物藏品”来评价自己的博物馆。如该馆现任中国艺术高级研究员沈辰所主张：“博物馆员工更感兴趣的，是看博物馆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活动，或者下一次举办怎样的重磅大展。”为此，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出的口号是“海纳百川”，目的是“与博物馆新观众和年轻观众的需求保持一致，与公众的期待保持一致”。
沈辰是考古学家，拥有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的经历，也很有能力实现博物馆的口号和目的。他不仅跨越了太平洋，还主动南下接触一些美国博物馆。一个例子说明了那一点：2002年，沈辰博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3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巡回展览“千古遗珍”。
“千古遗珍”首次在北美展示了一批中国最近出土的文物，它们（时代为公元前2000年）从根本上修订了中国早期历史的公认版本。展品中包括极具神秘色彩的青铜器，精美的盛酒器，“半人半兽”面具，刻有兔、龟和老虎形象的玉坠，以及几十年前由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三杰”（克罗夫茨、怀履光和明义士）征购的甲骨文和陶器。最近，从四川省的十几个遗址中，出土了数百件文物。1986年，在四川省省会成都附近的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使四川考古变得光彩照人。根据沈辰为展览撰写的小册子，三星堆的发现，无疑是“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打破了以前“四川盆地属于文化穷乡僻壤”的固有共识。人们曾经认为，直到秦朝和汉朝（前221—220），四川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文化支配的阴影中”。
在此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在对中国历史进行重大修订过程中，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发挥了恰如其分的引领作用。在西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是首家开创性地系统收藏甲骨文和古代青铜器的博物馆（如2002年展览所展示）。其次，“千古遗珍”展有助于在新千年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传统。该展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文物局的全力合作。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负责安排了该展在美国的巡展。在美国西海岸首次展出后，“千古遗珍”移至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肯贝尔艺术博物馆。该展的第三展地，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2年10月至11月，该展抵达最后一个展地多伦多市展出。东西方携手庆贺三星堆那些惊人发现，使“千古遗珍”文物展览产生了双重意义。2014年，当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庆祝建馆100周年时，它同样适时地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紫垣撷珍——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生活文物》，集中展现了北京紫禁城居民的幕后生活。该展包括了大约250件展品，它们之前从未在海外展出过，吸引了潮水般的观众。《美成在久》杂志对展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那是一本针对亚洲艺术爱好者的全球性杂志。来自紫禁城的文物展览，使加拿大安大略省再次受益，同样具有双重意义。
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
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第二阶段的碰撞，正值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帝国扩张群雄纷争。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和可居住土地，都处于十来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虽然美国的领导者声称，美国拥有优越的政治道德，但它仍然参与到了扩张竞争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它较少利用贸易来表达意志，而是采用了更多其他的方式。因此，1851年，美国太平洋贸易游说集团向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施压。那位总统在其他方面并不怎么坚硬，却大胆派出了一整支小型舰队驶入日本。之前，很少有西方人涉足那里。此举并未赢得掌声一片。在菲尔莫尔总统的批评者中，有《纽约时报》的编辑。他们警告说，不要为了“每年只有几批棉布货物”的市场，试图“用炮弹、子弹和炸弹打开一条通道”。美国国会和许多其他人则有不同的看法。1853年，马修·佩里司令的海军舰队扬帆起航。他统领的“黑船”，成功撬开了驶入封建日本的通道。
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此事产生的后果。在15年之内，日本的叛逆者们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他们清除了日本闭关锁国的旧秩序。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崛起，建立了开放、有效，以及在永远正确的君主象征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从那时起，美国和日本开始与欧洲竞争，争夺控制中国的主导权。此时的中国，正饱受饥荒、叛乱、腐败，以及（在北京看来）传教士的困扰。1898年，美国舰队司令杜威率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湾大获全胜。之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威廉·麦金利总统宣布，经过一番虔诚祈祷，他依照上帝旨意，将菲律宾群岛纳入了“美国版图”）。
1898年，美国国会对吞并夏威夷的提议进行辩论，其中弥漫着扩张主义情绪。在众议院演讲时，纽约州众议员威廉·苏尔泽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他对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呼吁道：“让我向美国商人大喊：要奔向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奔向太平洋！”那里有数百万、上千万需要吃饭的民众，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在召唤，欧洲列强已试图控制那里。“在世界商业竞赛中，我们决不能落后。”随后，苏尔泽众议员还宣布了更多超越其想象力的预言。他说，不出一百年，美国贸易的巨大体量，“将不仅跨越大西洋，还要跨越宽广的太平洋”。
那些盛行的观点和随之发生的行动，宣告了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地区强国的首次亮相。华盛顿早期转向远东的一个明显前兆，是美国迅速出现了一个社会团体。其成员由外交官、传教士、商人、金融家及其家属组成，长期在中国居住。从此，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开放的口岸城市，首次出现了不断增长的美国人社区。在中国偏远地区，传教士的活动也在急剧扩大。有关东亚的书籍，在美国出版目录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年轻人，开始破天荒地学习基础汉语。我们在本章节涉及的，是美国转向亚太过程中一个被人忽视的方面，即女人的重要性。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的家眷，经常有着与丈夫不同的日程表。她们不仅与中国女人交朋友，还被中国风俗、衣着、日常生活和从众心理所吸引。本章节和下一章节（我们还将顺便去趟西藏）将集中讨论那种情形如何形成。正是圣路易斯博览会，打开了一扇美国通往中国的特别之门。
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或许成了美国展示自己强大扩张主义力量，以及新型伸缩性的最佳时机。博览会的举办，也是庆祝杰弗森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百周年纪念。那笔交易使美国将15个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纳入版图，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的最大面积的领土。博览会的官方期刊兴高采烈地欢庆美国的西进成就：“人们与一望无际的荒野和野兽搏斗，仅仅100年，便使那里成为20个伟大联邦的所在地。与此相比，荷马《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小巫见大巫。”
博览会开幕前，3万人一天24小时连轴转，一直干到周五深夜，忙着对地面进行最后的整理，拆除脚手架，布置展览。4月30日上午9点，达官贵人从三个方向汇集到作为博览会中心的圣路易斯广场。在一支乐队率领下，当地显贵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政府代表相互寒暄。美国各州和领地的大人物，包括从华盛顿乘专列抵达的国会议员，也在此与大家会和。两艘美国战舰——纳什维尔号炮艇和劳伦斯号鱼雷驱逐舰，驶进了圣路易斯海港。汽笛齐鸣，人群发出高声呼喊，来迎接那两艘战舰，为博览会增添了耀武扬威的氛围。
天气极好，令人舒畅。大约有187000人亲临开幕现场，他们俯首祈祷，聆听五花八门的致辞。500人演唱了由当时美国著名诗人埃德蒙德·克拉伦斯·斯特曼创作的《西部赞歌》，以此对来宾表示欢迎。最后是以吉卜林格调响亮吹奏的《崭新和更高贵的国土》！在一名卫兵陪同下，美国战争部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参加了博览会开幕活动，并发表最后的重要讲话。现场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送了电报。此时，总统正站在白宫的东屋。下午1点14分30秒，罗斯福总统按下了发报机上的金色按键，莫尔斯电报的嘀嗒声，穿越了1100多公里。开幕现场的闸门打开，水流形成阶梯瀑布，成千上万面旗帜随即展开。至此，全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伟大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展览”开幕了。
在那种情形下，博览会开幕当天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由于扳道岔出错，“铁山快车”的6节车厢脱轨，导致8人死亡。那是世界博览会的专列，是温泉城开往圣路易斯的早班快车。乐队队长的马车撞上了一辆无轨电车，导致他身受重伤。客栈一个容量100多升的咖啡机爆炸，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发生于1803年，在1904年搞百年庆典活动，已经延迟了一年。博览会举办了7个月，包含了来自62个国家、殖民地和43个州，以及除夏威夷之外所有美国占领地的展览。博览会的设计师们，对布满灌木丛和沼泽的7000多亩公园进行了改造，观众在其中500座建筑里面伸长脖子张望。博览会的亮点，包括几个复制的大“宫殿”：法国的大特里亚农宫、德国的夏洛特堡城堡，以及罗伯特·彭斯故居和亚伯拉罕·林肯的小木屋。
中国人曾低调参加了1893年芝加哥、1900年巴黎博览会。尽管如此，圣路易斯博览会，标志着中国首次正式现身世界博览会。“天朝”派遣满族血统的溥伦亲王率领代表团与会。慈禧太后捐献了75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50万美元），用以支付中国展览和中国馆的建设费用。溥伦在博览会上复建了自己府邸的部分建筑，将其作为中华帝国馆。它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一座奢侈、优雅的建筑，装饰华丽，五彩缤纷，充满幻想。”中华帝国馆的特色，是其中的荷花池塘里面，游弋着从中国进口的金鱼和银鱼。慈禧太后的银子似乎是花得物有所值：中国馆被认为是“所有外国馆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场馆”。人群涌入中国馆，证明其受欢迎程度没有言过其实。1904年5月6日，在耶鲁大学毕业生（1883级）、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开甲的协助翻译下，溥伦团长正式为中国馆举行落成典礼，进行集体接见，在当晚举办了3000人参加的招待会。之后，溥伦离开博览会，前往美国的主要城市参观。
中国的主要展品位于“人文科学馆”。在家具、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中，特别展示了“穿着中国本土服装的男女假模特。有些服装是浓艳的刺绣，表现了中国各省的不同服饰”。但是，对观众来说，那些展品似乎是“明显地拥挤”。他们抱怨展品“乱七八糟”。商人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外国品味，为博览会提供专门展品：康熙、乾隆瓷器，汉代陶器，明代瓷罐、瓷瓶，重建的景德镇瓷窑（曾被太平天国起义破坏）烧制的新器皿（包括专为宫廷烧造的“贡瓷”复制品），古代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以及大卷大卷的丝绸等。
此时，中国艺术被归类为“应用”，而不是“美术”。只有一件展品——美国人凯瑟琳·卡尔为慈禧太后所画的肖像油画，进入到美术馆中展出。当时，凯瑟琳的兄弟弗朗西斯·卡尔在中国。他作为清朝高级官员，在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工作。卡尔担任了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副监督，负责中国展品的收集和布展。人们推测，是卡尔说服了博览会将姐姐所作的肖像油画放入美术馆，而不是与其他中国展品一起在人文科学馆展出。
在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外国人是罗伯特·赫德爵士。他是弗朗西斯·卡尔的上司，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超过了45年。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负责收税，监管港口、边界、灯塔和2500个邮局。同时，他还承担欧洲人与中国人协商调解人的角色。有传言说，赫德是天子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一位朋友宣称，如果赫德没有为英国扩展领土，“为避免另一个帝国灭亡，他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赫德支持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负责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查尔斯·阿迪斯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银行家，后来担任了英格兰银行的行长。19世纪90年代，他为赫德爵士留下了以下描述：
赫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显得腼腆，毫不张扬，讲起话来索然无味。他喜欢以相当阿谀奉承的方式对待（貌美的）女士……他从不外出，活在工作文件的包围中……他按规律过日子。早起，读10分钟古典作品，拉10分钟大提琴，每天下午睡一个小时，等等。开始读一本书时，他会告诉你他将在哪一分钟读完……他是梦游者……一位极好的组织者，使他庞大的机构运作得如同一台完美机器……一个毫无疑问的利己主义者。赫德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得十全十美……如果哪里有伤，会用几年时间疗养……他没有朋友，没有知己，从不锻炼身体……赫德属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但他发现自己来得太晚，很难与其情况相同的人打成一片。因此，赫德活得孤独，孑然一身。
人们经常称赞赫德爵士清正廉洁。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北爱尔兰人赫德在1908年退休时，仍拥有50万英镑的财产，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赫德也为自己的任人唯亲深感内疚。虽然妻子赫斯特于1882年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但她布雷登家族的亲戚们，仍在赫德管理的大清帝国海关留任。（1867年，赫德结婚周年纪念，他写道，自己“难以找到更好的妻子……同时，婚姻也确实干涉了男人的工作”。）
赫德夫人回英国时，赫德在中国情妇帮助下抚养3个孩子。赫德以对女人眼光独到广为人知。因此，在自家暂住的金发女郎房客引起了他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那位金发女郎，便是赫德夫人布雷登家族的亲戚凯瑟琳·卡尔。“今天，凯瑟琳小姐离开了康格公使的家，搬到了我这里居住，”赫德爵士写道，“她非常轻松活泼。实际上，她更像一阵旋风。我担心，适合我健康和工作的静怡之地，将会因此白受干扰，或许也会带来某些好处。”1902年10月，凯瑟琳跟随母亲，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抵达中国，前往中国通商口岸芝罘（烟台）看望兄弟弗朗西斯。凯瑟琳曾就读于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喜欢诸如约翰·辛格·萨金特之类的美国画家。她个子不高，面有雀斑，健壮结实，自信满满，总是带着一脸迷人的微笑。经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康格推荐，慈禧太后选择了凯瑟琳作为自己的肖像画家。赫德爵士甚是高兴，很快从欧洲快递订购了7米多的画布和一些油画颜料，帮助女房客从事艺术创作。
紫禁城的占星家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1903年8月5日11时），让凯瑟琳与慈禧太后首次见面。慈禧太后去了美国公使馆，待了3个小时后回来。陪同她的有莎拉·康格和翻译路易莎·裕庾（原名路易莎·皮尔森）。路易莎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一位波士顿出生的上海商人。此时她是清朝一位官员的太太。准备工作结束后，凯瑟琳的草图获得了批准。凯瑟琳发现，自己的艺术眼光升华为了宫廷传统，如她所述：
太后陛下身着一套正式冬季官服，裘毛衬里使原已紧绷的刺绣绸缎更显僵硬。在偶尔出现任何皱纹的地方，都有珍珠流苏包裹皱边，借以拉平皱褶……在官服外套之上，她披着那件著名的珍珠斗篷，戴着一串长长的珍珠饰带，以及许多珍奇异宝作为发饰。她的小袖衬着毛皮，半掩一双玉手。尖尖玉指戴着长而弯曲的指甲和宝石护手，把手掌遮挡得严严实实，使那双手的画面效果最不尽如人意。
随后，路易莎夫人谈到了摆姿势的话题。但是慈禧太后坚持己见。最后，慈禧太后同意了肖像所采用的姿势，以及带水仙和“双喜”图案的黄色锦缎服装。接下来，她们确定了肖像的巨大尺寸——1.83米×3.05米。由于宫廷的木匠不会拉开油画布，那份工作就落在了画家本人和一大群太监身上。“我自己使用铁钳子拉拽画布，”凯瑟琳写道，“太监们站在凳子上，拽住画布四角。一个太监拿着大头针，另一个拿着锤子……我每发出一个口令，总管太监都会大声重复一遍。每当太监们没能领会我的指令，总管太监会呵斥他们，威胁要‘打竹板’。最后，我完成了那个艰巨任务，伸开撑好了巨大画布。”
最初，大家一致同意，把画像的次数定为两次。但是，慈禧被画像那件事儿弄得挺着迷，整个过程一拖就是9个月。凯瑟琳则像个犯人，居住在醇亲王的宫殿里，直到占星家宣布：肖像必须于1904年4月19日4时完成。此时出现了问题。慈禧觉得画像不再好玩，难以安静下来。路易莎的女儿德龄，只得作为替身摆出姿势。而且，慈禧太后并不认可西方的艺术习惯，比如明暗法：“我不想让人们在那里想象，我的脸是一半儿白，一半儿黑。”慈禧还以为画面上的珠宝可以轻而易举地去除，就像从人身上摘下来一样。最终，慈禧的肖像以四平八稳结束。那种效果并非画家本人的过错。凯瑟琳给一位东方学者写道：
我曾经梦想，把慈禧太后画得像一尊佛像：她在清王朝古老的龙椅上端坐，弯曲的美臂、玉手摆放在龙椅扶手之上，使它们的优雅，与扶手的严峻线条形成反差……慈禧具有极其吸引人的个性，仅此一点，就能使肖像抓住观众。在龙椅的左边，我会安放一个巨大的宫廷火盆，蓝色的火焰跳向空中。火焰的光芒，在她的珠宝和服饰皱纹上到处闪耀。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蓝色熏香烟雾，从古老青铜香炉之中冉冉升起。在画面底部，慈禧太后的脚下有一对龙，张牙舞爪，难以驾驭。而慈禧那位“永恒女性”，则眼神神秘莫测，流露出永远令人难以捉摸的光亮。慈禧应是明察秋毫。她以近乎残酷的洞察力，将周围的一切谜团尽收眼底。在暗淡内景中，她的面部应该是光彩照人。因为，她的个性，已超越了她所身处的真实环境。我应努力在那张极具个性的脸上，展现慈禧本性中的所有能量和长处，放大那张脸的每个特点，而不是使用柔和的线条。
不管怎样，慈禧太后对肖像效果十分满意。她要求凯瑟琳留下来，继续创作更多肖像。凯瑟琳有礼貌地拒绝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作为对凯瑟琳努力的奖赏，慈禧向她授予了“双龙宝星”奖章和二类三级勋章；同时，还赏赐她一条名为“金琥珀”的北京哈巴狗，以及为3幅肖像画支付的1500英国畿尼。在春节期间，周到细致的慈禧太后，又送给凯瑟琳两件裘毛衬里衣服，它们对欧式服装和中式服装进行了折中：一条褶皱裙，其正前中间带有刺绣镶嵌杂色条纹，以及上身所穿的短上衣。乔装打扮后，凯瑟琳为自己拍了照片。她头戴慈禧设计的黑貂毛皮帽，那是太后从旧印刷图片上复制的成果。
肖像完成后，慈禧设计了樟木相框，让人制作了一个与画像匹配的巨大架子。从那时起，人们对待路易莎所作肖像，就像对待活女神一样。那套宫廷展示首先邀请各国公使馆女眷进行专场鉴赏。慈禧太后先是在金銮殿接见她们，之后再用四周带帷幔的轿子，把她们抬到凯瑟琳的宽敞工作室，那里配备有适合作画的灯光。公使女眷在那里赏画，陪同她们的还有宫里的女眷。第二天，受邀享此殊荣的是王子们和其他王公贵族，由于他们不得进入宫内后妃居住区，只得把肖像画搬到外面。人们搭起脚手架，把画像放到画架上，并让路易莎的儿子荀龄为肖像拍照。
慈禧太后的肖像，通过专门建造的铁路运往火车站，“因为一般运输工具，被认为不适合运送太后陛下的肖像”。另有一趟专列把“圣像”运往天津港，在那里受到了地方总督及其官员的迎驾，继而乘开往上海的轮船，转船驶往旧金山。之后，在官员护送下，乘坐列车包厢抵达圣路易斯。6月19日4时（我们猜测那个日期和时辰并非巧合），溥伦亲王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美术馆迎接“圣像”。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和董事会几位成员，参加了肖像的开箱活动。人们拿开包裹肖像的黄绸缎，用香槟庆祝肖像的大驾光临。
博览会结束后，肖像被运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公使把它赠送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代表美国接受了那件礼物。后来，肖像被转往史密森尼学会，出借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它在那里逐渐憔悴，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送回华盛顿修复。目前，那幅肖像有了崭新的特制画框，属于赛克勒美术馆的馆藏。凯瑟琳·卡尔则返回纽约居住。1938年，她在洗澡时被烧伤，死于非命。1905年，凯瑟琳出版了《与慈禧太后为伴》一书，将其献给了罗伯特·赫德爵士。2012年，该书被再版发行。
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康格夫人写道，“而是中国不同种类最佳制品的优秀代表作。”她痴迷于中国人穿戴的五彩缤纷的服饰。在其出版的信件中，有许多谈到了她与满族宫女的会面，描述了皇太后和宫女的穿着打扮。康格夫人是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尽管她还是挡住了诱惑，最终没有穿戴那些服饰。1903年，康格夫人给女儿写道：“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得到它们，但不知道如何得手。中国的公主和夫人们协助我收集了她们漂亮的服饰，以及没有公开出售的其他东西。寻找宝物的朋友们给我拿来了许多东西，都是他们在未被涉足的地区深入探索的成果。他们将我带入了一个旁门左道，那里没有烦恼，时间已深深掩埋了它们的稀有价值。”
义和团对外国使馆区的围攻，给康格公使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他患上了痢疾，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辞呈。1905年4月，康格夫妇乘坐“西伯利亚”号轮船返回美国，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定居。1907年，康格去世。康格夫人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如康格夫人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所细述，康格夫人的晚年陷入了她在中国征集藏品的丑闻之中。第一件丑闻，是她在北京花90美元买入了一块地毯，转手以6910美元卖出。《纽约时报》公开质疑，说读者们想知道，康格夫人是否“从一块精致地毯中赚了大钱”？她低价买入，是否因为那是赃物？她是按90美元纳税，还是按6910美元纳税？康格夫人公开拍卖了自己的藏品，总收益为36207.5美元；其中有若干件藏品来自清宫和寺庙。纽约《世界晚报》报道的题目是：《由美国驻华公使携带入境、属于八国联军从北京盗窃、印有美国烙印的“赃物买卖”获准进行》，报道中写道：“的确，美国外交公使及其后来成为公使女婿的年轻军事助手，并没有偷盗清宫的玉器、象牙和青铜器，或绫罗绸缎、刺绣。”然而，报道随即谴责道，“盗窃那些东西的窃贼，却在美国国旗下找到了一个市场。”另一篇报道宣称，康格夫妇还谋求了一项协议，使“中国战利品”免税入境。一位美国海关官员解释道：“我们允许美国外交公使或外国公使、大使免税带入任何货物。”
然而，唇枪舌剑仍在继续上演。报纸不断曝光哪些博物馆、哪位收藏家购买了“战利品”。销售活动第二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入了一件精致的寺庙黄旗，以及一卷带有万字符的紫色锦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买下了两个朝鲜枕套。霍温成为最高出价者，他以825美元的价格买下一件蓝锦缎清代官服。于是，美国国会就外交人员费用问题举办了听证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代表詹姆斯·卢瑟·司雷登对康格夫人予以谴责，并要求听证会对他所读一篇报纸文章予以记录：“星期六，一位著名的外国人在纽约俱乐部说：‘如果中国人劫掠了华盛顿，你们在十年以后，听说北京举办了拍卖会，其中许多拍品是白宫的珍宝，以及首都最好的官邸里面的东西，你们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国会议员司雷登引用了《纽约太阳报》的声明，称康格夫人的收藏，“并非属于收藏家沉溺于个人爱好，经过多年缓慢积累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一位有头脑、有审美品味的女人不失时机的征购。她在一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中，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信手拈来令全世界感兴趣的物品”。作为与清宫有联系的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夫人，她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她可以把自己仔细挑选的战利品带入美国，还不用交纳关税”。
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康格夫人试图私下卖掉剩余藏品。“我有许多中国刺绣，都是老货，图案丰富，精美绝伦。”她给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希望能够达成交易，“它们色彩丰富多样，有最扎眼的‘硬彩’，也有淡雅中的极品。那些宫廷外套、床罩、薄毯、桌布、靠垫、被罩、旗帜等，属于最精美的刺绣，全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康格夫人并未避讳提及它们的出处：一对花瓶“是中国慈禧太后赠送的礼品……她老人家曾送给我许多价值不菲的礼物。许多礼物经过了精挑细选，包含着感情，对我而言十分宝贵”。其中最罕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创作的3册手卷画。两册属于她送给我的，另一册是康格先生离开中国时，慈禧太后亲自绘制的礼品。慈禧太后会告诉某位中国学者一个主题，由他赋诗一首。之后，她老人家会在手卷上描绘出诗中意境。手卷上有诗和作者的印章，顶端则是慈禧太后的大玉玺印，那是她老人家的私印。那些东西都是稀有珍宝，不应该秘不示人。我愿意为此放弃我的所有”。弗利尔很可能没有回信。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康格夫人的晚年，在波士顿和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基督教科学派养老院度过。1932年，康格夫人过世。1991年，她的孙女埃德森·朱维尔，把康格祖母剩余的数百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和人种学博物馆以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其中一些属于慈禧太后赠送的私人礼物。
威廉·柔克义接替了康格公使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是早期美国最合格的外交使节，或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学者外交官。柔克义也是一位重要收藏家，藏品涉及服装服饰、装饰物和礼器、武器、乐器、数千件图书和手稿。柔克义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迪斯，将他的许多藏品出售或捐赠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藏品，还附带着柔克义撰写的注解。比如，对喀尔喀蒙古人、世俗藏人和喇嘛所穿不同类型的六种靴子，柔克义有过详细描述。
柔克义出生于费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位巴尔的摩美女。他的一生堪称约翰·巴肯的小说素材：就读于著名的法国圣西尔军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外籍军团中当过军官，在新墨西哥州当过农场主，翻译过西藏佛经，等等。年轻时，柔克义聆听过法国大学著名《圣经》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讲座，拜读过法国传教士哈克神父1846年前往拉萨旅行的报道，激发了他对亚洲研究的兴趣。柔克义承认，哈克的描述，引发了他一生探索西藏的抱负。1881年，柔克义卖掉了农场，移居瑞士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学习藏文、梵文和中文。1873年，柔克义迎娶了费城人卡洛琳·泰森。此时，两人的婚姻使他得以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二等秘书（堂兄去世时，留给了卡洛琳一笔多达7万美元的遗产）。起初，那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位。1886年，柔克义被提升为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带薪职位），负责朝鲜事务。
柔克义一生一直结交高端朋友，坚决不与傻瓜为伍。他为人冷漠、唐突无礼、喜怒无常，常常是郁郁寡欢，令下属心惊胆战。“我们对柔克义真是怕得要命。”后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说，他正坐着参加汉语考试，“大老板”柔克义现身，吓得他浑身颤抖。约翰逊回忆道：“通常，他总是对人友善，彬彬有礼。但是在大街上，他从不搭理人，似乎我们不是他的下属……他总是流露出陷入自我世界不能自拔的样子。”柔克义做人低调，否认自己寻求大胆冒险的人生。他曾如此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一些人从纽约到布鲁克林，也能经历探险过程。我不属于那样的人。我的一生未经历过一次冒险……探险会找那些寻求探险的人。如果一个人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要探险。”
柔克义不想去宫廷探险，是童子军座右铭“时刻准备好”的化身。在远东停留期间，他得到了一位喇嘛的帮助，把藏文功夫打造得炉火纯青。他准备前往中国最遥远的省份，希望抵达它的首府拉萨。旅行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西藏已对外国人关闭了边境。任何中国人或西藏人，如协助外国人进藏旅行，将面临受惩罚或入狱的风险。1882年，印度“博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打着朝圣、寻求精神开悟的旗号，令人钦佩地从锡金抵达拉萨。但是，自1846年两位法国神职人员哈克神父及其同伴约瑟夫·加贝去拉萨旅行，亲眼见过布达拉宫以来，再无西方人到达过那里。1885年，印度探险家达斯陪同孟加拉国财政部长科尔曼·麦考利访问北京，柔克义与他见面。据柔克义传记作者肯尼斯·魏默尔记载，他们讨论了联手前往西藏的计划。一计不成，柔克义决定沿法国人所走线路，从中国的北路进藏，而不走达斯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谷的那条道。
怀揣史密森尼学会的一封介绍信，柔克义从北京城的西门踏上了前往拉萨的征途，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中国仆人刘炯三（音译）。“我的行头很简单，花费也不多。”柔克义在《喇嘛之境》（1891年出版）一书中解释道，“我的穿着和起居与中国百姓一样：既无过多衣服、大量外国货，也没有寝具、浴盆、医药，或许多旅行者认为必需的其他累赘。”柔克义乘坐一种叫“马扒”的两轮车，由一头驴子驮拉，穿越土匪猖獗的省份，来到了青藏高原上的西宁。但是，柔克义身高1.95米，一头红发，很难不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警察对他起了疑心，命令他去当地执法部门报到。柔克义则剃光了脑袋，脱掉中式服装，换上一件蒙古袍（一种前面对襟、连肩、两侧带纽扣的大外套），头戴皮帽，一大早乘坐一辆骆驼大篷车离开，驶向西藏。柔克义描述同路人“身穿羊皮大衣，戴大皮帽子，或穿黄色、红色的喇嘛长袍，除了那些卖弄风情的人，很难辨别男女。到达塔尔寺时，人们穿上了绿绸长袍，在头上、脖子上戴着银饰和其他饰品，使人感觉就要进入塔尔寺了”。大篷车在端午节头天晚上抵达塔尔寺。柔克义“溜溜达达穿过那里的街道，到处都有木偶戏台、赌桌、小吃店，以及装满糖果、肉类、烤制食物、小装饰物、皮毛、纪念品的四轮马车。喇嘛们很挑剔，他们经常挥舞长鞭清理街上的西洋镜。尽管如此，仍有欧洲原汁原味、极富挑逗性的画面在街上展示”。几天后，在塔尔寺，柔克义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酥油塑像，它有6米长、3米高，由数百个小酥油灯点亮。完成制作那座酥油雕塑用时3个月，仅展示一个晚上就被融化。柔克义在塔尔寺停留了6周，记满了许多笔记本，成为他为《世纪杂志》撰写的8篇文章以及后来著作的资料。但是，柔克义的向导惊恐万状，不辞而别。此时，虽然柔克义以前的藏语导师布喇嘛就住在附近寺庙，并愿意提供帮助，但他继续前往拉萨的希望很快灰飞烟灭。于是，他独自一人出发，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藏獒。花光了所有盘缠后，他在距目的地600多公里处打道回府。
1891年，柔克义第二次进藏。这一次，他拿到了史密森尼学会支付的定期津贴，每月50美元的薪水，足够他购买研究所用的装备。但是，柔克义缺少现金，他写道：“如何钱包空空（就我而言，还是饥肠辘辘）在陌生国度上路旅行，那是一个比测量球体面积更为困难的问题。”柔克义进藏所走的路线，是途经青藏高原今天的青海省（之前蒙语称之为Kokonor）。他为此行做好了准备，包括一本中国外事部门签发的特别护照，允许他进入蒙古和西宁府大臣管辖的西藏地区。但是，柔克义没有做好应对夏季暴风雪的准备，驮运行李的牲畜因此全部丧命。不管怎样，食物或缺少食物是他的最终祸根。首先是食物不够，即便有了，也不适宜食用。他记得有个顺口溜是：蒙人吃饭，每年吃掉近3斤羊毛；藏人吃掉近3斤碎石；汉人吃掉近3斤尘土。“我咽下的食物中有尘土、羊毛和沙砾，与那些民族的残酷命运相吻合，令人痛苦。我深信，在西藏和蒙古期间，我所喝茶水，所吃糌粑（由青稞面和酥油茶混合制成）、肉和面包中的羊毛，多得足以装满一个枕头。尘土和沙子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咽，但是我对羊毛真是无能为力，怎么咀嚼都无法将其清除掉。”到了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15摄氏度。抵达塔尔寺时，柔克义在原有5名汉人团队基础上，又雇用了两名蒙古族向导，向导同意带他们到日喀则，那是西藏西部的一个大城市，与拉萨分道而驰。柔克义买了衣物和补给品，准备从东北向西南横穿西藏抵达英属印度。此时，他收到西藏东部甘孜地区一位中国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当地人怀疑他是拉萨的间谍，已有人为他的脑袋标明了价码（当时，西藏人相互内讧，对拉萨极不信任）。藏东地区非常危险，柔克义的3位中国雇员，假借生病返回家乡。虽然柔克义还在挣扎，最终仍在距离目的地177公里处停滞不前。他在报告中悲伤地写道：“我离日喀则有10天路程，离英属印度有25天路程。再过6周或7周，便可凯旋。而现在，我只能绕路前行，需要4个月或5个月才能到达那里。这真是天命，是‘上天的旨意’。”西藏人阻止了他往西南方向进发，却给他提供了食物和一匹小马，允许他往东穿越未经探索的昌都贸易之路，而不是往北重返他来时所走的道路。同年10月，柔克义抵达上海，走过了近13000公里，跨越了69座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的山口，将一路所拍照片、所画素描，以及许多装满藏族服装、珠宝的大篮子带回家中，还为史密森尼学会带回了鎏金铜器和黄铜制品。
1894年，史密森尼学会出版了柔克义的全部旅行笔记，定名为《穿越蒙古、西藏的旅行日记》。（读完日记后，通常吝啬溢美之词的亨利·亚当斯，给自己的朋友柔克义写信道：“我被你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任何人经历那样的奇遇，都会产生全身心的愉悦。那些冒险读来令人亲近，仿佛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门牌号……我感觉自己产生了更多新的自尊活力，我们应该成为不见外的朋友。你的日记，使我仿佛与马可·波罗有过亲密接触，与成吉思汗吃过晚餐。”）
英国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向柔克义颁发了令人垂涎三尺的金质奖章。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五人核心集团”向他致意，包括亨利·亚当斯、海约翰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柔克义与美国国务院的工作再续前缘，先是担任组长，之后担任了国务卿助理。不幸的是，后来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希腊公使，妻子卡洛琳在那里死于伤寒症，享年42岁。在同一年，海约翰成了柔克义的救星。他被调回华盛顿，成了美国国务卿远东政策的主要谋划人。柔克义的最杰出成就，是指导海约翰国务卿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通过那项政策，美国和五个欧洲主要列强，承认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列强一致同意，在中国境内，所有国家应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贸易。
柔克义重返中国，安排义和团起义善后事宜。罗斯福总统热情为柔克义饯行，对他说：“宣布你去中国时，我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1905年，罗斯福连任总统，他指定自己的朋友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在任期间，柔克义与新婚妻子伊迪斯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公主”。在北京停留时，爱丽丝在美国公使的陪同下，受到了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接见。爱丽丝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柔克义：“他虽然很高，满头金发似乎用水洗过，可是，无论怎么看，他都像一个奇怪的中国人，使人觉得中国已融入他的血液。如果他蓄起胡子，使其下垂形成几缕弯曲长髯，再穿上中式服装，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位尊贵的中国老者，我不知道那是像老子，还是像孔子。”
尽管柔克义从未到过拉萨，此时，他已成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顾问。达赖喇嘛属于保护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柔克义这样描述自己扮演的角色，“那是我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经历”。1903年至1904年，随着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率领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土登嘉措逃离了拉萨。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是柯曾勋爵。他担心俄国人进入西藏，因此说服英国政府，为保护印度，很有必要派兵进入拉萨。扬哈斯本爵士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装备不足的西藏人，挺进到了拉萨。此时，十三世达赖已逃亡蒙古。获悉柔克义是美国学者、外交官，讲藏语并在北京居住，十三世达赖指望柔克义担任代表，对他与中国人进行的艰难协商做调解。
随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尊敬的十三世达赖备感孤立。1906年，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签署了一个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1907年，英国和俄罗斯签署《英俄协议》，双方同意只通过中国人调解与拉萨打交道，使“天朝”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虽然中国人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不承认他的现世权力）。十三世达赖与其蒙古主人之间出现了摩擦，导致他离开了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而那时候，英国人仍然占领着西藏部分地区。最终十三世达赖前往山西省五台山一座佛寺避难。1908年，柔克义接连步行五天，每天行走多达40公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
柔克义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描述了自己与达赖喇嘛的意外会面。“我曾想象：十三世达赖是一位很像苦行僧的年轻人，由于经常在垫子上盘腿打坐，变得躯干弯曲，面色蜡黄，露出思绪总在远方的神情。相反，我发现他是一位33岁的男人，八字胡，皮肤黝黑，红光满面，下嘴唇留着一缕胡须……他的双耳很大，形状齐整，一双手又薄又细，很漂亮……”柔克义写道，达赖喇嘛身着暗红色服装，左肩搭着一条朱红色披肩，黄靴子上缝着蓝色饰带。两人的会面很成功。那是西藏与美国的首次官方接触。
几年后，柔克义在一篇专题论文中写道：“十三世达赖是个急性子，冲动任性。但是，他令人愉快，为人和善。我发现，无论何时，他都是最体贴入微的主人，健谈，极其谦恭，和蔼可亲。他讲话语速很快，很平稳，声音却很低沉。”兴高采烈的罗斯福答复道：“我认为，你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是我们这一代所有人中最有意思、最特别的经历。据我所知，之前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它确实发生了！我祝贺美国，由于它在全世界有这样一位外交代表，那样的会面才得以发生。”第二次会面时，达赖喇嘛与柔克义谈及西藏与印度的关系，以及他可能访问北京。达赖喇嘛向柔克义赠送了三件礼物，包括一幅唐卡绘画、一幅宗喀巴大师画像。目前，它们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按照惯例，柔克义提交了辞呈。（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中国的工作走到尽头了吗？我祈祷它没有完全终结。”）在中国居住旅行期间，柔克义收集了成百上千件藏品，绝大多数是西藏文物，以及蒙古语、满语、藏语和汉语善本书籍。目前，那些印刷品和手抄本已不可能获得。今天，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了柔克义的1100册书籍；国会图书馆收藏了他的6000件藏品，成为西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柔克义转至圣彼得堡任职，升任美国驻俄国大使。1911年，他移至君士坦丁堡，担任美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高门”的大使。1913年3月，当伍德罗·威尔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柔克义再次提出了辞呈，返回位于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的故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希望“养养鸡，种种花，生活在南宋和元代绝对东方的氛围之中”。然而，八个月以后，那位60岁的外交官参加了一支探险队，经陆地穿越蒙古抵达中国，以便对那个曾是帝国、目前已变成共和国的国家现状进行评估。此行期间，中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他担任中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但是，1914年12月8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柔克义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属于柔克义同时代唯一与其齐名的汉学家。他在悼词中写道：“柔克义先生为人极其低调，很少谈及自己或自己取得的成就。他从美国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然而，他也确实没有要求什么……在他生命的终点，中国对他的外交工作给予了更高的评价，高过了他自己的政府。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心痛。”
1908年，中国外交界见证了三件大事。1908年4月13日，北京火车站挤满了人群，为罗伯特·赫德爵士最后一次离别送行。他的妹夫罗伯特·爱德华·布雷登留任大清海关的代理巡视员。一支军乐队和一群英国兵，对着人群吹吹打打，身穿制服的人群延绵不断，一眼望不到头。在赫德爵士的仪仗队中，有美国、荷兰海军陆战队，意大利水手，日本士兵，以及刚穿上漂亮卡其布军装的三个中国分队。赫德爵士的私人军乐队开始演奏《友谊地久天长》和《甜蜜的家》。赫德爵士本人，则对欢呼的人群鞠躬致意。尽管赫德渴求的贵族头衔从未到来，他还是获得了罗马教皇颁发的一项名誉，中国人则授予他“三代正一品封典”。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享年73岁。人们对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最有意思的说法（令人怀疑），是她在为达赖喇嘛举办的野餐会上，贪吃了过多山楂。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暂居北京（俄国人、英国人和柔克义都曾建议他返回拉萨。但是，他选择了接受清朝皇帝的邀请来到京城，并受封了新的名号：从“西天大善独立自在佛”，变成了此时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送葬队伍离开北京前，展示了用纸扎的慈禧太后的心爱之物，包括一条近55米长的纸船，它漂浮在纸扎的波浪之上，上面配有纸扎的侍从和一整支部队，纸扎士兵们穿着现代欧洲制服。随后，它们被付之一炬，使其能够伴随老佛爷享受来世。84人抬着慈禧太后巨大的灵柩台，里面装着她的棺材。脚下是一条专门为送葬修建的道路，点缀着黄沙，一直通向她的陵墓。老佛爷将在那里停留，直到1928年夏季，国民党士兵炸开了她的陵墓，将里面的陪葬品洗劫一空。她身上的珠宝被拿走：黄金、珍珠、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一些东西辗转落入蒋介石将军的手中。有一个传说令大家深信不疑：慈禧口中所含一颗珍珠，被用于装饰蒋夫人的鞋子。据那些给慈禧太后重新安葬的满族人说，陵墓中的景象十分凄惨。慈禧的空棺材被靠墙倒立，墓室中没有按惯例摆放陪葬家具。她的衣服被剥掉，丝绸裤子被拉下，“玉体”朝下趴着，一直赤裸到手腕，头发凌乱不堪。两眼如同两个黑洞，深深陷入苍白的脸。满族人把慈禧的尸体清理干净，用丝绸包裹，之后放回棺材之中，把棺材盖封好。
慈禧去世前一天，经太医确认，慈禧的侄子光绪皇帝，已提前化身为龙归西。2008年，法医检测确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下令投毒者很可能是他的婶婶慈禧太后。老佛爷未雨绸缪，指定了另一位侄子载沣作为摄政王，辅佐他自己两岁的儿子宣统皇帝溥仪。
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的孙中山，结束外国流亡返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新任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签署了《清帝逊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当时，隆裕太后当着6岁的溥仪的面，泪如雨下地宣读了消灭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退位布告。根据协议条款，宣统皇帝及其亲属、太监以及清宫珍宝，可继续留在紫禁城内，并得到每年400万银元的津贴，用以支付家庭开支。
此时，北京的外交界面临着一个调整期。罗斯福的继任者、美国新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指定伊利诺伊州的律师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接替柔克义，担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09年，卡尔霍恩与妻子露西·门罗来到中国。他承认，卸下行李时，他“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对它既不偏爱，也不反对”。但是，1913年离开中国时，卡尔霍恩公使的“心弦被深深打动”。直到那时，在北京常驻，仍被认为是一件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工作。然而，美国游客已开始在中国出现，美国公使馆接待了一系列重要参访者。1908年11月，据俄国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记载，北京已成为“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每个外国公使馆都努力比其他同伴做得更出彩：俄国公使馆举办了芭蕾舞会，俄国公使的可爱女儿成了众星环绕的耀眼彗星；法国公使馆组织了音乐会，法国公使的美貌妻子，在拉威尔乐曲伴奏下，跳起了波列罗舞；法国银行搞起了化装舞会，大家身着奇装异服，被香槟酒弄得醉意醺醺，花园里挂着中国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美国公使夫人露西的姐姐哈里特·门罗，是芝加哥著名文学杂志《诗歌》的创始人和编辑。在美国先锋派文学中，那份杂志具有重要影响力。1910年，哈里特前往北京看望妹妹，轻而易举地落入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俗套：去北戴河避暑、骑马、参加秋季国宴等。宴会时，未婚女人和单身汉坐在餐桌下端，公使及其妻子，则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坐在上端。哈里特写了许多家信，她注意到两个微小变化，预示着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即将来临：“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对上层汉族妇女来说，裹脚正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1909年至1910年，铁路巨头查尔斯·朗·弗利尔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像他这样的富翁们，都选择北京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领地。六国饭店建于1905年，初衷是接待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来华的欧洲旅客。1919年，美国作家艾伦·拉·莫特对那座饭店进行了描述，称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酒店”，各国在那里“碰头、交往、共同研究，打算互相‘搞’，也一起‘搞’中国”。六国饭店位于北京的使馆区，交通便利，提供最好的法国葡萄酒和法式大餐。看到北京开始变得西洋化，荷兰人亨利·博雷尔写下了自己的不快：
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我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周围的人，与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法国比亚里茨、德国威斯巴登见到的人完全一个熊样……精明的商人和百无聊赖者。天哪！那些人在北京究竟干些啥？“你喜欢北京吗？”我听到……一个女人又高又尖的嗓音：“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去南口附近的明陵了。哎呀呀，那里太美了，美极了。”北京展现给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皇帝、天子的圣城，已被环球旅行者和游手好闲之流的势利所玷污。那些人强迫自己乘坐火车，轰隆隆冒着浓烟，穿越北京的城墙。而那些城墙，早已无力保护北京的那份纯真。走到饭店外面，往左，往右，都是人声鼎沸，更加嘈杂。我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似乎现代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他们正扬扬得意，在古老的北方鞑靼圣城之上，耸立起一座崭新、粗俗的国际化城市。
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
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
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
裕德龄在美国加州，住在伯克利的卡尔登饭店，同时兼任芭芭拉·哈顿的私人研究员。芭芭拉的中国艺术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她是零售巨头沃尔沃思的继承人。1935年，芭芭拉与第二任丈夫库尔特·范·豪格魏兹·雷文特洛伯爵结婚时，裕德龄和丈夫撒迪厄斯参加了婚礼。幸运的是，1937年4月，裕德龄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前离开了中国，还偷偷带走了25箱财物。1939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期间，裕德龄被纪念明信片错误地宣传为“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裕德龄装点了自己的“德龄亭”，准备了一间“金銮殿”，以及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让它们穿上她设法抢救出来的宫廷服饰。她本人有一件外套，上面装饰着100只蝴蝶以及与结婚生子有关的吉祥标志。外套目前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裕德龄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记述，那是慈禧太后送给她的礼物。裕德龄的其他物品还包括公主饰物等清宫礼物，在她1944年去世后被拍卖。当时她在伯克利，在去教授中国语言课堂的路上，被一辆杂货店货车撞倒身亡。
1927年，意为“北方都城”的北京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和平”。当时，蒋介石把首都迁至南京。外国使节仍然留在北京。但是，要与国民政府谈事，就得乘船或火车旅行几天去南京，很不方便。意大利公使评论道：“那种情形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却让他住在伦敦。”此时，北京被降格为省会城市，城里的红墙被涂成国民党的蓝色。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北京，称那座古都像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戴皇后服饰，但已不再徒劳地摆弄姿势，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仍处于收藏热的痛苦之中。海伦·斯诺是一位记者，嫁给了同为报纸记者的埃德加·斯诺。海伦报道说，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每月仅花200美元，就可以过上皇家生活。你可以用那点儿小钱租下一个满族王府，用各种文物进行装饰，训练一大群仆人，使来访的社会名流乐不可支。周末时，可以举办午餐会，到西山租用的寺庙中寻宝，到拥有一大群骏马的跑马场骑马。如果你喜欢狗，比如一只打扮得像狮子一样的藏獒，你可以去观看犬展。或者，还可以到北京俱乐部玩玩网球双打。
1934年，哈里特·门罗再次去北京看望妹妹。她发现，北京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虽然如此，宏伟的皇城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哈利特写道：“紫禁城不再禁止人们入内，里面的御花园变成了招待我们的花园。那些宫殿对中华民国公民，以及我等闲逛之人打开了大门……总体上讲，北京的街道更干净了，几条大道扩宽，给汽车行驶留出了空间……虽然国民政府已经迁离，商务和外交事宜必须前往南京协商。各国在北京的公使馆，仍在继续举办晚宴聚会。公使馆里面的宅邸，依然整洁、富丽堂皇。”
除了打桥牌、参观十三陵或长城、到西山野餐，旅居北京的外国人最喜欢的运动还是购物。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艾克敦创作了影射北京的小说《牡丹与马驹》。书中的女主角是马斯考特夫人。或许在那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艾克敦的朋友露西的影子。艾克敦观察道：“在北京，我们每个人都收藏。很简单，一个人必须收藏，你懂的……收藏的魅力飘在空中，像传染病，早晚会抓住每一个人。”艾克敦是英国、意大利混血儿，牛津大学毕业。他来中国生活并从事收藏活动，要归功于芝加哥的叔叔盖·米切尔的慷慨资助。1932年，艾克敦移居北京，安顿下来后开始研究中国戏剧，并在北京大学教英语。4年以后，他搬进了乔治·莫里森的豪华居所，即弓弦胡同的2号院。那里曾是某位负债累累的没落满族贵族的家产（上一任房主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他来中国是为该馆猎取恐龙化石）。整座院子为一层建筑，房屋之间由屋顶和带柱子回廊相连。艾克敦在院子中间的花园增建了一个游泳池，四周环绕着紫丁香、假山。他还把以前的前院改造成了英式草坪。在室内，艾克敦挂上了自己收藏的卷轴画，摆放古代家具。艾克敦的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壁橱里面曾是院子前主人展示所藏青铜礼器的地方。现在它们已被卖掉，流落四方。艾克敦在那里放上了花瓶和笔筒，后者器身扭曲，模仿做成石化灵芝和树根的样子。在北京已“入乡随俗”的外国人小集团中，有3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结识了这3位“匆忙过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普艾伦、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和乔治·凯茨。
20世纪20年代，普艾伦一直住在北京，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物色藏品。那时，他还没有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每天早上，他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古代戏剧，或钻研当地古董商用蓝布包裹带来的一卷卷丝绸、绘画。白天，当感觉要干事业时，普艾伦会拜访那些古董店，或在紫禁城里四处闲逛。普艾伦居住的小房子紧靠着紫禁城的护城河。令他自豪难忘的是，房屋前面有个石板铺成的庭院，院中有一棵大树，他可以在大树下面享用早餐。庭院的四面种有花木。每天，一位园丁会带来装满盛开鲜花的花篮。巨大的陶罐上面装饰着灌木、翠竹和绚丽的莲花图案。普艾伦有3个仆人，与他年纪相仿（不到30岁）。他们忙东忙西，随时听候普艾伦哪怕是最鸡毛蒜皮的吩咐。在家里时，普艾伦活得像个中国人。他有许多满族刺绣织锦长袍，在特别场合，他会挑选其中一件穿上。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的却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乐曲《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普艾伦十分痴迷纺织品，收藏华丽的织锦和刺绣。据艾克敦说，普艾伦对它们了如指掌，超过了他对人类的了解。普艾伦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研究员三十余年。其间，他使该馆中国纺织品的收藏数量大幅度增长。在纺织品藏品展览方面，人们认为普艾伦是极具天赋的策展人。
普艾伦与客人们一起去戒台寺闲逛时，露西·卡尔霍恩和大儿子小马，会为大家提供后勤服务。戒台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新信徒要在那里接受佛教僧侣的认可。宏伟的戒台寺隐秘在凉爽、林木茂密的西山之上，距北京城24公里。为抵达那里，普艾伦一行搭乘火车完成第一段行程。之后，女士们改乘轿子，男人们骑着毛驴继续前行。午饭是小马提供的丰盛野餐，以鸡尾酒开始，到享用草莓和冰激凌时达到高潮。最后，大家必须徒步前往戒台寺，在那里挂上吊床，打个小盹儿。旅行的亮点，是在戒台寺大殿烛光下做晚礼拜。大殿里香烟缭绕，遮挡了殿内的巨大木雕像，和尚们诵经，伴随着阵阵鼓声。
露西、裕氏姐妹德龄和容龄，也是普艾伦黄昏聚会的常客。容龄的举止非常巴黎化，她嫁给了一位原籍广东的富裕民国将军唐宝潮。人们按夫姓称容龄是“唐宝潮夫人”，亲近的人则称她“内莉”。容龄一直生活在过去，留恋青春年少时在清宫度过的辉煌日子。据艾克敦记载，那些协助推翻清王朝的人，“都聚集在宏伟陵墓周围寻找文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龄开始取悦于那帮人，向他们提供一些自己的文物”。容龄的住所是一座王府，厚地毯上摆放着漆木家具，上面放满了明代瓷器、玉器、玛瑙、水晶鼻烟壶和笔架。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曾如此描述容龄：“精致的椭圆形脸如同瓜子。”20世纪20年代，容龄曾3次担任黎元洪大总统活动的司仪。普艾伦给保罗·萨克斯写过一封八卦信，称患有鸦片瘾的唐夫人“沉溺于中不中、洋不洋的舞蹈”，她“坚持维护自己的标准清宫美（她肯定是一直非常可爱）。讲起话来仿佛掌管经营了大清帝国十几年。容龄与其他人不同，不收藏文物。但她不是不收藏，她收藏香水。我想，她收藏了1573瓶香水。每种情绪都要有一瓶香水相搭配。我有时想，她会同时把它们一起拿出来把玩”。
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一些美国买家从艺术市场消退，为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幸存者创造了机会。比如《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他向堪萨斯博物馆捐赠了1100万美元，请拉里·史克曼为该馆物色征集藏品。1930年，史克曼拿到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奖学金。他来到北京，与母亲一起在协和胡同一座迷人房屋中住了几年。史克曼不但征集了闻名世界的“龙璧”、源自龙门石窟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1934年，还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见彩色插图4），成为堪萨斯城的明星藏品之一。史克曼还收藏了一批顶级卷轴画，包括1933年征集的北宋画家许道宁的《渔父图》（见彩色插图8）。堪萨斯城的中国艺术研究员科林·麦肯齐讲述了那个故事：“一天深夜，有人来敲史克曼家的门，一个王爷府的仆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幅‘主人要卖掉的’卷轴画。所出价钱并非不可考虑，史克曼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可能当夜就得决定。他从朋友伯查德那里借到了钱。”后来，史克曼回首此事，认为似乎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33年，史克曼去天津拜访溥仪，催生了另一个相关故事。当时，那位末代皇帝与皇后婉容、嫔妃、兄弟、各种各样的官员以及他的阿尔萨斯牧羊犬一起住在天津。自1911年清朝垮台至1924年之间，溥仪被废黜，实际上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内宫。在那些年里，清宫珍藏的法律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它们是国家珍宝？还是如溥仪皇帝在自传中所声称，属于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财产？溥仪一家的花费巨大，手头总是缺钱。他开始变卖宫廷珍藏，或以它们抵押贷款。1923年，溥仪下令对延禧宫的珍藏编目，那里保存着伟大收藏家乾隆皇帝所喜爱的藏品。此举使参与偷盗的太监们惊恐不安。据说太监们放了一把火，把大部分藏品付之一炬（起火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可能由电线失火引起。当时，末代皇帝溥仪正在看电影）。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优待皇室条件》。溥仪的兄弟溥杰和溥任利用了那些条款，在溥仪离开北京前，帮助末代皇帝把文物偷运出宫，认为那是他们从宫廷收藏中所获的赏赐。小物件很容易拿走。他们用黄绸缎包裹，假冒成自己的学习课本。溥仪本人承认：“我们转移了1000多幅卷轴画、200多幅挂轴画和册页、大约200册珍稀宋代善本书。”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直隶军队来到北京，阻止了更多文物流出紫禁城。1923年11月5日，溥仪及其剩余随从当即被逐出皇宫。后来，那些偷运出宫的文物，被装箱经铁路运往溥仪的新居所：天津日本租界的张园。溥仪急须用钱，不断抛售自己的艺术珍藏，绝大多数买家是外国人。在昔日朝臣和古董商的协助下，史克曼买到了两幅清宫旧藏绘画，包括宋代临摹的郭忠恕作品《雪霁江行图》、明代画家陈淳手卷《荷花图》。当时，那些绘画的所有者溥仪，正沉溺于自己崭新的欧洲摩托车，无暇顾及其他。
有关陵墓和纺织品话题的最后记载是：1934年，盗墓贼闯入了果亲王（1697—1738）的陵墓，其中埋葬着康熙皇帝第17子、学者果亲王和他的配偶们。盗贼们在陵墓中发现了长袍、挂件饰物、成卷的织锦以及刻有逝者姓名的灵牌。据此，学者断定文物的年代在1738年之前。墓主人均盛装打扮，此外，还为来世陪葬了更多衣物。当时，它们是唯一与一座已知帝王陵墓有关的陪葬服饰。20世纪30年代，那批服饰现身北京市场，史克曼为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征购了6件完整长袍、3件残缺长袍、织锦残片和布料，总计约70件藏品。那次盗墓发现的其他长袍，则被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购得，或被普艾伦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下。由于其年代确凿无疑，它们成了研究清代服饰的参照标准，学者可对其前后时期纺织品的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目前，源于果郡王墓的文物，仍属美国所藏清代早期纺织品中的顶级杰作。它们提醒我们：“中国制造”，也曾经是奢侈品的同义词。
露西·卡尔霍恩继续收藏纺织品。她的绝大多数藏品，包括为芝加哥古董协会购买的一些藏品，目前都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露西喜爱、欣赏普艾伦，为此，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3件中国长袍和1幅西藏绘画。露西在中国一直居住到1937年日本人长驱直入北京城。露西返回了芝加哥，直到在那里去世，享年85岁。
“目前，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1937年，考古学家毕士博写道，“有关中国的书籍跻身美国的‘畅销书’。实际上，美国大学、学院和高中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领域——中国的历史、文明、语言等——关注度稳步增长。在美国所有较大城市以及许多较小城市中，我们都能找到中国艺术品收藏。”然而，舶来中国的老观念，正与新的模式化观念发生碰撞。新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永恒的乡民社会，深受自然灾害和坏人坏事困扰。1937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史诗电影《大地》，成为那种新观念的一个缩影。影片以赛珍珠小说为脚本，在中国遭受日本围攻背景下，适时培育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民意。但是，影片中的5位主要演员都不是亚洲人，更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中国遭受围攻，美国对此广泛同情。亨利·卢斯发行量巨大的《时代》和《生活》杂志，使那种同情广为散播。蒋介石夫人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民众同情中国的情绪。那些事情让美国形成了对中国拥有某种所有权的意识。美国自我粉饰式地责备自己“失掉”了中国，恰恰隐含了那种意识。但是，美国从未拥有过中国，对中国几乎不了解。美国失掉中国的说法，只是一个遗物。在即将到来的战后岁月里，它使中国艺术收藏家和研究者晕头转向，同时也从中大获其利。
第十五章 鉴赏家
著名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身材矮小，衣冠楚楚。1934年9月13日，他从芝加哥滨湖酒店8楼的逃生梯上，跳楼自杀身亡。劳费尔在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当了20多年的研究员。他跳楼的地方，正位于该馆南面8公里处。导致劳费尔跳楼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至今仍在推测（之前不久，他被诊断出身患癌症）。毫无争议的是，劳费尔属于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位知识分子。美国在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源于他们的赐予。
劳费尔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他：“小骨架，欧洲学者派头，鼠灰色头发中分，戴夹鼻眼镜，皮肤灰黄。”劳费尔喜欢严肃的黑色正装，穿戴老式硬翻领。他的双手，“几乎与白瓷无异”；与人握手时“给人不硬不软但又倾向于软的感觉”。从劳费尔早年所写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很乖僻，厌恶人类。早年在芝加哥时，劳费尔给自己的导师弗朗茨·博厄斯写信，他哀叹道：“我缺少知识上的刺激，正在变成木乃伊。芝加哥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文化知识。”劳费尔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却因此成为一个有大把时间挥霍的员工。他以在办公室工作16小时为荣，操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在办公室两个拉盖书桌上来回顾盼，沉溺于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校订工作。然而，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爆料，劳费尔蔑视自己的工作单位，称那里是一处“犀牛化石仍在蠕动的地方”。
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称赞劳费尔是“美国顶尖的汉学家”。劳费尔对导师博厄斯自吹自擂道：“我将为美国的民族志和考古学打下一个全新、坚实的基础……我将为人类学家……占领中国。”在学术研究和收藏两个领域，劳费尔均颇有建树。他编写出版了450部著作，遗留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书房、塞满档案的壁柜，将一批重要艺术品和人类学文物留给了3座博物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无论是周代玉器、汉代陶瓷还是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都会请劳费尔鉴定、估价，费用通常高达每天500美元，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经劳费尔鉴定后，收藏家们才会将藏品进行交换、展览，最后再将“备受其赏识”（一语双关）、可获得相应免税的物件，捐赠给美国各地的博物馆。
然而，劳费尔的好名声，却遭遇了不公正的凋谢。劳费尔是学术领域的受害者，陷入艺术与社会科学血腥相争的交会处。习惯旧学科的人，对作为新兴民族志开拓者的劳费尔充满怀疑。但是，在劳费尔的出生地德国，学者们成为对所有社会制度进行宽容探究的领路人。马克斯·韦伯就属于最早留意中国文人选拔制度的西方学者，称中国文人“是迈向理性行政的旗手”。韦伯写道：实际上，中国文人，“作为统治阶层延续了2000多年”。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劳费尔是一位开拓者。当时，对如何确定中国在现代文明崛起中的地位，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劳费尔成为冲上前线的斗士。学术和政治领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历史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相似：适者无情地上升至顶端。在那个阶梯上，原始民族和非白人处于底层；富于创新、开明、努力向上的欧美人占据着顶端。显然，中国的位置成了问题。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陈腐。然而，中国人的祖先，却独立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那3项发明创造，被认为推动了西方的崛起。在人类探险记录中，该如何定位15世纪中国明朝的航海？太监郑和船长是穆斯林，曾率领永乐皇帝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难道他不应该享受与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一样的历史地位？当伦敦还是一片沼泽、巴黎还是一座古罗马城堡时，“中央帝国”的商人们，正沿着丝绸之路行进，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因此，我们为何不能平行，而不是垂直地评价不同的文化？为何不能检验每个文化如何以不同方式适应独特的环境？对此，劳费尔与自己的导师、德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一样，支持那些相对论者。
还有另一个相关问题：西方人该如何理解中国艺术？如何看待那些奇怪的卷轴画、说教式的佛造像，以及色彩浓淡细致入微的陶瓷？那些东西属于民族志研究的民间艺术，还是贸易商品？或者可能属于19世纪欧美审美运动的先驱？在费城（1876）、芝加哥（1893）和圣路易斯（1904）接二连三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那3类东西都被作为亚洲艺术的例证公开展示。19世纪末，对于如何展示或分类中国艺术，人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持续不断的考察中，劳费尔本人相信：中国的古代文物，特别是玉器、铜器和雕塑，属于世界级艺术。即便是那些最普通的家用器皿和匠人工具，都成为中国无法永恒保存的传统文化证据。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之际，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显得岌岌可危。
187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在柏林大学读完了本科，在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劳费尔参加了“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展现出超强的语言能力。劳费尔自称能够运用十几种亚洲语言，包括闪米特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藏语，以及欧洲的主要语言（包括俄语）。弗朗茨·博厄斯属于人类学的造物主之一，他为刚刚博士毕业的劳费尔找了个差事，让他参加美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1898—1900），任务是考察亚洲与北美之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劳费尔要对当时属于新鲜、充满争议的学说进行评估。那个学说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起源于亚洲，他们穿越白令海峡抵达北美。劳费尔通过那次考察，到达了日本本土和萨哈林岛。虽然劳费尔对白令海峡争论没有多少贡献，他还是带回家一大批文物和必要资料。
当时，纽约的银行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关注是否有可能投资铁路，以及有利可图的进出口生意。因此，劳费尔再次参加考察队时，已被提升为博物馆管理人员，任务是收集“表现中国风俗习惯、信仰、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藏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弥漫中国人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我们也希望，借此激发公众更加尊重中国文明取得的成就”。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唯一参与者，劳费尔参加了1901年至1904年前往中国的考察队。考察队的赞助人，是雅各布·席夫。他也是德国犹太移民，担任库恩银行和罗博公司的主管。为获得在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开矿和其他工业生产的特许权，席夫与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卡尔文·布赖斯、铁路大王哈里曼、摩根和其他人合作，成立了美中发展公司。
劳费尔的考察行程主要集中在蛮荒自然界。因此，使用“考察”一词或许不太恰当。劳费尔更喜欢在大城市的胡同里征购藏品。征集同时代物品时，博厄斯要求亲眼面试。劳费尔则不然，更愿意从中国古代文献，而不是从与工匠交谈中收集信息。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劳费尔随身携带了两小箱子参考书。据简·方婷和吴同合著的《发掘中国历史》（1973年出版）一书记述：劳费尔在中国大范围旅行时，正值兵荒马乱，因此只能推测他如何、在哪里得到了自己的藏品。或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光明正大。简·方婷和吴同写道：劳费尔的考察硕果累累，因为“他并没有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安和北京，从中国古董商手里征集考古文物”。在那方面，劳费尔比中国学者更有优势。因为对于购买明器或墓葬文物，劳费尔没有什么忌讳和禁忌。
义和团运动之后，劳费尔期盼中国会走向现代化。作为民族志学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文化，拯救人民使其避免灭亡”。劳费尔认为：展现中国人精神的，是那些简陋平凡的小玩意儿，从中医中药用具，到鸽子哨、蛐蛐罐、消遣品、木偶和谜语；而不是“皇宫里那些昂贵的瓷器和一流的珍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现任研究员罗若尔·肯德尔总结道：劳费尔去中国考察的结果，使该馆拥有了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民族志藏品，其内容之丰富属于北美之最。劳费尔兴高采烈地给博厄斯写道：“在中国，没有我未踩过的道儿，没有我未钻过的洞窟……没有未被我的求知欲考察过的地方。”
1901年8月初，劳费尔抵达上海，在那里停留了六周。之后，他跑遍了江苏和浙江，参观苏州、杭州后，于12月抵达北京。劳费尔在北京逗留了一年，顺便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御窑，还去河北省北部游览了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劳费尔返回上海，以便将收集的文物和书籍运走。随后，他乘船前往南京和武汉，乘坐驴车前往西安。1903年10月，劳费尔来到了天津港，随行的7辆马车满载着古代陶瓷和青铜器。在山东工作3个月后，劳费尔最后一次去上海，又从那里运走了50箱东西。1904年4月，劳费尔起航离开中国。他先后分9批运送了总计305大箱物品，总数惊人，包括了7500件文物、500册古籍善本以及500个蜡筒唱片。
如劳费尔给博厄斯信中所写：到了那时，他似乎已完全入乡随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觉得“与做欧洲人相比，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在另外一封给博厄斯的信中，他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遗憾，那便是我生来不是中国人。”但是，1910年后，劳费尔只去中国访问了一次。如菲尔德博物馆亚洲考古研究员班尼特·布朗森所描述：劳费尔的一生自相矛盾，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喜欢中国”。
如博厄斯所提醒，虽然劳费尔以收藏民俗和民族志藏品为主，他也千方百计征集文物：从贫困收藏家、太监、鸦片瘾君子、和尚和古董商手中买入青铜器、石雕、汉代陶瓷，以及一批绘画。讨价还价必不可少。在劳费尔给博厄斯的信中，充满了他赢得的一场场小胜利。“在中国搞收藏，别以为只是购物，”劳费尔写道，“它需要神仙般的超稳定心理、自我控制力和天使一样的耐心。”回顾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1912年，以及自己带着藏品返回美国后的十几年，劳费尔认识到：“现在，那种机会已一去不复返。随着具有骑士精神的清王朝覆灭，中国的浪漫也随之消亡。中国的家庭作坊生产，将被隆隆的机器声和外国进口货取代。那是一个快速过渡的激进主义时期。我们目前展示的绝大多数中国藏品，都属于过去。可以说，它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文物。”尽管如此，据劳费尔记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仍未被当作艺术品欣赏。它们如同孤儿，被“公然忽视”。导师博厄斯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反目成仇后，徒弟劳费尔也离开纽约投奔了芝加哥。
1908年，劳费尔受雇于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又以拉萨为目的地，身兼“布莱克斯通考察队”队长和唯一队员，分两次独自前往中国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长期考察。1903年至1904年，英国的扬哈斯本爵士率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随后占领了西藏的各个山口。劳费尔提交了前往西藏的申请，遭到受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的拒绝。劳费尔还受到了其他限制，只能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和锡金的市场上征集藏品。尽管如此，他仍从加尔各答向美国运送了634件“喇嘛”文物。1923年，在百货商店巨头马歇尔·菲尔德（也是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捐助人）所留基金资助下，劳费尔再次返回中国。通过那几次中国之行，劳费尔搞到了19000件内地文物、4000件西藏文物。它们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核心。其中，中国早期陶瓷和玉器尤为丰富。
在考察期间，劳费尔也为金主们征购藏品。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920年，当劳费尔被聘为后者的名誉研究员时，便帮助其从自己提供咨询的施主手中征集亚洲文物。实际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期收藏日本和中国艺术，得到了劳费尔的具体指导。芝加哥继承人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位捐赠人。她购买过一套16件中空青铜饰物，准备用于装饰精美的大门，劳费尔为它们出具了假想的来源证明。白金汉女士开始收藏的是鼻烟壶，之后品位越来越高雅，成为最早收藏中国青铜礼器和陶瓷的重要藏家。她对藏品的质量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曾经的特别归属或年代。劳费尔把她介绍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芝加哥分店。她从那里购买了一尊宋代银鼎，与其他藏品一样，她以纪念过世姐姐露西·茂德·白金汉的方式，将其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
劳费尔在顶峰时期，成为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请他编写、出版藏品图录，等于登上了收藏界金字塔的顶端。包尔禄也是劳费尔的客户，他出生于上海，常居伦敦，是一位煤炭商人、进口商和收藏家。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还曾是一位炮手。劳费尔为包尔禄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编辑出版了图录。劳费尔所筹集的善款，使那批玉器最终落户于菲尔德博物馆。1947年（劳费尔去世多年后），包尔禄以30万美元价格，把另外一批藏品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计149件，绝大多数是绘画。但是，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何慕文不久前所评论，其中只有10%属于博物馆级藏品。
劳费尔经常使用“帝王”一词。因为他的副业之一，是从北京的古董店回收从清宫掠夺的文物。劳费尔在北京，面临着来自传教士、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直接竞争。劳费尔对竞争对手的收藏策略义愤填膺，比如柏林民族志博物馆的员工穆勒博士。1902年，即义和团起义后不久，劳费尔给博厄斯写道：“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购买战利品和被盗财产？我绝不会让我的名字与那种行为有染。我心甘情愿把那种辉煌，留给穆勒博士之类的伟大人物。我们以诚实的方式征集藏品……我们不是贪婪的秃鹫，它们紧随残暴、野蛮的军国主义，在其身后大摇大摆地抢劫。穆勒博士的庞大收藏包含了部分战利品。对柏林的博物馆来说，那是一种蒙羞、一种耻辱。穆勒博士不仅吞咽（实际上，德语一词是“咀嚼”）战利品，还直接把士兵和传教士手中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然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保存着1931年堪萨斯城一份报纸的剪报，令人充满好奇。剪报表明，劳费尔的道德标准及其作为鉴定家的相当影响力，并非坚如磐石。弗雷德里克·帕格斯利博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试图把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出售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那是他在中国驻扎期间的收获。劳费尔被请到堪萨斯城，“对帕格斯利藏品进行专业鉴定，为该城可能的征集提供了初审意见。劳费尔宣布，那批藏品‘由一位远近闻名的堪萨斯人为堪萨斯城征集’”，称它们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艺术收藏之一”。
在帕格斯利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义和团起义期间取自紫禁城的宫殿房门。帕格斯利夫人表示遗憾，称自己其他“纪念品”的获得，“有可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皇宫掠夺”。但是，它们属于“可购买战利品，既可能被他们夫妇拥有，也可能落入别人之手”。在帕格斯利征集的其他藏品中，有一个劳费尔宣称“很不错”的“皇帝宝座”、两个“皇宫皇后使用”的“宝座”。看到其中一个宝座“被人快速拉拽穿过北京街道”时，帕格斯利夫人买下了它，随即追踪到一个古董商的后屋。在帕格斯利夫人的客厅，劳费尔看到那个作为装饰的“宝座”，宣称它属于“顶级”藏品。他说：“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而这个宝座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
访问堪萨斯城后，劳费尔随即给帕格斯利写了一封信：
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它们质量上乘。北魏时期的那尊武士石雕像，属于令人赞叹的不朽之作，具有独特、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我很有幸看到了你那个青铜鼓，它设计完美，属于顶级藏品……我从未见过比你那些皇宫宝座更精美的藏品……明代皇帝宝座背后的镂空龙雕，只能说是精美绝伦……此外，我很喜欢你的许多高古青铜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美青铜器相当好的研究对象。我喜欢你的汉唐和宋代金属镜，它们数量多，种类全；还有你的许多精美象牙制品、木雕和瓷器。你的几件珐琅彩瓷饰板，上面的人物风景，仍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印象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忘记你那两尊大理石高发髻观音雕像，它们可与古希腊最佳雕塑杰作相媲美；还有来自热河寺庙的那尊大体量漆雕观音像。
劳费尔以热情的吹嘘结束了长长的藏品目录：
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
1930年，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主管们预付了20万美元，征购蒙特藏品中的118件陶瓷，保留了以40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藏品的选择权。该馆发布消息，将其视为博物馆发展转折点予以庆祝。批评者和学者也随之蜂拥至洛杉矶。《帕萨迪纳星报》的威尔森·佛思首先开火发起了攻击：“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应该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如底特律‘东方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波士顿美术馆的约翰·洛基博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凯利博士，问问他们对蒙特收藏有多少了解。”消息很快泄露出来：上述学者所知道的，是蒙特曾到美国各地推销那批东西，没有引起任何人征集的兴趣。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是实打实的中国艺术权威。他称蒙特那批东西“是大杂烩，充斥着复制品、赝品和旅游纪念品小玩意儿”。此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主管们的态度已经转变，放弃了那批藏品的选择权，并拒绝向博物馆拨付更多征集经费，使该馆在此后若干年，在藏品征集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蒙特那批东西、包括保留征集选择权的藏品，继续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览到1940年。那年，该馆新馆长罗兰德·麦金尼，终于决定就此征求专家意见。在麦金尼馆长1940年给博物馆董事会的报告中，保留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其结论是：“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不值得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中展出。”
即便如此，蒙特收藏一直留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直到该馆首位亚洲艺术研究员亨利·特鲁博纳斩钉截铁地表示，征集那批藏品是一个“可怕错误”。对于已经征集的藏品，特鲁博纳研究员在加州的斯克利普斯学院，找到了对那批藏品深信不疑的艺术家米勒德·希茨。他安排将那批有争议的艺术品，租借给了自己所在的学院。它们在那里停留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它们连同曾遭拒绝未售出的蒙特藏品，一并还给了蒙特指定的藏品继承者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目前，该馆属于挪威卑尔根市博物馆的分支机构，简称KODE）。
蒙特藏品的结局十分离奇。2010年12月，盗贼闯入卑尔根博物馆，偷走了部分蒙特藏品。2013年1月5日，星期六，又有23件藏品被盗。该馆馆长艾伦德·霍耶斯登怀疑，那是“按图索骥”行为：“显然，盗贼知道自己要什么。”由于推测蒙特藏品中许多东西属于圆明园被盗文物，我们自己的理论是：某些中国人为收复文物，实施了盗窃。然而那个故事还有续集，2014年，经中国房地产商、慈善家黄怒波先生牵线搭桥，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宣布与北京大学签订历史性协议，将其所藏的21件汉白玉石柱中的7件送还中国，它们属于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掠夺物。虽然由中国石匠雕刻，那些建筑石柱显示出深受西方影响，出自圆明园西式风格建筑中的西洋楼。石柱将在北京大学展出，挪威方面因此得到了163万美元。同时，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希望得到北京大学中国艺术专家的支持，对该馆藏品进行研究，改善其展览条件（1990年，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曾经说过，该馆许多中国藏品如果不是开门假，就是低档货）。
劳费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冈仓天心，属于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艺术为数不多的博物馆研究员，他们能够流利地读写汉语。然而，劳费尔一生的故事，展现了文物鉴定和归属的危险性，使后代艺术史学家备感痛苦。在许多年里，博物馆界一直传言，劳费尔跳楼自杀，或许缘于他担心自己遭人指控，卷入由自己定为精品或赝品的文物鉴定争议。不管怎样，劳费尔最亲近的同事，将其过早的纵身一跳归结于不断恶化的癌症。
虽然常遭受他人指责，劳费尔也会揭发竞争对手藏品中存在赝品。比如，他曾抨击一件小型唐代石棺上的铭文有假，它目前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当时为一位日本竞争对手收藏。劳费尔也有自己的“实践伦理学”。西雅图博物馆大门口有一对明代石雕，由该馆馆长理查德·富勒的母亲从冈普百货商店购买。劳费尔应邀对它们进行鉴定时，认为它们待在中国原属地似乎更好，现在与其原有历史环境分离，“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但是劳费尔并不谴责外国古董商，却对“中国人破坏公共财物行为、贪婪、缺乏爱国主义”等颇有微词。
第十六章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对美国收藏、研究和出售博物馆等级的中国艺术品，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那一代的博物馆研究员和学者，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服过兵役，战后还在日本加入了“盟军夺宝队”，负责抢救和返还艺术珍品。然而，与在欧洲工作的研究员和学者不同，他们并未赢得电影里体现的那种赞颂。起初，一旦有机会，驻扎中国和日本占领军“艺术与古迹处”的高官们，也会讨价还价地购买藏品。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种购物行为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此时，富有创造力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开始寻找私人收藏。一些人甚至从美国各地的车库甩卖中淘宝，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美国的博物馆研究员也不甘寂寞，他们挖空心思，通过举办国际租借展览吸引观众来到他们的展厅。打头阵的是1961年在美国5家博物馆巡展的“中国艺术珍宝展”，展品包括了来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博物院源于之前的北京紫禁城）的顶级藏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西部的博物馆研究员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美国东海岸博物馆的长期霸权地位，发起了最后而更广泛的挑战。
李雪曼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博物馆收藏转向的具体化身，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自信满满的多面手，眼力极佳，经费充足。李雪曼的著作和讲座拥有大量粉丝，他利用那种情况和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的身份，确立了自己鉴赏家的地位，对艺术鉴赏的见解坚实可靠。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讲述过二战之前拉里·史克曼在中国的经历。他也参加过“盟军夺宝队”，是李雪曼的友好竞争对手，也是频繁合作的伙伴。李雪曼之于克利夫兰博物馆，与拉里·史克曼对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他们都充满自豪，在各自城市征集亚洲艺术杰作，在当地出人意料地建成了供奉亚洲艺术的公共神龛。欣赏那种艺术类型，需要有耐心和刻苦钻研。
李雪曼出生于西雅图，父亲是受雇于联邦政府的电气工程师，协助建立备受联邦政府鼓励的崭新大众传媒——电台。李雪曼出生后不久，一家人迁居纽约曼哈顿。到了上学的年龄，李雪曼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李家第二次搬家的目的地，是华盛顿特区。李雪曼曾在菲利普斯收藏馆，花了几个小时观看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培养了“对艺术史的强烈兴趣”。他曾就读于美利坚大学，把专业从科学转换成艺术史，拿到了文学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1938年，他在美利坚大学遇到了露丝·沃德，俩人结婚共同生活了69年。据他们的女儿凯瑟琳说：“父亲是网球手，母亲是女生联谊会的积极分子。”
玛丽·安·罗杰斯是露丝和李雪曼的长期朋友，她对李雪曼夫妻有过很好的描述：“露丝与李雪曼的才气真是绝配。她性格坚如钢铁，南方口音浓厚，讲话抑扬顿挫、迷人、充满奔放的魔力，如同夏季河流，冲刷着李雪曼的不动声色和沉默寡言。李雪曼说：‘她使我变成了文明人。’李雪曼曾亲自安排俩人的蜜月旅行，把它搞成了钻入深山老林的艰难徒步，其间的生活设施只有帐篷和睡袋。似乎从那时起，露丝就开始对李雪曼实施启蒙教育。”蜜月结束后，小两口移居克利夫兰。李雪曼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拿到了艺术史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美国水彩画评述》，是美国最早涉及那种艺术类型的论文。那时，李雪曼偶然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中国艺术暑期班。该班的老师是詹姆斯·马歇尔·普卢默，曾在上海和福州居住过十五年，就职于独立、有权势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普卢默非常喜欢中国陶瓷，曾对一些主要皇家御窑遗址进行确认考察。他的教学方法也具有独创性。他会解释主要窑口陶瓷的不同之处，之后用布盖住那些中国老瓷片，只让学生们触摸，以此辨认某块瓷片属于哪个窑口。后来，李雪曼回忆道，普卢默通过那种上手技术，使自己了解了“亚洲艺术的神秘性和实用性”。应该补充的是，普卢默的兴趣还包括佛教雕塑、拉其普特微型画、日本“泼墨画”以及中国青铜器。老师的那些爱好，都对李雪曼产生了影响。
普卢默鼓励李雪曼进入亚洲艺术领域。李雪曼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便来到克利夫兰博物馆，以志愿实习生的身份，协助该馆时任亚洲艺术研究员的霍华德·霍利斯工作。1949年春季，在霍利斯指导下，李雪曼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推出了一个中国陶瓷展览。同年，李雪曼跳槽到底特律美术馆，获得了博物馆研究员职称。他开始撰写内容广泛的豆腐块文章，涉及中国陶瓷、柬埔寨雕塑和美国水彩画等等，这些文章成了李雪曼的终身标志。此时，李雪曼还从未踏上过欧洲或亚洲的土地。1944年，他加入了美国海军，担任助理领航员，开始了远航。一年之后，李雪曼终于抵达中国大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李雪曼所属舰船驶入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塘沽，他的部队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李雪曼少尉的舰长，是一位喜欢使用虫饵的钓鱼爱好者。李雪曼对舰长说，自己想去看看北京。舰长同意给他三四天假期，但警告说，如果逾期不归，他将面临擅离职守的指控风险。李雪曼本人对那次旅行有以下记载：
于是，我与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搭车去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车上到处是人，拥挤不堪。那时，如人们所说，共产党游击队正在山区与国民党士兵作战。由于人群出现纠纷，我们不得不多次停留。但是，我兴奋不已，我竟然要去看北京了。（火车终于抵达北京。他身着美国海军军服，看到一辆人力车，立刻直奔紫禁城。）我来到了紫禁城北门，那里排列着骆驼大篷车。北京的城墙仍然完整，巍然耸立。城墙和住宅，被粉刷成黄色、浅桃红和浅蓝色。北京真是美得不可思议。随后，我在琉璃厂发现了一些古董店……我看到了一件磁州窑瓷枕……上面装饰着美景和人物画面。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把它买下了。当然，它的要价微不足道——约有2.5美元。看来，我从磁州窑开始收藏，真乃上天注定。
“此后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李雪曼如此谈论自己最初的征集。目前，那件磁州窑瓷枕由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它既是经过讨价还价的捡漏，也是一件非常好的跨界藏品，标志着一位博物馆研究员的初出茅庐，标志着他将致力于为所有类型亚洲艺术寻找更多的观众。磁州窑陶瓷属于中国北方窑口制品，数量众多。它们经久耐用，雕刻图案设计大胆，其生产制作的黄金时代是宋元时期。那个书页大小的粗陶枕，可用于现世或来世（在来世使用时会更加舒适）。它的图案令人称赞，在一层透明釉覆盖下散发出光彩。从那件陶枕身上，人们一眼就能理解，中国陶瓷如何、为何早早变成了一种世界性商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雪曼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他在克利夫兰的导师霍华德·霍利斯，受雇于占领日本的“盟军艺术与古迹处”。导师邀请时年28岁的李雪曼担任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年以后，霍利斯返回美国时，李雪曼接替了他的职责。在两年时间里，李雪曼的工作是视察并为日本的伟大收藏编目，以协助评估哪些文物被毁坏，如何保护其余文物。中国的国民政府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写了一封信，宣称日本在战争期间掠夺了一些中国文物。据说，它们被隐藏于日本京都的正仓院。那里收藏着日本最伟大的古代珍宝。李雪曼拿到了进入日本皇家珍藏库房的唯一许可。最后，中国人在那里举办了一个被掠夺文物展览，其中只有一些小玩意儿。据李雪曼说：“展品挤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主要展品是一套8块玉屏风。真是奇怪，那里真是没有多少被掠夺文物，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李雪曼利用独特的身份，视察那些许久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检查那些没有展出的艺术品，进而与日本收藏家、古董商和艺术史学家们建立了长久友谊。此外，他还确保与霍华德·霍利斯关系友好。此时，李雪曼那位昔日导师，已选择了经营古董生意。李雪曼遇到了拉里·史克曼。二次大战期间，史克曼在中国服役，担任美军的作战情报官。战后，史克曼来到东京，担任美国占领军“古迹处”的顾问。这又是一次幸运的轮岗：李雪曼本人在日本任职结束时，他在密歇根大学的老师詹姆斯·普卢默教授也抵达日本，同样担任了“古迹处”的顾问。那几位志趣相投的博物馆研究员聚集在一起，协助美国中西部的主要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优先级方面进行了重要转变。而且，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压力，日本收藏家都缺乏资金，使“盟军夺宝队”的成员们能以适当价格征集艺术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合法出口自己的猎获物。
1948年，李雪曼返回美国，担任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那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新职位。该馆的创建者是理查德·富勒馆长，以及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麦克塔维什·富勒。母子两人也是该馆的主要捐赠人。1933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馆。从那时起，他们便已掉头凝望东方。起初，该馆的欧洲艺术代表作只有著名古典杰作的彩印照片。他们把藏品优先征集放在了日本艺术以及中国石雕和玉器方面。富勒母子俩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现金。即便如此，在李雪曼来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工作前，富勒馆长还是向那位新助手提供了5000美元，供他在日本征购藏品，结果大大增加了该馆的收藏。李雪曼还说服了克雷斯基金会，向该馆提供欧洲主要艺术家的作品。之后，由于与日本收藏家保持着密切关系，李雪曼得以依靠有限的资金增加该馆的日本和中国绘画收藏。所征集的中国绘画中，包括了南宋绘画大师李安忠的著名册页《鹰与雉鸡图》。之前，它属于日本的黑田收藏。
1952年，李雪曼进入了克利夫兰博物馆，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作为杰出鉴定家的传奇。李雪曼本人不会阅读日文或中文，依靠中国出生的助手何惠鉴的协助。1958年，李雪曼担任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时，何惠鉴接替他担任该馆东方与中国艺术的研究员。李雪曼荣升馆长前，当地一位矿业和运输巨头伦纳德·汉纳，刚向克利夫兰博物馆遗赠了3500万美元：一半用于博物馆运作，一半用于藏品征集。李雪曼认为，那种遗赠规定非常明智，能够保证博物馆的财政良好运转。
据何惠鉴说，克利夫兰博物馆开始买入藏品时，每当李雪曼成功猎获着珍宝，便会喝一杯干马提尼作为奖励。不到十年，李、何两人征集的中国绘画，使该馆位居中国之外最伟大中国绘画收藏的前五名。两人的“标志性”合作（如高居翰所述），是将李雪曼的眼力和非凡记忆力，与何惠鉴的学识合二为一。何惠鉴对中国文献、印章和铭文的知识无与伦比。1980年，何惠鉴的知识结出了一个展览成果：《中国八朝艺术展》，展品包括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精选的300幅绘画。（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馆长和克利夫兰的李雪曼馆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扬扬得意。此展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高竖拇指。当时，该馆还在为1973年将王己千所藏25幅中国绘画收入囊中而自吹自擂。）如两人合作展览所展示，李雪曼和史克曼，属于最早赞美中国元、明、清绘画的美国人。他们认为它们优美，具有相当的可用性和可收藏性。
我们应该感谢何惠鉴，他对李雪曼馆长与众不同的长处，有过合乎情理的评价：“李雪曼属于为数极少的不依靠语言能力鉴赏亚洲艺术史的非亚洲人。他不会阅读中文或日文。然而，在不能阅读题跋或印章的情况下，李雪曼能够讲出石涛和张大千的区别，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史学家。他的鉴定秘诀，是他称之为与生俱来的一双慧眼以及经过精雕细琢的直觉。”对于要领会亚洲艺术精髓，必须掌握深奥难懂学问的说法，李雪曼并不认同。确实如此，学识背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艺术，更不能希望我们对中国艺术的了解，能与它自己所属的时代完全一致”。李雪曼撰写过广受欢迎的《远东艺术史》一书，他在其中详述道：
在此重申，宽广的视野，尤其是对艺术风格的见多识广，对于鉴赏东方艺术至关重要。那与西方艺术鉴赏并无两样。那种视野并非特别、独特和孤立的灵光一现……就此而论，没有浪漫的神秘，不用掌握艰涩的学识。在我看来，东亚艺术似乎更易理解，更有共鸣，更加人性……我们有成千上万意味深长和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它们属于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让它们成为文献学者、梵文学家或所谓禅宗佛教徒的专属领地，我们应该置身其中。东亚艺术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对我们有何意义？对它们的制造者有何意义？对东亚艺术进行整体研究，需要对那些问题给予适当解答。
尽管如此，李雪曼确实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偏爱（也可算是一个盲区）。朋友们称他有“难以自拔的恋石癖”，痴迷于岩石。1973年，李雪曼率领北美艺术与考古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突破性访问。从他保留的此行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恋石癖好。学者诺埃尔·朱弗里达爆料道，在华期间，“那位不可救药的恋石癖”每天都写日记，记满了他在中国各地所见石头的笔记。她发现：“其中包括花园中巨大的太湖石，以及他在展厅和商店里看到的微型和书桌大小的山石摆件。”由此不难解释，在克利夫兰期间，李雪曼最早、最为公众所知的藏品征集之一，为何是《溪山无尽图》。据称，那是中国早期风景画的重要代表作，作者和出处不明。那幅手卷绢画长2.13米，用水墨浅彩描绘，卷后有9篇记载作品历史的跋记，表明它的创作时间是1100年前后或1205年至1380年期间。李雪曼将那幅手卷画作，描述为某种电影鼻祖：“人们可以移动两端画轴，自右至左，或自左至右，组成不同画面，从而形成无数小场景画。”当然，最令未经训练的门外汉感兴趣的，大概是绘画中云雾缭绕那些凹凸不平的嶙峋岩石，它们如同众多怒向天空的手指。
随着克利夫兰博物馆藏品的增多，李雪曼公开反对博物馆哗众取宠，对“重磅展览”一词不屑一顾。那个时髦词汇与托马斯·霍文掌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期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在霍文辞去馆长一职多年后，有人听到李雪曼称赞纽约举办的一个特别展览。他评论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真是太伟大了！即便是霍文也未能毁掉它。”1970年，时任《纽约时报》首席艺术评论家约翰·卡纳迪写道，李雪曼领导下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已成为“美国唯一名副其实的贵族博物馆”。2008年，李雪曼去世，享年90岁。后来，一位记者翻出了卡纳迪的评论，对此霍文的继任者菲利普·德·蒙德伯乐做出了这样的应答：“贵族博物馆？是的，但主要体现于博物馆精英的管理。在博物馆馆长圈子里，李雪曼承担了太多重任。他全方位征集藏品，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绩斐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他把地区性的克利夫兰博物馆，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博物馆。”
然而，李雪曼绝非一个人独奏。他不但从何惠鉴的学识见解中受益，也认真听取他所尊重的主要古董商们的意见。那种做法并不罕见。至此，读者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博物馆的重要收藏经常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以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之间相互征求意见为代表。说到古董商，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名绝配：劳伦斯·史克曼与奥托·伯查德，阿比·洛克菲勒与山中定次郎，摩根、老洛克菲勒与约瑟夫·杜维恩。但是所有这些合作，或许都比不上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妻子布兰切特之间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李雪曼还是克利夫兰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时，他们便开始了合作。布兰切是把亚洲与更宽广艺术世界联系起来的领军人物。她继公婆和叔叔纳尔逊·洛克菲勒之后，加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但是，直到1951年她与洛克菲勒三世访问日本后，夫妇二人才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尽管“断断续续，有些业余”。接近花甲之年的洛克菲勒三世，开始把李雪曼作为藏品征集的咨询顾问。与喜欢批量买入的父亲小洛克菲勒不同，洛克菲勒三世和布兰切特，更为关注征集少量精品。夫妇两人收藏的强项是陶瓷、雕塑和青铜器。目前，它们正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博物馆轮换展出。小洛克菲勒收藏清代多彩珐琅瓷，儿子则喜欢早期青瓷和粗陶器。洛克菲勒三世夫妇在15年里，组建了自己的顶级收藏。1974年，他们把那些藏品捐赠给了亚洲协会。
洛克菲勒三世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与李雪曼之间签署的君子协议。他们对拟征集藏品如何分配有过明确规定，从而避免了李雪曼所属博物馆方面可能面临的利益冲突。如李雪曼写道：“在征集藏品时，洛克菲勒三世面临个人智慧和思虑周全的问题……我们的协议很简单、直截了当：凡是他首先发现或首先向他报价的藏品，他均自动享有优先选择权；凡是我或博物馆其他人首先发现或首先接到报价的藏品，博物馆均享有优先选择权。如出现任何不确定状态或同时接到报价，则由运气决定谁先挑选。那种情形只发生过一次，由掷硬币定夺。”
1949年后，中国大陆“禁止通行”。李雪曼等人的许多征集活动都在欧洲，绝大多数通过古董商和拍卖完成。与另一位伟大鉴赏家邓曼·罗斯一样，李雪曼同样相信，鉴定要直接上手，需要“通过长期比较”培养而成。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写过许多信，里面充满了比较。他提醒洛克菲勒三世，如果某件东西已有其他可作为良好范例的藏品，或他的收藏中已有了一些同样好的藏品，就不要再去征集那件东西。1965年3月4日，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去了封信，罗列了他们征集藏品的标准：
A.真正属于世上最好的东西。绝无仅有，或只有一件或两三件质量相同的其他藏品；
B.顶级博物馆以将其纳入该馆收藏而感到自豪的东西；
C.可为更好的博物馆接受的东西；以及
D.博物馆和我们自己均认为其质量不足以进入我们收藏的东西……
“依据上述建议分类，”李雪曼继续写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属于A类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不常见。一般而言，我们只能准备接受B类东西。在我看来，只有我们发现某件东西特别有吸引力，比如我那两匹汉代马，似乎才可考虑C类东西。”
1974年，当洛克菲勒三世夫妇的藏品对公众开放时，亚洲协会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了李雪曼的话：“在那些藏品背后，有一个基本理论，强调所征集藏品具有尽可能高的品质，强调它们可以被饶有兴趣的门外汉所理解、欣赏，而不仅是供专业学者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能用相对短时间构建那批藏品实属万幸。毫无疑问，没有谁能再次获得同等藏品。”
洛克菲勒三世收藏中最吸引人的藏品，包括一件江西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大盘，上面附带有特别铭文。在穆斯林国家，那种青花瓷大盘大受欢迎，通常用于向成群食客提供食物。那件青花大盘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上面的波斯语铭文，标注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的名字。1627年至1658年在位期间，沙贾汗建造了泰姬陵，以纪念爱妻。沙贾汗皇帝十分钟爱中国陶瓷。那个元青花大盘，属于印度至今保存的极少数元青花之一。在它的圈足里面，刻有表明其属于沙贾汗皇帝所有的标志，也成为展现南亚与东亚之间进行文化贸易的早期例证。
目前，作为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15年合作结晶的藏品，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展出，提醒人们他们之间的合作多么富有成效。洛克菲勒三世去世后，李雪曼收到了他给自己的遗赠：一幅日本水墨画家雪村周继（1504—1589）的卷轴手卷画，价值4万美元。李雪曼以纪念洛克菲勒三世的名义，将其赠送给了克利夫兰博物馆。
在此，还应有个补充说明。在紧密追寻李雪曼与古董商的关系网方面，凯斯西储大学副教授诺艾尔·朱弗里达遥遥领先。朱弗里达博士研究撰写了《分清绵羊和山羊——李雪曼的中国绘画征集、展览和准则》一书。他发现，李雪曼还精心培育了与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犹太人沃尔特·霍赫斯德特的关系，并从中获益匪浅。20世纪30年代，那位德国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德国，来到上海和北京经营古董，专攻中国陶瓷和绘画。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前不久，霍赫斯德特千方百计出口了自己的战利品。据朱弗里达博士记述，虽然李雪曼与德国犹太人的协商“火星四溅”，他还是从后者手中征集了75幅最佳的绘画。朱弗里达博士坚信：那次征集恰逢其时，使克利夫兰博物馆拥有了一批可名列世上最佳的中国绘画。
然而，李雪曼追求的不只是那些名誉。他喜欢与古董商你来我往地较量，部分原因是他喜欢那种游戏。1966年，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建馆50周年庆典活动中，李雪曼表达了自己对略胜一筹的古董商竞争对手的尊敬。他说：“当研究员返回博物馆，说他发现了某件重要艺术品时，实际上，他是指某位古董商发现了那件东西。”他还曾半真半假地对朋友们说，如果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他会成为“一名古董商”。
安思远与李雪曼心有灵犀，他是古董商中的“明皇”（King of Ming），属于自学成才的中国绘画和家具专家。在与同时代同类人竞争中，安思远一枝独秀。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发明了牙根管治疗术。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作为纽约令人尊敬的古董商爱丽丝·伯尼的门徒，开始涉足亚洲艺术市场。后来证明，他的眼力精准，市场直觉良好。在中国铜镜、明式家具和19世纪后绘画的价格开始飙升前，他已提前囤积了一批货源。
英国作家杰拉尔丁·诺曼撰写过许多涉及艺术品拍卖的著作。1994年，她写道：“安思远在东方艺术领域的成就，可与杜维恩勋爵的传奇相提并论。”意指他本人对某件东西的赞许，确保了它的高价。洛克菲勒三世是安思远的最佳客户之一。1974年，安思远向他出售了一套中国古典家具，包括衣柜、带铭刻的椅子、长椅、餐具柜和桌子，报价50万美元。安思远认为，那套东西值得在新建立的亚洲协会博物馆中展出。如他给洛克菲勒三世信中所言：那套家具，“属于我拥有的真正重要的藏品”。他之所以提出卖掉它们，似乎因为“那是为我藏品找到永久属地的唯一方式。同时，也为东方艺术领域，为您的博物馆，为纽约市做出一些贡献”。对此，洛克菲勒三世给予了积极答复。安思远的不同藏品，确实进入了亚洲协会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洛克菲勒三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中国绘画。安思远的居所，是曼哈顿第五大道960号宫殿般的公寓。诺曼女士曾在那里采访过他。据说，安思远已成为当时经营亚洲艺术的最富有的古董商，还被中国授予了荣誉公民称号（成为后来发生事件的另一个预兆）。2014年8月，安思远与世长辞，享年85岁。
简言之，1945年以后，市场对中国艺术珍宝的需求蒸蒸日上，却充满了风险，高度依赖内部交易网络，并开始从美国傲慢的东北部向中西部倾斜。在本书前面章节，我们提到年轻的拉里·史克曼时，他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学位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1931年。史克曼在中国期间，担任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当时，该馆仍处于建设之中。那些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堪萨斯城的董事们的大胆决定，要把该市拥有50年历史的小博物馆变成一个重要综合性博物馆，使其拥有与之匹配的藏品和经费（参见彩色插图3、6、9和10）。当时，亚洲是最好的藏品征集地。20世纪30年代，史克曼为堪萨斯城那座新建博物馆提供的藏品，占到了该馆总藏品的60%。1933年一年，藏品数达到了1500件。那一年，堪萨斯城博物馆完工，正式对外开放，史克曼终于与自己的雇主见面，并很快担任该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开始了他与该馆长达40年的关系。
珍珠港事件后，史克曼重返中国，担任美国空军少校，任务是为美国空军轰炸提供情报。从各方面讲，在确定重要轰炸目标方面，他丰富的实地经验显得异常珍贵。1945年8月，即日本投降两天后，史克曼飞往北京，目的是收集日本最高指挥部的情报文件。此时，出现了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史克曼随身携带了25万美元，心里并不清楚用它干什么。那些钱没派上用场。因为，日本指挥官更愿意向美国人投降，不甘心向中国人缴枪。然而，史克曼手里的美金，最终还是找到了其他用武之地。继史克曼之后，武丽生担任了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馆长。1977年，他对史克曼1945年的中国之行回忆道：“史克曼飞回重庆。他前往一处被轰炸过的河堤，那里堆满了缴获的日本武士军刀，以及沈周、文征明和陆治的绘画杰作。它们构成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明代绘画的核心。征集所用资金均以非常规方式即时从‘美国陆军军需兵部’一个手提箱中借支，里面装着25万美元。”那种情况属于战争带来的运气，史克曼很快足额返还了借款。战争结束后，史克曼成了一名“盟军夺宝队”成员。他在那个位置上停留的时间，足够他在工作上取得成就，并与李雪曼成了铁哥们儿。
史克曼返回美国时，在藏品征集方面的才智已名扬四方。随后，他收到了颇有声望的工作的邀请。史克曼选择了留在堪萨斯城工作，一方面原因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给予他慷慨支持；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建一批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史克曼是一位收藏家，从本性和教养上都是如此。他很早失去了父亲，母亲玛丽·芮丁·富勒·史克曼对儿子溺爱有加。她属于“科罗拉多州的婆罗门”，收藏日本水印画。母亲在丹佛的家中，每晚都给小史克曼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史克曼10岁时，已对狄更斯痴迷不已，开始收集狄更斯全套首版作品集。说到中国，有人曾采访过史克曼，提问把他引向中国的是什么。他回答道：“我从未想过前往别的任何方向。”当时，丹佛最豪华的酒店是布朗王府酒店。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家族经营的古董店，名字叫“萨基斯安”。小史克曼曾偶然进去参观，种下了向往中国的种子。史克曼继续说：“13岁时，我第一次在那家古董店买东西，那是一对夫妇木雕像，当然是中国木雕。雕像毫无瑕疵。我渴望收藏。如果不全心全意收藏，你就成不了一个完全合格的博物馆馆长。”
1953年，史克曼46岁，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那时，他已发表了大量博学的论文，涉及中国壁画、佛造像以及该馆收藏的石狮。史克曼还与建筑史学家亚历山大·邵泊合作，出版了教科书般的著作《中国艺术与建筑》，从属于1953年的“鹈鹕艺术史系列丛书”。以任何标准看，在改变美国中西部文化景观方面，史克曼和李雪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史克曼入学时，哈佛大学是美国唯一提供中国语言、艺术和历史课程的大学。然而，50年以后，武丽生于1988年写道：“美国所有州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教授中国文学、语言和历史，其专业水准在1926年难以想象。”至于艺术博物馆，美国中西部在半个世纪里，已不再是“博扎特的撒哈拉沙漠”。“博扎特”一词源于美国作家亨利·路易斯·门肯，他用之来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西部城市的主要街道进行嘲讽。
在美国中西部的转变中，李雪曼和史克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人都重视藏品质量，注重藏品本身，而不是沽名钓誉。两人都具备成功博物馆馆长的基本特质：善于与捐赠人跳华尔兹舞。有时候，仅有魅力还远远不够。史克曼与人合作编辑了约翰·克劳福德所藏中国书法和绘画手册，并提供了珍贵的建议。史克曼的继任者武丽生，也在克劳福德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尽管如此，1988年，克劳福德与史克曼同年去世后，他的藏品落入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手中。该馆以新建一个特别展厅的方式，诱惑住了克劳福德。
在李雪曼和史克曼的行事准则中，还有一个附加因素。两人都相信要走出博物馆外，包括美国国内和境外。克利夫兰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不仅向公众提供讲座和参观讲解，还积极组织学校学生来馆参观，使当地孩子们能够学到东西，还有助于驱散空荡展厅里面的沉闷。但是，走出博物馆外，还具有更为广泛的范围。史克曼在专业领域广受尊敬。1935年，伦敦皇家学院开创性地举办伯灵顿亚洲艺术展览时，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成为屈指可数的受邀参展的美国博物馆之一，送去了该馆的高质量藏品。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满两岁。中国也是首次批准向境外出借珍宝参加展览，其展品来自神圣、神秘的紫禁城皇家珍藏。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人们希望这次访问同样能重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李雪曼为此助了一臂之力。一年以后，他率领北美12人代表团访华，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6个城市参观。一个月的访问属于紧赶慢赶，车马劳顿。后来，李雪曼评述说，他的角色需要“把鞋子推销员和外交官的才能合二为一”。实际上，李雪曼团长在两方面都表现优异，他在乒乓球桌前身手矫健，还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为访问提供了额外助益。李雪曼馆长两道浓眉瘆人，身材高大，比中国主人们高出半头。中美之间的文化鸿沟令人畏惧，而他总能耐住性子。“我们称青铜时代，中国人说奴隶时代；我们说中世纪，他们称封建时代。”后来，李雪曼对《克利夫兰实话报》评论道，“那里没有诸如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与政治分离之类的东西。当我们因某些美物感到兴致勃勃时，他们难以理解。在中国，艺术属于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每当出现那种情形，拉里·史克曼就会出来和稀泥，予以解释、活跃气氛。
毫无疑问，李雪曼1973年对中国的访问，为一年后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扫清了道路。那个文物展览堪称中美举办文物展览中的破冰展。它在华盛顿展出了6个月，展览开幕活动既热闹，又把握了分寸。然而在最初，堪萨斯城并未被纳入展览巡展地。武丽生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有如下描述：
通过史克曼的关系，并通过堪萨斯城居民、尼克松总统顾问伦纳德·卡门特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也来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巡展。于是，中国人同意进一步延展，使旧金山的华侨也能一睹展览风采。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没有亚洲艺术研究员。因此，我担任了相当于3个展地的策展人角色，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则负责展览图录和布展。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展览图录和展品说明牌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审查。中国内部的事情令人惊慌失措，中国人希望展览图录中只出现文物的照片。于是，我们决定用高质量图片，印出一本好“画书”，同时安排出好的展览陈列。
随后，中国派出了一组博物馆专家，陪伴着展品巡展。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展品说明牌不出现任何修改。“他们特别想观看我们收藏的绘画，”武丽生写道，“但是未获允许。”尽管如此，坚冰已经破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克曼和李雪曼光荣退休，被授予卓越博物馆前馆长的荣誉称号。除了对某些藏品归属和征集问题有争议，两人之间通常属于朋友关系。正如两人都赞赏的千年手卷《溪山无尽图》，两人秉性相投，与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一样，都喜欢收藏石头。从内心讲，李雪曼像一块升入云雾之中的岩石，坚硬、固执、朴实无华；史克曼则如潺潺流水，在充满暴力和狂热的世界里，寻找蜿蜒曲折的前行道路。李雪曼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有一栋朴实的乡间小屋。1986年6月，他从那里给史克曼写了最后寄语：
亲爱的拉里，我听说你已从可怕困境中痊愈。在此给你写信表示祝贺，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健康。随信寄去一张照片，以显示你对我们退休后家庭生活的良好影响……我们卧室的外面，可看到一处围起来的小花园，照片后面的石头，是你赠送的礼物，让我备感荣幸。近处那块石头，是我们在圣安东尼奥捡到的。显然，这里是你在密苏里州奥扎克花园的石化基地。不管怎样，我们喜欢这个花园，希望它是祝福和提醒。非常感谢你赠送我们的那块石头，我们会继续摆放使用它，以表示我们对你的谢意。“恋石癖”不属于最坏的罪恶。真的，它属于美德。或者说，我们相信如此。我想起了南宋，不知道它是否已在我的内心凝固……我们的生活品位，不知是真的太甜，还是令人忧虑？从现实版“艺术博物馆”的角度看，我们很享受自己的花园和退休生活。祝好！雪曼。
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博物馆快速发展，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只有200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如我们后面所描述），可以部分与之相媲美。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每座城市都相当有自尊。各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催生了1500多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属于美术馆，也包括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早在1923年，法国艺术经销商雷内·吉姆佩尔访问美国，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旅行经停托莱多时，就在日记中写道：那种艺术博物馆热，“在美国随处可见，使人不禁联想到中世纪时大张旗鼓建造教堂的情景”。33年后，另一位法国人访问美国，那便是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有人问法国部长，是否同意丽贝卡·韦斯特所说，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火车站。“不，”法国文化部长答道，“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那个“伟大觉醒”时代的主教堂，至今依然如此。该馆创建于1870年，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观光目的地。目前，该馆年观众数量超过600万。1905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访问美国时，已预见到了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发展。那是他1883年以来首次回国长期旅行。到了190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搬离了曼哈顿西区14街的古怪大厦，堂而皇之地迁移到上城区的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它是位于公园边缘的一座真正的艺术宫殿。”詹姆斯在《美国游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即便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也是沐浴在“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氛围之中”。那里的空中飘浮着金钱，“无比之多”，足以买下“所有最精致的东西”。詹姆斯还不忘称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言之，它会成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然而，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初期，亚洲艺术顶多在边边角角的展厅出现。该馆虽然很乐意展示本杰明·奥尔特曼、皮尔庞特·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但是直到1915年才成立了远东艺术部。同年，金融家摩根去世，虽然他曾担任该馆董事会会长一职长达10年，但未把他的瓷器收藏遗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些正在展厅展出的摩根宝藏，也随之从展厅中撤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方向性转变。转变部分缘于竞争对手波士顿美术馆的刺激。那时，波士顿美术馆已成为美国亚洲艺术收藏方面的老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不懈努力多年，试图扩大自己的亚洲艺术馆藏。该馆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位公认的权威来领衔新部门。此时恰有一位模范人物波什·雷茨，他是一位杰出的荷兰学者，兄弟是荷兰女王威廉敏娜的管家（这样的关系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什么影响）。
波什·雷茨在慕尼黑和巴黎赫赫有名。他既是学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雷茨从早年起，便对东亚艺术产生了痴迷。他研究了欧洲主要博物馆的有关收藏，用了一年时间深入钻研中国和日本艺术。1914年，卢浮宫向这位亚洲艺术荷兰铁粉示好，请他保管该馆的格朗迪迪埃远东艺术收藏。据说那属于西方收藏的最佳远东艺术品（目前属于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但是，随着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法国当局发现聘用此人并不明智。”波什·雷茨转而跨越大西洋，前去研究美国的主要东方艺术收藏（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持中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抓住机会，邀请波什·雷茨担任该馆远东艺术部的首任创建主任。该部以中国、日本艺术为核心，同时也展示它们的近亲朝鲜和喜马拉雅地区艺术。波什·雷茨当即接受了邀请。如《泰晤士报》报道，1915年9月，雷茨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恰逢摩根收藏的瓷器进入最后的拍卖。那批瓷器是当时该馆吸引人的明星展品。拍卖也使波什·雷茨所在部门“获得了新生”。
上任伊始，波什·雷茨便令人钦佩，他善于规范管理，眼力精准，做事有条理，光明磊落，很快赢得了“荷兰老清洁工”的绰号。有时候，他让那些被冷落的同事感到恼怒。然而他努力了解博物馆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起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曾委托装饰艺术部代管。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1915年，该馆存有大量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包含“1879年以来收集的东西”。那一年，博物馆几位董事和其他捐赠人联手，购买了塞缪尔·艾弗里（该馆董事、雕刻师、鉴赏家和艺术经销商）选择的一组中国陶瓷，数量达1300件。
然而，波什·雷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继承的最有意思的藏品，是福开森在中国时为该馆征集的藏品。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身兼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学者、上海报纸出版人和清王朝顾问等职。他还一度担任了中国铁道总公司参赞的干事，与其清朝官员朋友端方一起，把公职与艺术品收藏混为一体。19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明地（事实如此）任命福开森为该馆终身研究员，请其担任该馆的藏品征集代理，并向他提供了25000美元藏品征集费。一年以后，福开森凭借才干，获得了更多的征集费。
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福开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福开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福开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福开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福开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福开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福开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30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退休之后，“荷兰老清洁工”波什·雷茨返回祖国居住，于1938年去世（被一辆汽车撞倒），享年78岁。精打细算真的很重要，波什·雷茨的继任者普艾伦就缺乏这一点。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便受雇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终身受聘。196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定了强制退休政策，规定专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普艾伦为此提出愤怒抗议，还提起了诉讼，甚至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上诉，请其予以干预。普艾伦的诉讼和上诉毫无结果，却适时为博物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画出了一条终结线。对此，普艾伦似乎将自己视为歌剧中的英雄，遭遇了一群无赖和笨蛋的围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前没有，以后也再未雇用过像普艾伦一样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研究员（他的上司们，则使用了更为温和的委婉语，称其为“古怪”）。
普艾伦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市度过了童年。那时，他便表现出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父亲和祖父从木材买卖中发了大财。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青少年时，普艾伦去参加高中舞会，他身穿黑长袍，戴着面罩、尖顶帽和一头又长又卷的金色假发。”中国文物古董商爱德华·威尔斯，是普艾伦的另一位长期朋友。他对普艾伦在哈佛大学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有过如下描述，“年轻的普艾伦身材瘦削，一头金发相当浓密，走起路来既无精打采，又有些大摇大摆”，一副让人感到“困惑和唐突”的做派。普艾伦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他的朋友，以及那些他相信不会作恶的人”；另一类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可能让他高兴的事情”。
普艾伦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部分归功于哈佛大学保罗·萨克斯的热情推荐。普艾伦曾听过他的博物馆讲座。普艾伦的个人履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哈佛大学曾师从邓曼·罗斯和兰登·华尔纳，后者在第二次率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前往中国时，曾招募普艾伦入伙。此时，也就是1928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当上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研究员，该部同样正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连续授予我3笔奖学金，后面还有更多奖学金等候我。千万别以为我没有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第一年，我确信我只会在中国工作一年。我首先学习中文，拒绝与任何讲外语的中国人接触，只在周末与外国人见面。有一位学者与我同住，但他并不教我，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娱乐的地方。我很随意，可以听他讲话，也可以不听。我的老师们每天白天都来，每周还会来3个晚上：一位老师与我一起吃午饭，另一位一起吃晚饭……午饭后，我们用1小时，去看那些背着东西转悠的小古董贩子。那挺好玩，既了解古董，又学了语言。每周，一位很棒的老学者上门两次，给我阅读古代经典。他人极好，来我这里还有附加条件，即不与任何其他外国人见面。他不喜欢外国人，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他的父亲被外国人砍掉了脑袋。
上述文字暗示，普艾伦也在进行自我辩护。当时，有人不断抱怨，普艾伦作为学者，缺乏深度和认真。由于搞清楚藏品具体年代和属性并非易事，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说一些“有趣、无害的话，可能会与事实有些差距”。比如，他曾对一顶唐代王冠写道：“这顶王冠，应至少属于皇室某位伯祖母。如果不是，那她也该有一顶。”约翰·埃勒顿·拉吉，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和弗利尔美术馆创始馆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作为知情人，对普艾伦对藏品的古怪判断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其中4幅属于极品……除我以外见过它们的人只有普艾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真得祝福他愚蠢的小心眼儿”。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普艾伦总是例行公事，请比斯特菲尔德审核自己的文章和图解，看其准确与否。上述一切，解释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学院档案馆，可以查阅到比斯特菲尔德亲王对普艾伦请求的应答：他依据事实进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页接着一页。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中，比斯特菲尔德对顶头上司的漫不经心发起了挑战，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实际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尽管如此，普艾伦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长以戏剧效果布置展览。比如，1945年，他组织举办了明星展览《紫禁城服饰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国宫廷服饰。该展展品丰富，占据了12个展厅。展览的高潮部分，是复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尔文·汤姆金斯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那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着200年间留下的污渍变得暗淡。普艾伦还把展厅涂成了金铜之间的渐变色，其中随处夹杂一些浓重的绿色条纹，皇子的妻妾，则以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假扮。普艾伦从一家医疗设备机构租用了一具人体骨架，将其涂成金色，让它身着皇子服饰斜靠在沙发上。那具人体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展览开幕前几天，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路过展厅，被那具骨架吓了一跳。他下令把它撤出展览。普艾伦把它放入库房。但是，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晚，他又把它重新放回展厅。事实证明，它成了特别受观众欢迎的一件展品。泰勒馆长接到报告说，观众对人体骨架有批评，也给予了广泛称赞。泰勒馆长不情愿地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但是，不能因此说博物馆从其研究员的自我放纵中真正受益。20世纪30年代，普艾伦开始协商征集巴尔收藏的绘画。1946年，他赢得了博物馆的批准，终于以30万美元天价拿下了一批绘画。他吹捧说，它们属于美国所收藏的顶级中国绘画。巴尔出生于上海，属于早期涉足中国绘画的收藏家。普艾伦兴致勃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年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巴尔收藏的19幅卷轴绘画，每幅都是杰作，其中有8幅无与伦比。”最终征集巴尔那些绘画时，普艾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展厅，称那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空间”。王己千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曾精明地对美国所收藏的每幅重要的中国绘画进行过研究。后来，王己千声称：巴尔总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质量”。霍文馆长在日记中，对巴尔藏品大加贬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巴尔藏品属于一个污点。”总之，有关当时对普艾伦传奇收藏的评价，克利夫兰的李雪曼有过干净利落的概括。他曾给洛克菲勒三世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对他如何处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提出建议，提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他称其是“有些苟延残喘”。
因此，当普艾伦终于离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的许多研究员希望广受尊重的奥斯温·比斯特菲尔德能够接手远东艺术部。那种情形没有出现。知情人士推测，比斯特菲尔德未能如愿的决定性因素，是有人指控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据说，那种历史污点指责，尤其让迪特里希·范·博特墨感到不爽。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资深古代文物研究员，属于德国拥有贵族头衔家族的后代。范·博特墨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德国罗德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到美军太平洋战区做志愿者，赢得了一枚青铜星章和一枚紫星勋章。
普艾伦不情愿地退休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继任首席研究员是周方，他是美国培养的华裔陶瓷专家。周方缺乏普艾伦编织人脉网络的技能，尤其缺少与有影响力董事们的互动。20世纪60年代，虽然纽约的美术馆充满了来自亚洲的私人藏品，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那10年期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该馆在此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即波士顿、华盛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博物馆，则充分利用了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作为美国主要大都市的纽约，则在争夺远东艺术重要战利品方面作茧自缚。
197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迎来建馆百年纪念。上述经历，则很像一场为百年庆典准备的序幕。此时，托马斯·霍文馆长已经掌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在馆长宝座上苦心经营了3年，努力使博物馆从象牙塔休眠状态中惊醒，并获得了博物馆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的坚决支持。霍文的父亲沃尔特·霍文，是美国零售业巨头蒂芙尼公司的老板。从儿时起，小霍文便在纽约巨富及其女眷的呵护下成长。霍文曾在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手下担任过市公园管理局主任一职；因此，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担任了市政府派驻官董事。1966年5月，霍文参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在那次会议上，一位董事对詹姆斯·罗瑞墨馆长提出质疑，称他从一家德国拍卖行接受了一件礼物，并转给了中世纪艺术部，那件东西有可能属于享受免税待遇的礼物。因此，那位董事攻击馆长在道德判断上出了问题。董事会举行了口头投票，对馆长的决定予以支持。罗瑞墨馆长则火冒三丈，当晚，疾病缠身的他死于突发脑溢血。
在道格拉斯·迪隆和托马斯·霍文的两头政治领导下，那种要命的戏剧结果再未在博物馆里出现。实际上，两人的联手使博物馆的场馆面积和发展雄心倍增。1970年，迪隆接替老亚瑟·霍顿（他是康宁玻璃制造公司老板、古波斯彩色手稿收藏家），担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会长。迪隆是投资银行家，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美国驻法国大使和财政部长），收藏印象派艺术，在慈善、社会领域和高官中拥有广受尊敬的影响力。那一切，都让他为博物馆董事会会长一职注入了许多新东西。迪隆十分清楚，亚洲艺术在博物馆战略和财政方面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截至当时，他对亚洲艺术的审美意义，只是表现出不温不火的兴趣。据一位同事记述，迪隆位于曼哈顿上城东区的公寓里，唯一与亚洲有关的装饰，是一些中国设计风格的壁纸。此时，迪隆和霍文联手，确保获得董事会的支持，大胆将博物馆收藏方向转向远东。用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词汇解释，那种转变，基本上属于“百科全书式”。
从广义上讲，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流行着两类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前者一般展示单一文化，“试图向当地人解释那种文化，使其合法化”。在此，我们再次引述盖蒂基金会主任詹姆斯·库诺的观点；他认为，后者是“把关注点指向遥远文化，请观众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探寻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建馆时起，便毫不掩饰其征集百科全书式博物馆藏品的发展方向。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无疑属于该馆的短板。因此，博物馆的董事们给予了迪隆和霍文范围宽广的授权，对亚洲艺术部的发展给予鼓励，并把触角伸向其他未受重视的领域。他们修订了博物馆章程，赋予董事会会长和各主要专业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在迪隆的领导下，一度停止的董事会逐步恢复，两月一次准时举行例会，审批各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迪隆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席执行官。霍文馆长也照方抓药，给自己弄了个新头衔“委员长”，扩大了博物馆各业务部门主任的权力。从此举受益的，不只是该馆的亚洲艺术部。
当代艺术曾被认为“原始”，此时，也破天荒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获得了一席之地。包括前面所述的摄影、电影、时装以及后现代艺术。在迪隆和霍文掌权的10年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增建了5个新附属建筑：“雷曼亭”、丹铎神庙或赛克勒厅、迈克尔·洛克菲勒厅、美国200年纪念厅以及西欧艺术厅。所增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费用超过7500万美元。迪隆和霍文采取的策略，是避开任何拥有否决权的市政机构，以免它们对博物馆扩建项目进行总体评审。他们以蚕食的方式实施扩张，经常口是心非，信誓旦旦地承诺下不为例，博物馆不会再实施扩建项目。博物馆的董事会，也从未召集全体会议讨论，或对博物馆总体扩建计划进行表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除了完成令人惊叹或引起争议的藏品征集（比如，委拉斯开兹的《胡安像》，以及后来被返还的欧弗洛尼奥斯彩陶瓶，都以创纪录的价格征集入藏）等，实际上，该馆还承担了艺术外事办公室的职能。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开创了举办租借展览的传统，霍文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开展其他工作，一方面与法国、俄国、意大利、墨西哥、爱尔兰、日本、以色列、埃及、西班牙、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和东德等国协商举办借展。其中一些展览属于“重磅展览”。在霍文时期，那个词汇四处蔓延，许多重磅展览还到美国各地巡展。
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霍文、迪隆两驾马车，也不失时机地探寻出乎意料的改变。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刚从重新开放的中国飞回，霍文就和一些博物馆馆长一道，首先提议美国举办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展览，内容涉及那里令人惊奇的考古新发现（在争夺展览举办地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输给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但是，后来与华盛顿争夺来自埃及的丹铎神庙时，纽约在霍文的盟友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支持下，最终赢得了胜利，报了一箭之仇）。
然而，如何将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融入到馆藏体系中？从一开始，迪隆和霍文就决定对“垂死挣扎”的远东艺术部进行升级。197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过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董事，都认为该馆藏品中的最弱部分是中国艺术。为改变那种状况，迪隆、霍文和董事们，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了完全共识：要使远东艺术展厅焕发活力，需要不差钱，需要有大把大把的金钱。然而，如何以及用什么东西填充不断扩大的展厅？迪隆成功实施了一个大胆推进策略：购买整批收藏，而不是零敲碎打地买入。对有进取心、名副其实的研究员放权。迪隆及时设立了迪隆基金，资助中国艺术品征集，创建了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书法展厅。1981年，展厅对外开放。在30年时间里，远东艺术部全面扩张，从单一展示亚洲艺术的展厅，演变成由大约60个展厅组成的群体。其中展示了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和东南亚的藏品。中国绘画展厅的面积大幅增加。据《美成在久》杂志估算，到了20世纪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了“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区”。霍文馆长的继任者是菲利普·德·蒙德伯乐，他出身于巴黎银行家之家，做事有板有眼，处事泰然。蒙德伯乐曾写道：所有的改变，都来源于迪隆的“激情和热情”，以及“对中国绘画精品的不懈追求”。
但是，谁能执行那些雄心勃勃的策略？确保亚洲艺术部脱胎换骨后连续保持动能的，是该部门3位承前启后、动力十足的掌门人：首先出场的是上海出生的方闻，他是一位彬彬有礼、志向远大的学者。方闻不失时机地脚踏两只船，一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一边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首席顾问，主持亚洲艺术部扩张长达30年。
之后出场的是香港出生的屈志仁。他与方闻一样，开始是顾问，后来被任命为“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2000年，屈志仁担任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2011年，他被新泽西出生、犹他州长大的何慕文取代。大家都叫何慕文“麦克”。1971年，何慕文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便进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担任助理研究员。毕业前几年，他偶然去堪萨斯城看望一位朋友的姑妈，碰巧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看到了中国珍藏。何慕文被那些中国藏品迷住，开始跟随耶鲁大学的班宗华学习中国艺术，并在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鼓励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受了属于毕生圣职的工作。其间，他还脱产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方闻指导下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我们写作本书时，何慕文仍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担任美国最全面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全权管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戏剧性扩张是怎样开始的？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霍文馆长吃惊地发现，普林斯顿大学前校友方闻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正与首席助理西西莉亚·梅斯考尔调侃。她说：“方闻一定要见您。”霍文在回忆录中回忆道：那时候正值“藏品征集和展览，已成为我的美食佳肴，我对真正难得的东西或整套藏品如饥似渴”。霍文访客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有一些东西，它们或能成为博物馆征集历史上的最伟大藏品。”霍文对两人的会面有如下描述：
故事从方闻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主要意思是，我们要迅速出手，要赶在其他竞争对手之前，拿下那批私人手中最好的早期中国绘画。方闻一直耐心追逐着王己千收藏的那批宋元绘画，并与他达成了购买其中25幅画的协议，价格仅为250万美元。方闻解释说，此次征集，将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绘画收藏方面后来居上，达到波士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收藏水平。一夜之间，我们会与那些地方的博物馆平起平坐，至少在重要的早期中国绘画方面如此。方闻告诉我，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克利夫兰的李雪曼已经追求王己千多年，我们出乎意料地半路杀入，会使他们溃不成军。
王己千的收藏，正是迪隆和霍文渴望整批征集的藏品。197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适当的炫耀方式，宣布自己征购了王己千的珍藏。之后，该馆又搞了十来次征集活动，直到1983年达到了高潮。那一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拿下了老约翰·克劳福德收藏的中国卷轴画和书法作品。那批藏品被描述为西方构建的最佳此类收藏。
显然，受方闻征购王己千25幅绘画所驱动，1998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从那位收藏家手里，买入了12幅画作。其中一幅主要作品是《溪岸图》，那幅画作一直争议不断。王己千上次出售藏品时，曾把它扣留不卖，宣称它是稀世珍品。
收藏家王己千本人令人敬畏，他究竟是哪路神仙？人们认为，王己千是“中国最后一位文人”。1907年，他出生于中国东部的苏州。那座城市拥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其丰富艺术遗产的历史同样悠久。14岁时，王己千学画风景；之后，开始学习法律和中国古典文学，再后来，他开始认认真真搞收藏。用霍文的话讲，王己千搞出了最聪明的鉴定工作方法。“他对所有见到的官印或印章进行研究，它们通常盖在中国绘画之上，以表明其所有者。即便那些不愿向其展示自己所藏绘画的收藏家，也都很想了解更早时期印章的情况。王己千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对民间和宫廷收藏画作上面的印章进行记录。因此，王己千得以详查现存的数千幅顶级中国绘画。”
1949年，王己千从中国香港移居美国。他继续自己的研究，最终汇编了包括大约9000枚印章的图录。即便如此，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仍一反常态地小心翼翼。他们邀请了3位馆外资深专家，对王己千估价达250万美元的画作进行鉴定，其中包括7幅挂轴、10幅卷轴、7幅册页和1幅带插图诗册。博物馆的宣传人员谨慎地强调，王己千的绘画藏品，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它们均来自香港，那里没有出口限制。博物馆邀请的专家裁判是拉里·史克曼、李雪曼和耶鲁大学的班宗华。他们如约而至，对许多藏品进行查验、分类、估价和真伪辨析。媒体继而喋喋不休，对他们的打分方法以及对某些藏品的具体估价说三道四。《纽约时报》记者卡特·霍斯利是那笔买卖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报道中，对王己千的藏品批评指责。编辑们担心惹是生非，对霍斯利的文章进行了软化修改，为此，霍斯利愤然辞职。然而，即便是霍斯利，也认同王己千藏品的短板不在真伪，而在于它们的作者是谁。
所有那一切，只算随后征集王己千藏品《溪岸图》暴风雨的前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溪岸图》遭遇的情况十分罕见。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引发了如此众多的争议（长达40年，并且争议仍在继续），成为中国艺术学术研究这个“雷区”的见证。在门外汉看来，正是那种滑溜溜的真伪鉴定问题，使普艾伦深感困惑，莫衷一是；也使人们对他采取的“我不在乎”的鉴定态度报以同情。《溪岸图》的鉴定，成了专家鉴定意见激烈碰撞的著名案例。
有关《溪岸图》的真伪，有3种不同假设。其一，那幅卷轴画是现代赝品，很有可能出自著名古董商、画家和造假高手张大千之手（高居翰的观点）。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它属于公元10世纪挂轴绢画，是五代时期中国画家董源的杰作，可与达·芬奇相提并论（方闻和王己千的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溪岸图》确实是一幅重要杰作，但是，它“缺乏流传记录，原作者不明，年代只能大致确定”（耶鲁大学班宗华的观点）。
面对如此挑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两次圆桌会，对《溪岸图》的价值进行全面研讨。1999年，第二次研讨会后，有人向与会者提问，对那幅画作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没有一个人举手回应。班宗华属于最后一锤定音者。他的评论言辞犀利，认为“当今博物馆意识到，把馆藏品展示给公众时，有必要强调藏品的价值及其历史重要性；而那些价值和重要性，又被荒唐地夸大”，这才是产生争议的真正原因。班宗华反对大张旗鼓地征集王己千藏品，称“写长文章称赞《溪岸图》的艺术史学者仅有几位，本人属于其中之一。但是，以如此张扬方式公布征集事宜，使本人感到浑身不自在，不得不因怀疑变得踌躇不前”。他总结道：不，与《纽约时报》兴高采烈的报道不同，《溪岸图》不是“中国艺术中的《蒙娜丽莎》，但它是世界艺术珍宝之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如何在1000多年前发明了风景画艺术”。然而，与整个争议一模一样，他在《美成在久》杂志发表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来信，充满了反驳和唇枪舌剑（至今仍未偃旗息鼓）。
专家对《溪岸图》的价值评估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在方闻时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了登峰造极的藏品征集，获得了人们异口同声的欢迎。1981年，性情古怪的富豪老约翰·克劳福德，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赠送或出售了60幅中国艺术品，其中特别包括了书法作品。那批藏品的估价约在1800万美元。学者们将克劳福德的藏品与查尔斯·朗·弗利尔构建的收藏相提并论。后者是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的核心。尤其是克劳福德收藏中的一幅绘画，会使其他任何博物馆黯然失色。那幅画作名为《竹禽图》。它长仅45.7厘米，宽27.9厘米。描绘了翠竹枝头一对灰白相间、眼睛炯炯有神的麻雀。作为手卷画，它的画面构图精准饱满，附带着许多印章和题跋。题跋由画家、书法家赵孟题写，称赞作者的描绘细致入微，登峰造极：“动植之物，无不曲画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质宜为世宝，然蕞尔小禽，蒙圣人所录，何抑幸耶！”
那么，那位圣人画家究竟是谁呢？实际上，他就是北宋末期的宋徽宗皇帝，于1100年至1025年在位。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徽宗皇帝的都城是开封，他在那里当了二十六年皇帝，其间创办了学校、医院、道观和艺术学院。但是，由于灾难以及徽宗皇帝过高的抱负和失误，当来自东北、骁勇善战的女真人在他的领土肆虐时，大宋王朝日渐衰弱。开封陷落时，画家皇帝徽宗落荒而逃，被女真人抓获拘押，直到8年后去世。中国的其他皇帝，也在绘画方面赢得了声誉。然而，徽宗被公认为其中最有成就的皇帝。对此人们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方闻和何慕文概括道：徽宗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极有天赋的画家和书法家。在促进中国学院派绘画发展方面，他超过了其他任何统治者”。至于徽宗皇帝的画作《竹禽图》，它“超越了对自然外表的忠实复制。通过表现物体生长、变化和潜在运动，洞察、传达了深奥自然宇宙的运行方法。相比较而言，奥杜邦印刷画或自然照片，似乎只是一幅冰冻图像”。徽宗皇帝抓住了光滑羽毛雄雀和矜持雌雀之间的动感，“甚至是雀儿眼中的小亮点，都是为了使画面显得活灵活现”。
从任何方面讲，老约翰·克劳福德堪称那位宋代皇帝的当代翻版。老克劳福德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富甲一方的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从就读布朗大学时起，克劳福德就对书本更感兴趣，而不是公司的盈亏账本。作为古版本（欧洲早期印刷书籍）、手稿和精美装帧的收藏家，克劳福德活跃于纽约的格罗里埃式装订学会，那里是藏书家们的瓦尔哈拉殿堂。后来，他发现了中国书法。“印刷术的精妙细腻，”他对《纽约客》杂志说，“为我欣赏一种白纸黑字的艺术形式铺平了道路。”在此期间，克劳福德求得了古董商濑尾梅雄的专业指导。后者曾为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工作，拥有辨别真伪的可靠眼力，已被人们不公平地遗忘了。克劳福德十分需要那种眼力，因为，他的绝大多数卷轴画藏品都来自收藏家张大千；那是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造假高手。
1962年，摩根图书馆与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合作，开创性地举办了《克劳福德藏书法与绘画展》。中国书法如同天书，那是该艺术形式首次在美国亮相展出。徽宗皇帝的《竹禽图》也参加了那次巡展，公众首次得以一睹其真容。此时，那幅作品的出处仅仅标注为：“日本京都森谷收藏。”此后，直到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拿下克劳福德收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一直对克劳福德大献殷勤。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武丽生对我们所说，该馆的热烈追求，也曾出现过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
年轻的武丽生是拉里·史克曼的门徒，他听说克劳福德曾遭遇欺诈。有人告诉他，称他在佛罗里达继承了一座酒店，但为了避免诉讼，克劳福德需要行贿打点。由于缺少资金，他只得拿出一幅顶级绘画《后赤壁赋》，向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报价。为紧急筹款，拉里·史克曼说服了一位尊敬的女施主，请其奉献了100万美元专款（60万美元用于征集克劳福德那幅绘画）。她按时乘坐一辆老式卡迪拉克轿车现身，向史克曼递交了所需支票。武丽生飞往纽约，与收藏家克劳福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携带用特制盒子保存的绘画，返回到堪萨斯城。武丽生对我们说：它是“克劳福德收藏的最重要的北宋绘画”。
在武丽生向我们慷慨追忆的往事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迪隆和霍文团队，则在追求克劳福德其余收藏方面“干得漂亮”。武丽生说，据克劳福德透露，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徽宗的画作。虽然该馆将其描述为捐赠，他本人仍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附属收益（只有一幅绘画属于捐赠，不过最后一幅的出价非常慷慨）。然而，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展厅的扩张，一些报道似乎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视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展厅后，克劳福德说：“你们终于有大展厅了，可以容下我的收藏了。”在那些展厅里，观众能够开始理解，在中国古典艺术中，书法为何如此重要。随着克劳福德健康的每况愈下，博物馆唆使其研究员每日前往嘘寒问暖，最终拿下了克劳福德收藏。
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完成了另一项开创性工作。蒙德伯乐馆长称其为亚洲艺术重新布展的“皇冠明珠”。该馆将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装饰艺术展厅重新改造，使那里的1000多件馆藏精选玉器（希伯·毕晓普收藏）最终得到了妥善展示。中国漆器曾是一个未受关注的领域。随着征集欧文收藏的东亚、南亚藏品，其中包括实用器和奢侈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填补了中国漆器空白。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承担了展厅改造和许多展品征集的费用。他们属于敢作敢为的赞助人。他们的财富来自欧文早期在全球冷冻食品公司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该公司的畅销产品包括冻鱼排和炸薯条。
2000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人员交替，接管刚获新生的亚洲艺术部。6月底，方闻作为“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退休，老练的“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屈志仁成为该部门的掌门人。这次交替表明，该部门只会改变工作重点，不会变更工作路线。方闻领导亚洲艺术部时，征集藏品和增加展厅面积，成为亚洲艺术部的头等大事。到了屈志仁时期，它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公共教育和启迪。屈志仁曾组织策划过一些特别展览，包括1991年的“东亚漆器展”、反映古代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之路的“丝绸为金的时代”等。很快，屈志仁为自己增添了崭新光环。2005年，他组织举办了“走向盛唐展”，2010年，举办了“忽必烈的世界——中国元代艺术展”。屈志仁之所以能够办成那些展览，可能得益于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诱使收藏家们与他合作，（更关键的是）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官员以及博物馆复杂官僚机构的合作。
与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会面，有助于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协调人。屈志仁身材纤弱，衣冠楚楚，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融东方君子、西方绅士礼仪于一身。屈志仁出生于中国香港，接受过一位中国老派学者的家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镀金，包括汤顿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在香港不同博物馆做研究员时，屈志仁还在哈佛燕京研究奖学金资助下，游遍了东南亚，研究那里的陶瓷贸易。1982年，他到波士顿定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所有那些细节，有助于解释屈志仁为何精通多种语言，熟悉英、中、美三国学术、博物馆和慈善界的情况。1985年，屈志仁开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25年。早先的个人经历，为其在该馆任职打下了良好基础。
屈志仁所举办展览、或协助征集的藏品中，令其特别自豪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7年征集的一块丝毯残片，名为“花中龙”。它色彩鲜丽，图案源于蒙元时期统治下贯穿中国的中东亚地区。画面中的两条长舌、长尾猛龙，张开龙爪舞蹈。画面四周则是平和的花坛，鲜花盛开。那块丝毯来自纺织品和金银财宝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那时，“元代皇帝和皇室成员，把皇家刺绣、编织厂制作的最精致产品，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地方的统治者、特使和卓越人物”。如屈志仁指出，当时，丝绸重量是以黄金计价的。那些纺织品成了中国送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外交、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2010年，屈志仁举办了一个重要展览“忽必烈的世界”，对一个相关的主题同样有所启发。在屈志仁看来，认识中国艺术有两种观点：其一，“可把中国艺术视为自成一格，它的历史遵循一条单一、延绵不断的线路发展，并不时自我复兴，重返古代模式”；或者，也可把中国艺术视为持续不断的兼容并蓄，将跨边界文化影响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上述展览的图录十分精美。其前言和致辞毫无保留地强调了屈志仁的观点。他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数百个人和机构表示了谢意，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文物修复专家和基金会。显然，要成功举办展览，使其成为屈志仁的商标，需要有人把他的策略、理解力和专业权威化为现实。《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荷兰·考特写过的一篇文章很有洞察力，谈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掌门人的变动，也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出境文物展览的规定是，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文物局协商所有借展事宜。过去，该局可要求省级博物馆提供所要的一切藏品，无须分配借展方支付的展览费。有时，甚至不把所借藏品送还出借单位。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省级博物馆已成为强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管理机构。展览协商中有许多谈判艺术：有的出借展品赖以为生，有的强硬讨价还价索要展费，有的要求诸如出国押送展品等额外福利。
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
在美国博物馆界，谈到破解中国艺术的谜团和悖论，几乎没有人比何慕文更有资格。2014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展开幕。展览展现了何慕文的自身长处。其部分展品，来自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及其妻子山崎明子的收藏。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展“时髦、通俗易懂”，它采用各种手段，向一窍不通的观众提供了解中国书法的线索。例如，通过诗歌教授学生写汉字；用明信片大小的导览器，帮助观众理解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区别。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是一幅明代手卷，名为“十三家行书屋舟篇”，由明代13位著名书法家联手创作，各自在上面呈现自己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展览首先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倪明昆策划。之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史耀华，将其接至纽约巡展。
简言之，博物馆征集藏品和互相竞争的辉煌岁月，已让步于阐释藏品和博物馆相互合作的新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世界。1981年，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展厅开放时，方闻和何慕文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描述。他们试图解释“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即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密切关系。中国书画常用工具是毛笔，由山羊、马、兔子、黄鼠狼或老鼠胡须等动物毛发制成，以其“软硬程度排列升序”。毛笔使用起来极其流畅，可呈现浓墨光亮或半透明灰色的丰富书法效果。
例如，用毛笔“模仿自然韵律”书写表意文字的技巧，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不逊于绘画的更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闻和何慕文进一步写道：
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不仅是华丽和令人喜悦的动感，反映艺术家欣然运用手指、手腕和上肢的平衡力，它还直接源于书写者的腹部和头脑。因此，中国人把书法称作“脑力打印”。每个笔画线条，或浓或淡，弯曲转折，停顿时往后收笔等，都包含着高度紧张的内在运动。艺术家的书法笔法，可以将个人的独特风格进行无限的表达。
然而，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西方博物馆以及西方文物保护专家，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如亚历山大·斯蒂尔在《历史的未来》（2000年出版）一书中叙述，一队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抵达西安，向中国同行提供建议和协助。意大利人对双方互不理解的鸿沟之大感到震惊。中国人会问，为何不能对出土文物状况进行改善或复制？与旅游商店的庸俗纪念品相比，制作真正精良的古代文物复制品错在哪里？
意大利人的领队是米歇尔·科达罗。她是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得知，送往国外展览的著名兵马俑，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所说的复制品，意指高质量的复制，与廉价的仿制品有很大区别。在修复西安古建筑或是龙门石窟佛造像时，仍可看到那种整形态度的延伸影响。如斯蒂尔所总结，中国的土地下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可能意味着我们今日之所见，会与我们明日所见大不相同。中国考古仍然处于幼年期，与19世纪中期埃及考古所处的阶段相当，未来还将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要想为今日中国画像，如同为飞驰的子弹头火车拍照。无论人们如何描述，5年或10年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学习过程，应该成为一条双向道路。美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有可能成为那条双向道上一位有用的交通警察。
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
对经营中国艺术的主要古董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灾难时期。卢芹斋在上海的存货被中国人没收。1944年，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及其在芝加哥、波士顿、海豹港、纽约的分店）在美国的存货，被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没收、拍卖。在协助拉里·史克曼为堪萨斯城博物馆征集藏品方面，功不可没的北京著名古董商奥托·伯查德遭受了三重不幸：1933年，他不得不逃离德国；1935年，曾经属于他画廊中的东西，在为时两天的销售会上被拍卖；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的存货，又被美国政府当作敌国财产没收。但是，所有上述故事，都没有以下这13件中国文物经历的故事更令人称奇。1941年，13件文物中的一部分从卢芹斋手中征购；1942年，被出借给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曾被德裔瑞士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收藏。
德·海特在职业上是银行家，在本性上属于收藏家。无须添枝加叶，便可成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物。德·海特是一位艳丽的流浪者、有名的同性恋、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潜伏高手，离过婚，没有后代。他把自己的艺术收藏留给了两家博物馆。他的亚洲艺术收藏，成了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最重要藏品。他的欧洲艺术藏品，包括一些现代大师的作品，遗留给了德国伍帕塔尔市的一家博物馆（与其父亲奥古斯特一样）。1961年，那家博物馆更名为冯·德·海特博物馆。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8件中国藏品。
1882年，爱德华·冯·德·海特出生于德国的埃伯菲尔德市（目前已并入伍帕塔尔市），那里曾是纺织工业中心。他是银行家的次子，那个银行家族古老、强大，不久前，还被授予了爵位。曾祖父奥古斯特担任过普鲁士王国的贸易部长，后来又成了俾斯麦内阁的财政部长，负责修建了普鲁士王国的东部铁路。冯·德·海特家族，早已属于财富不断扩张的鲁尔工业圈的中坚。不仅如此，1863年，家族还荣获了世袭贵族头衔，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意味着，家族的两个儿子奥古斯特和爱德华，拥有了与普鲁士宫廷成员建立重要联系的渠道，并得以进入柏林闲人免进的沙龙（德·海特出生前，曾祖父在柏林买下了家族的豪宅。奥古斯特去世后，上天注定，那里变成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埃伯菲尔德市，德·海特的父母主持招待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还收藏先锋派艺术作品，包括莫德松·贝克、诺尔迪、科科施卡、马蒂斯，以及博物馆界的首幅毕加索作品。他们的儿子德·海特，则把那些藏品留给了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该馆至今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1900年，接受完古典中学的教育后，爱德华在波恩游手好闲了一年。之后，他加入了杜塞尔多夫轻骑兵。两年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骑兵团——更加贵族化的波茨坦枪骑兵（这些骑兵预备队，成了“富二代”获得普鲁士贵族军官光环的地方）。爱德华前往日内瓦上大学。1905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他没有步哥哥后尘进入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在一家纽约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当了一年见习生。那家公司负责照料洛特希尔德家族在美国的利益。但是，爱德华与纽约和纽波特市轻佻、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不合拍，又返回了家乡。1909年，他前往伦敦，在27岁时创建了家族银行的一个分行——爱德华·冯·德·海特公司，其资金源于他继承的遗产以及骑兵团的一位朋友。
爱德华对伦敦的博物馆和艺术商店十分着迷。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他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常身着燕尾服，光临伦敦贵族住宅区的高端聚会和夜总会。1914年夏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正好在波茨坦，并作为轻骑兵（枪骑兵）预备队中尉在西线服役，参加了马恩河之战。为此，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男爵”，影射他不到1.7米的矮个子）。1915年，他负伤退伍，担任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领事。他在德国军队服役，逃脱了在伦敦遭拘禁甚至可能被放逐的厄运。但是1917年，他的银行财产被当作敌国财产被没收。他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他的艺术品。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柏林处于革命动荡之时，爱德华迎娶了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维拉·冯·施瓦巴赫。他的老丈人保罗·冯·施瓦巴赫，是一位已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是强大的布雷希洛德银行的共同所有人。那家银行曾资助过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王国扩张。因此，德·海特未来的金融事业再次得到了保障。1920年，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德·海特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冯·德·海特-克斯腾银行。但是他的婚姻属于包办，18岁的新娘毫无经验，而他这位新郎的年龄两倍于她，还只对男人感兴趣。在波茨坦骑兵团时，德·海特与德国外交家赫伯特·冯·德克森成了朋友。爱德华曾向德克森坦承，自己“不适合结婚”。1927年，他与妻子维拉离婚，尽管两人之间还保留着朋友关系（在英国，德·海特男爵成了一名杰出的荣格心理分析家。在瑞士，他是最后几位与荣格本人一起工作过的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爱德华曾回忆道，1908年，他最早接触到佛教艺术。那是一次神秘的邂逅：“秋风吹过阿姆斯特丹的黑暗街道，瓢泼大雨重重敲击着运河上面的老荷兰船。一切都在摇动，连房屋也无法静止。一道光线穿越一个小窗户……一尊巨大、安详的大理石佛头出现在眼前，它在狂风暴雨中稳如泰山。我在它面前守候，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想起德国的叔本华、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经典。”刹那间，他被勾走了灵魂。
爱德华开始收藏时，显得保守。他在伦敦征购17世纪荷兰绘画。190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下了首尊中国雕像。之后，开始经常去卢芹斋的古董店逛荡，包括保罗·马伦在巴黎的亚洲艺术画廊。他的口头禅是：“从一流古董商手里买最好东西。因为，一旦出现疑问，或者你不喜欢，他们会立刻接受退货。”在70岁生日时，他追忆早期收藏中国艺术的冒险：“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向艺术史学家提问，他们所给答案各不相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那些汉、隋、唐、宋等朝代名字像旋涡一样旋转。对我来说，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我可不想上历史课。我只对艺术本身入迷。我不在乎是何人何时制作了它们。”随着藏品的增长，他需要更大的住处。他们夫妇在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区购买了一栋豪宅，还把自己的银行搬到了里面。1922年，他一举买下了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彼得鲁奇的收藏，其中包括400余件藏品。为此，他们在房屋一层设立了一个私人东亚艺术画廊，取名为“艺苑”。爱德华·冯·德·海特如此描述“艺苑”，认为它“不是博物馆，不是音乐厅，不是寺庙，而是三者的结合。同时还是住宅和研究室”。
同年，爱德华与哥哥得到了父亲的欧洲艺术收藏，以后还将其捐赠给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尽管如此，德·海特之所以与同时代人不同，还在于他对非欧洲艺术的爱好。有人曾问他，为何收藏亚洲艺术？他回答说，因为它们当时“便宜得不可思议”，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尤其如此。爱德华在荷兰的银行生意，使他得以在奥地利、德国之类的国家征购艺术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他征购藏品，使用的是有黄金支持的荷兰盾，一直发行至1923年。德·海特采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投资策略，他诱劝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购买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古董商。德·海特不讨厌整批购买，比如，他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一批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种欧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艺术形式，1934年至1935年期间，卢芹斋曾在自己的维也纳分店展示过那批东西。
在德·海特的经营运作中，藏品图录显得极为重要。1924年，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编辑出版了德·海特的第一本图录《艺苑藏东亚、南亚雕塑集萃》。据维斯讲，虽然德·海特结识了一些艺术史学家，但“他从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建议。他更愿意大胆跟随自己的心血来潮。他具有绝对可靠的天生直觉、审美辨别力和品质感，可以有把握地信任自己的判断。在侦查寻找猎取不同寻常、甚至是冷门艺术珍品的过程中，德·海特经常证明自己几乎具备了千里眼，具有先见之明”。
在艺术收藏方面，德·海特高瞻远瞩。但是作为银行家，他却常常举步维艰。德·海特与老丈人散伙后，曾一度离开银行界。后来我们的“不倒翁”又回过神来。1924年，他又在荷兰温泉疗养胜地赞德福特，创办了另外一家私人银行。赞德福特的那家银行占用了一群建筑，包括一栋令人惊叹的别墅，拥有30个房间，由4栋较小房屋联排而成，其中有巨大全景玻璃窗，可俯瞰外面的海洋和海滩。此时，德·海特的私人客户中，包括埃德蒙·施廷内斯，他数量可观的财产来自他的父亲、企业家雨果·施廷内斯。德·海特协助他打理那些钱财。流亡中的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是赞德福特的常客。那也使德·海特男爵身陷流言蜚语之中，认为他是“独裁皇帝的银行经理”。别墅的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包括博物馆和快餐厅。人们跟随一块不起眼的导引标志牌抵达那里：博物馆快餐厅。德·海特相信，应该让公众接触艺术。在博物馆快餐厅，客人可以“在日本魔像下饮用啤酒”，或在“南海神像前享用面包和黄油”。此时，德·海特用“艺术万象”一词，即包含所有文化的艺术，来描述自己无所不包的艺术收藏。德·海特喜欢购买房屋、艺术品和社会声誉，一直乐此不疲。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从德·海特男爵的客人签到簿可以看出他喜欢开招待会，喜欢释放作为男主人的热情。很快，他成了一名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考察队和学术研究。那时，他在瑞士提契诺发现了阿斯科纳村，那里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这个艺术家聚集的村子曾经经历过一场改革（1904至1926年），成为“生活改革”运动的最前线。那场运动孕育了一个新时代，支持健康生活、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素食主义和裸体主义。在那次改头换面的改革中，阿斯科纳村吸引了艺术家（玛丽·维格曼、伊萨多拉·邓肯、保罗·克利、埃里克·米萨姆、赫尔曼·黑塞），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教育家（鲁道夫·斯泰纳），学者（马克斯·韦伯）、一位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以及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等神智学界的一些名人。
玛丽安·冯·沃夫金女爵是俄裔瑞士人、印象派画家。1923年，她介绍德·海特来到阿斯科纳村。那里的美景以及位于真理山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德·海特男爵乐不思蜀。1928年，不知疲倦的艺术保护者德·海特，在阿斯科纳村建造了一栋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公馆，由德国建筑师埃米莉·法伦坎普设计。那里的日子安逸宁静，客人们喝着香槟吃早餐、晒太阳、打网球，在德·海特专门为阿斯科纳建造的公馆中修习佛禅。一群不固定的国际朋友也在那里栖息，包括犹太难民、狂热的纳粹分子、保守党人和社会党人。
最后，德·海特男爵选择了阿斯科纳村作为主要居住地，与棕榈树、山茶花、含羞草、木兰花，以及马焦雷湖的壮丽美景朝夕相伴。他在公馆不远处的“忘我屋”中，摆弄自己的中国、非洲和印度艺术藏品。德·海特经常手撑一把巨大的红色遮阳伞，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在枝繁叶茂的林中闲逛。或者由专职司机驾驶蓝色普利茅斯轿车，载着他去看望朋友。在德·海特的好友和客户中，有埃德蒙·施廷内斯，蒂森兄弟弗里茨和海因里希男爵，他们兄弟是德国鲁尔区另一位大企业家的继承人，在阿斯特纳和卢加诺附近拥有各自的别墅。
德·海特极其精明，使友谊和生意利益水乳交融。1925年，他从施廷内斯手里买下了北斗星银行股份公司，将其改换门庭变成了冯·德·海特柏林银行股份公司。但是，他的银行与那些已资助施廷内斯集团公司的银行发生了冲突，使他的投机资本竹篮打水一场空。1927年，蒂森兄弟解救他于水火，接手了他的银行，并于1930年将其更名为奥古斯特·蒂森银行。德·海特仍然担任该行的董事会成员。但是，他在不成功的银行生意上花费的时间更少了，把更多时间用于收藏艺术品和社会名誉。
20世纪30年代，阿斯科纳村以及德·海特1929年对外开放的公馆，吸引了欧洲各地各种各样的社会名流，包括德国独裁皇帝的四子、王位竞争者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性学研究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哲学家马丁·布伯，演员埃米尔·詹宁斯，画家保罗·克利、艾尔·利希茨基、汉斯·阿普，艺术经销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以色列建国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约瑟夫·沃思，德国国家银行经理亚尔马尔·沙赫特，小说家托马斯·曼恩、赫尔曼·黑塞、埃里克·玛利亚·雷马科，音乐家布洛尼斯拉夫·休伯曼和埃德温·费希尔，以及五花八门的“俄国贵族、巴黎妓女和伦敦勋爵”。
有关德·海特男爵的个性，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有过如下暗示：
他的一件乐事，是把社会、政治或文化观念最相左的三教九流聚拢一起。那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奇怪混合：享有声望的贵族与激进分子，古怪放浪者与一本正经的保守派，革命理想主义者与狡猾的大企业老板……德·海特有着自己的借口，他要在人心鸿沟间搭建一座桥梁。我感到，在德·海特看来，此举更像是一场人类马戏表演，是一场使人忍俊不禁的私人娱乐。他的悲剧在于，他不具备与人建立友谊的天赋，他缺乏爱的能力，担心自己陷入情感之中。他始终是一位深度孤独者、一位旁观者，从未一心一意参与其中。
1933年，纳粹解雇了维斯，谴责他是“堕落艺术的皮条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斯在阿斯科纳村度过了两年。德·海特给维斯安排了一项工作，让他为自己广泛散布于欧洲博物馆的藏品编目，确定其来源，派遣他去相关欧洲博物馆出差（维斯在出差报告中，称在一些地方，发现了“数百件德·海特根本没有记录或忘得一干二净的藏品”）。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许多收藏家被迫移民，尤其是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能够随身带走的财产十分有限。1935年5月，前奥托·伯查德画廊中的藏品在柏林拍卖，包括1500件中国、日本和印度艺术品。据一位参与者描述：“唐代陶瓷和绘画的价格特别低，中国高古青铜器的价格最高。”德·海特拍下了5件东西：一尊武官半身像、一尊木观音立像、两件器物以及一件男性跪立雕像。目前，前4件拍品藏于德国的里特贝格博物馆，跪立雕像则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拍卖没有设定最低拍卖价格，没有估价，所有艺术品都找到了买家。戈林元帅听说了拍卖后，阻止了更多的拍卖活动，担心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外国买家购买。
艺术藏品可以互换。德·海特使用的征集经费，属于外汇兑换规定严禁出境的货币。因此，他拥有了低价买入艺术品的优势。虽然德·海特所购藏品必须存放在德国，但他可以把它们租借给一些博物馆。博物馆渴望那些藏品，馆长们又是他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海特早期收藏的艺术品被英国人没收。因此，为避免在另一场战争中重蹈覆辙，研究人员估计，截至1938年，德·海特有超过2560件藏品分散在69座博物馆，涉及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实际上，那些博物馆为其藏品举办展览、出版图录，使藏品价值有增无减，对出借者没有任何损失。尽管如此，每座博物馆，还必须负责那些藏品的保管、修复和存放。据说，德·海特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花费巨大。1937年，他从荷兰赞德福特移居瑞士的阿斯科纳，获得了瑞士公民身份。他属于没有后代的收藏家，让有的机构虎视眈眈，希望瑞士博物馆能成为他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海特担心墨索里尼会入侵阿斯科纳，因为它位于紧靠意大利边境的危险之地。1940年4月，他给仍在赞德福特的秘书写道：“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分散所有藏品。因为，目前没有真正的安全之地。”
战前，德·海特曾在瑞士试图统计自己的藏品，然而没有如愿以偿。他把许多重要藏品，出借给了柏林的民族志博物馆。此时，普鲁士国家博物馆的总馆长奥托·坎梅尔及其助手赖德迈斯特博士，拒绝归还德·海特出借的内容广泛的藏品，包括他1935年在伯查德拍卖会上购买的重要藏品，如大型中国石雕像、一尊15世纪的木观音雕像等。坎梅尔馆长曾是臭名昭著的《坎梅尔报告》的编写者，那是一份罗列外国所藏艺术品的“愿望清单”，希望纳粹按计划将其“返还”德国的博物馆。德·海特猜想，该馆不再认为自己是那批藏品的保管者，而是它们的拥有者。不管怎样，德·海特设法将自己的大件藏品，运抵俞克马克的一栋森林房屋。那栋房子是他的贵族朋友利纳尔亲王的财产，位于柏林以北80公里处的格尔斯托夫地区。对于那些小件藏品，包括他珍爱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他将其寄托给蒂森银行。不久前，那家银行刚整修出了一个特别建造的地下室房间，用于存放绘画和其他艺术品。
德·海特的政治观点属于帝王专制和保守派。1926年，他成为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的成员。他还加入了1924年成立的“绅士俱乐部”，那是柏林的顶级精英协会，汇集了贵族、银行家、部长和企业家。自1927年以来，德·海特开始在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中间左右逢源，在希特勒好友维多利亚·冯·德克森的时髦沙龙，与德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之流相见甚欢。维多利亚的父亲是大地主，丈夫是新近获封爵位的艺术收藏家、外交家威利鲍尔德·冯·德克森，她也是德·海特在骑兵团时的密友、“绅士俱乐部”会员赫伯特·范·德克森（此人最为人铭记的，是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继母。维多利亚的位于玛格丽特大街别墅，成了德国保守派和“中心党”领导混杂的聚会地，前者有保罗·冯·兴登堡、德国皇室成员如德皇之子等，后者有海因里希·布鲁宁，以及积极进取的纳粹分子，包括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本人。据说，1931年，德·海特曾在皇宫酒店与希特勒进行过短暂会面。
希特勒大选获胜掌权后不久，1933年4月1日，德·海特参加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号是1561948。德·海特成为该党的真正信徒，或许更多是出于投机原因，包括生意上的考虑。1930年至1937年，德·海特担任了蒂森银行顾问委员会的会长，之后在该委员会任成员直至1943年。蒂森银行的两位所有者，是德·海特的朋友蒂森兄弟，弗里茨和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德·海特加入该党，还有其家庭动机：他的母亲和一个兄弟在德国。此外，他在德国有不少财产，包括在柏林万塞郊区拥有一栋别墅，以及他的艺术品收藏许多已租借给德国的博物馆。对自己入党之事，德·海特十分谨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他在瑞士某个湖畔丢失了钱包。伯纳德·博特墨捡到了钱包，把它交给了当地警察；钱包里面有德·海特男爵的党员证，以及一张他佩戴纳粹卐字章的照片。后来，博特墨成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埃及艺术研究员。
1937年，在获得瑞士公民身份的同时，德·海特的德国护照自动失效，随后退党。1939年至1943年期间，当德·海特作为瑞士公民前往德国旅行时，他似乎仍受到纳粹的很大压力，使他的经历更加复杂，更加说不清、道不明。1939年，弗里茨·蒂森从德国飞往瑞士，他早年曾资助过希特勒。他的德国公民身份被撤销，财产被没收，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德国公民身份也被撤销，被自己的老丈人、一位匈牙利伯爵所收留，成为匈牙利公民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德·卡松男爵。而德·海特的瑞士公民身份，也确实使蒂森银行处于不安全境地，易受来自阿博维尔——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反间谍机关的压力。1939年，德·海特先是利用自己的赞德福特银行，为德国反间谍机关开展资金交易。1940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入侵荷兰后，又用柏林的奥古斯特·蒂森银行进行交易。1939年至1943年期间，德·海特利用洛迦诺市的联合银行洗黄金，从事外汇交易。根据美国政府文件记载，德·海特所洗的黑钱，资助了德国反间谍机构在墨西哥和美国的特工人员。据历史学家和记者托马斯·波姆伯格描述，德·海特共用十多种货币进行了90笔付款，总计近100万瑞士法郎。转账活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11月22日柏林银行被毁为止。
1944年秋天，欧洲战争接近尾声。盟军军队驶往莱茵河，苏联军队向柏林方向进发。盟军即将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和平占领、战后审判战争罪犯，以及一个所谓的“安全港计划”等，旨在防止德国企业和银行将资产转移国外，包括欧洲中立国和美洲国家。确保那些资金能够用于战争赔偿和欧洲重建。1944年8月和9月，美国向各领事馆发布了指导意见，对美国使馆官员予以引导。起初，那只是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一个计划。最后，负责从欧洲被占领国和中立国收集情报的美国秘密情报处及其反间谍机构X-2等部门，都参与了该计划的实施。
瑞士是中立国，曾发挥过主要银行票据交换站的作用。德国从被占领国或从逃亡犹太人手中窃取的黄金，可在瑞士转换成外汇。德国以此购买原材料，驱动纳粹的战争机器。瑞士首都伯尔尼是那些银行转账的核心区。美国秘密情报站的站长是阿伦·杜勒斯，后来担任了美国中情局的局长（1953年至1962年）。1945年4月，美国反间谍机构X-2，提交了战时通过瑞士运送黄金和货币的大量报告，其中绝大多数交易活动，均通过瑞士银行完成。私人则通过外交邮包走私资产，出售艺术品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德·海特同样按此套路，为德国反间谍机构交易黄金和货币。那些活动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1944年11月25日，在回应华盛顿的询问时，美国驻伯尔尼大使利兰·哈里森向美国国务院发报，称“没有证据（指控德·海特）搞‘亲纳粹’活动”。哈里森说，自己从未见过德·海特本人，断言那位男爵属于“某种无害的爱管闲事者。他希望站在胜利者一方，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据可靠线人提供的情报，我有理由相信，德国人已不再关心此人，只有我们对他关注有加”。虽然德·海特的态度，“倾向德国和君主制”，但他宣称自己“反对纳粹”。有档案证明，他曾向在瑞士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过情报。
1946年1月，随着同盟国在纽伦堡审判战争犯，德·海特的战后噩梦随之开始。审判揭露了德国纳粹党政府犯下的骇人罪行：驱逐犹太人及其他不受纳粹欢迎的人、集中营、毒气室、没收财产等。人们知道，德·海特曾与许多受审罪犯有过联系，如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亚尔马尔·沙赫特、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等人。审判的一位主要证人是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他是德国反间谍机构的特工，公开身份是德国驻伯尔尼领馆的副领事。同时，他也是阿伦·杜勒斯与德国抵抗力量之间的线人。
1946年3月27日，迫于美国人的压力，瑞士人在苏黎世巴尔拉克四星级酒店，逮捕了德·海特男爵。他居住的327房间十分豪华，里面装饰着从其艺术收藏中挑选的精品。警察按照瑞士人的精细，对房间里的物品罗列出详细清单：高尔夫球包、欧洲绘画和中国艺术品。瑞士警察从酒店和阿斯科纳的别墅收集了证据，对德·海特进行了审问。警方将其拘留24天后，指控他“在瑞士境内，从事指导或组织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使一个国家反对另外一个国家”；因此，违反了《瑞士中立法》。瑞士人希望德·海特回答：他对第三帝国的资金转移活动了解多少？他参与纳粹间谍活动的程度多深？纳粹财宝中数以百万计的黄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黄金是否如美国人所怀疑，隐藏于真理山？
1946年5月，瑞士一个军事法庭开始审讯德·海特：如何为德国反间谍机关工作？与纳粹高层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后，法庭因缺乏“主观犯罪意图”，宣布德·海特无罪，并允许他保留瑞士国籍。法庭相信，在转移德国反间谍机关资金时，德·海特并不知道谁是接收人，也不知道支付款的性质。瑞士军事法庭认为，德·海特一案缺乏证据，似乎不愿宣判“像德·海特那样在国际上有社会地位和金钱地位的人”有罪。人们普遍相信，德·海特与瑞士达成了一笔交易：他向瑞士捐赠了1500件藏品，用于在苏黎世创办一座博物馆。显然，在审讯期间，德·海特以此换取了瑞士博物馆投机取巧的支持。如果被判有罪，他的瑞士公民身份会被剥夺，规划中的苏黎世博物馆会拿不到核心藏品。（德国难民艺术史学家阿尔弗烈德·扎尔莫尼写道，为庆祝审讯结果如愿以偿，瑞士当局为德·海特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
1949年，苏黎世市民举行了公投，决定把维森东克别墅变成一座博物馆，以容纳德·海特的非欧洲艺术收藏。那栋别墅曾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情妇玛蒂尔德·冯·维森东克的住宅。1952年，里特贝格博物馆开馆，德·海特把自己收藏的欧洲现代艺术收藏遗赠给了伍帕塔尔市立博物馆。该馆有两位主要赞助人：奥古斯特及其儿子爱德华·冯·德·海特。1961年，该馆将馆名变更为冯·德·海特博物馆。战后，虽然资金紧张，德·海特男爵依然继续支持声誉良好的《亚洲艺术周刊》，所用资金来自他1941年在美国遭受冻结的资产。该杂志在美国编辑，在阿斯科纳印制，直到1951年，美国政府突然废除与德·海特达成的约定。阿尔弗烈德·扎尔莫尼是《亚洲艺术周刊》的主编，他仗义执言，称德·海特金主是“远东艺术世界最伟大的天使”。
接受庭审并向里特贝格博物馆捐赠藏品后，德·海特开始试图寻回自己的艺术藏品。他的部分藏品已被破坏，或被苏联占领军当作战利品艺术拿走，比如那些留在柏林蒂森银行地下室的藏品。1942年至1943年冬，他在赞德福特的住宅在纳粹闪电战中被毁，其中的装饰品早已捐赠给了荷兰的博物馆。1943年6月，在母亲去世前不久，德·海特父母在伍帕塔尔市的住宅同样被毁，其中包括父亲的部分收藏。在1939年巴黎大撤退中，法国人类博物馆弄丢了他的300件藏品，绝大多数是非洲文物。战争末期，法国军队在德国科布伦茨的库房，发现了属于德·海特的16幅绘画，将其“取回”后交由卢浮宫保管。战后，德·海特男爵通过诉讼，成功收回了自己曾在丹麦留存的藏品。
德·海特留在加尔斯托夫的藏品孤独无助，要拿回它们更加困难。1949年，那个地方划归了东德。苏联占领军将其亚洲收藏中的精选藏品，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共产主义同盟。它们一直停留在柏林的博物馆岛。之后，形成了一个奇怪结果。约翰尼斯·伊藤是画家和包豪斯艺术色彩理论家，后来担任了里特贝格博物馆的馆长。1951年6月，伊藤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补鞋匠提图斯·卡默勒去世的讣告。弗拉基米尔·列宁在苏黎世居住时，那人曾是他的房东。伊藤知道，苏联人曾花费多年时间，试图说服卡默勒出售位于斯皮埃尔格塞林荫道两间房屋中的东西。1916年至1917年流亡期间，列宁和同伴纳德扎达·克鲁普斯卡娅曾在那里居住。之后乘坐闷罐车抵达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发动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卡默勒鞋匠拒绝了莫斯科的所有报价。然而，他的儿子可不是一块铁板。伊藤设法买下了列宁的茶杯，后来又买下了一个刨光茶叶过滤器，最后，又变魔术似的买到了两把黄油刀。伊藤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文物”，从东德交换了两卡车共23尊中国雕像，随后运入里特贝格博物馆大门。
1941年，德·海特授权昌西·哈姆林和阿尔弗烈德·扎尔莫尼每年从他被冻结的美国银行账户中提取6000美元，用于征购艺术品。哈姆林是美国布法罗博物馆董事会会长、国际博物馆协会创始人。扎尔莫尼是哈姆林的朋友，当时已久居美国。美国的“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批准了那笔交易。美国人用那些钱征集了约44件艺术品，包括非洲、前哥伦布时期以及亚洲艺术品，将它们直接送往布法罗博物馆保存。实际上，德·海特并未真正作为收藏家拥有过那些藏品。扎尔莫尼将此举称为：“没有损失的借贷。”那些藏品在布法罗博物馆展出，直到1951年，美国政府依据“财产交托令”18344号和《禁止与敌国贸易法》，将那批东西没收。
瑞士曾宣告德·海特无罪。他以此武装自己，进行上诉，试图追索自己的藏品。但是，德·海特此次以及以后的复审请求，均被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驳回。该法院发现，原告德·海特蓄意拒绝提供涉及他在第三帝国期间从事的资金转移活动的有关文件。美国政府掌握的证据是海因里希·鲁布克的证词，他曾担任过蒂森银行的经理，在苏联蹲了5年大牢，最近才返回德国。1950年，鲁布克在德国写了一份宣誓书，宣称德·海特对德国反间谍机构转移资金的真正性质心知肚明。鲁布克宣称在卢加诺见过德·海特（据记录，于1939年），曾问他是否准备照顾那些转账事宜。德国反间谍机构迫使德·海特转移资金到国外，他可按惯例依据营业额获取佣金。鲁布克写道，德·海特男爵知道“支付属于机密性质，命令发布者（德国反间谍机构）的身份仍被隐瞒”。据鲁布克供认，交易持续不断，直到1943年柏林的蒂森银行受到轰炸为止。
蒂森银行办公室主任伊尔丝·巴蒂进一步声明，德·海特亲自处理那些事宜，把钱款汇往中立国和敌国。蒂森银行以密封挂号信的形式汇款，只使用瑞士法郎或美元。德·海特受命将资金转入自己在洛加诺市瑞士联邦银行的账户，由其汇往中立国或帝国，再交予德军最高指挥部指定的特工人员。
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展开了调查。有关档案显示，德·海特男爵还担任了德国盖世太保的代理，从被占领国扣留的犹太人那里收取赎金，包括罗马尼亚。当时，一对罗马尼亚夫妇住在纽约。他们断言，德·海特男爵曾经从协助犹太难民获得签证中获得过好处，尽管他一口否认。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蒂森银行的员工宣称，男爵曾收到走私进入瑞士的“大量黄金”，将其埋入自己住宅的地窖。德·海特的档案表明，瑞士警察搜查了他在苏黎世居住的酒店，发现了德国人的名单，怀疑他们曾携带贵重物品进入瑞士。德国历史学家迪特·内勒斯和斯蒂芬·斯特拉克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文件，得出的结论是：“爱德华·冯·德·海特不是一位旅行同伴，而是不公正纳粹制度的支持者。早期，他支持纳粹运动。作为德国反间谍机构‘银行家’，为德国人发挥了骨干作用，并从受迫害犹太人支付赎金中获取利益。”撰写本书时，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部分德·海特档案，仍然不对公众开放。
苏黎世市长、瑞士驻美国大使，先后努力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愿，请其免予没收德·海特在美国的财产。尽管如此，罗伯特·肯尼迪检察长领导的美国司法部，仍做出了最终裁定，认为德·海特男爵“已用尽了所有法律解决办法。根据《禁止与敌国贸易法》，无法免除对其财产实施的没收”。最高法院裁定，请史密森尼学会专家对德·海特男爵的收藏进行鉴定、拍卖。然而鉴定专家认为藏品的质量很高，希望学会能够予以保管。1966年，美国国会颁布法律，授权将德·海特的藏品，合法转移给史密森尼学会下属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根据那项议案，“史密森尼学会拥有全部自行决定权，包括对藏品的保管、交换、出售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置”。总之，美国人没收了德·海特男爵的44件藏品。1973年，其中的13件亚洲藏品被移交给了弗利尔博物馆。1978年，其中一尊残缺砂岩观音立像，被该馆永久收藏。
对于自己的损失，德·海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最后，他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受到了德国间谍的中伤和欺骗。因为奥古斯特·蒂森银行的所有者，是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他是一位居住在瑞士的匈牙利公民。所以，该行从来就不是一家德国银行。最后，那位“拥有狐狸眼睛的男爵圣人”德·海特，依然令人捉摸不透。他继续支持艺术，一如既往地获取荣誉：苏黎世大学名誉博士、伍珀塔尔市荣誉市民、德国颁发的大十字架功绩勋章等。德·海特去世多年后的1998年，德国里特贝格博物馆馆长艾伯特·鲁茨给弗利尔博物馆馆长米洛·比奇写信，请求长期租借上述13件中国文物。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弗利尔博物馆“禁止出借或淘汰其馆藏品”。
20世纪90年代，随着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的不端行为曝光，推动了《华盛顿会议关于纳粹劫掠艺术品的原则》（1998年）的通过。在德国，出现了不少与德·海特和战争年代有关的文章和著作。人们对相关事实莫衷一是，对它们的解释更是各抒己见。在瑞士和伍珀塔尔市，德·海特也有自己的支持者。
迈克尔·克尼里姆是德国伍珀塔尔市历史中心的馆长。2007年，他对德·海特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在公众讨论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克尼里姆发现，伍珀塔尔市那位荣誉市民并非一位作恶之人，不是反犹太分子，也不购买被掠夺的艺术品。克尼里姆及其同事为德·海特男爵描绘了一幅肖像：他是这世上的一位孤独者，充满焦虑；是一位痴迷于艺术的失败银行家。他颠沛流离，东奔西走，担心自己没有国家，担心失去财富和艺术品。他力图获得全方位保护，力图利用形形色色的政客保护自身生存。如克尼里姆所概括：“他属于上流资产阶级开明保守派的代表，他的观点与纳粹并不一致。”尽管如此，2008年，当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竭力反对克尼里姆把德·海特“漂白”的结论。因此，伍珀塔尔市从自己颁发的文化奖中，拿掉了德·海特的名字。
1956年，德·海特把自己在阿斯科纳真理山的公馆，遗赠给了瑞士提契诺州。后来，那里变成了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会议中心，成为该院用于组织研讨会和会议的场所。最后要说的是，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大屠杀时期财产记录项目的主管格瑞格·布拉德舍博士透露，1997年，在德·海特男爵的阿斯科纳公馆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历史学家和档案专家。会议的主题是：纳粹黄金与瑞士银行。
对第三帝国期间所获上述藏品的来源，弗利尔博物馆努力进行了认真研究。其中有一件青铜簋，1938年购于卢芹斋。卢声称他在中国发现了此物。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件东西来自1935年的伯查德画廊藏品拍卖会。那是一场被强迫的拍卖会，德·海特从中买下了5件藏品。2000年，雅各布和罗莎·奥本海默的后裔，向弗利尔博物馆提交了那些藏品的所有权要求。在两人前往北京居住前，雅各布曾买下了伯查德的画廊。1933年，他们逃往法国。1941年，雅各布在流亡中去世。罗莎则先是被运往法国的德朗西，之后又被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1943年，罗莎在那里被残害致死。史密森尼学会对藏品来源的研究，支持了那个所有权要求。雅各布的后裔如愿以偿得到了赔偿。目前，那件青铜簋仍保留在华盛顿。
对德国的里特贝格市而言，弗利尔博物馆的那批藏品，属于最后的战争犯人。该市的研究表明，德·海特捐赠给里特贝格的4件藏品，同样购于1935年的伯查德藏品拍卖会。美国人又找到了雅各布的后裔，对4件中国文物按当今市场价给予了赔偿。伊斯特·蒂萨·弗兰奇尼是历史学家，她曾受雇于里特贝格市，对德·海特相关文物的来源进行研究。如她面对《新苏黎世报》采访时所坦言：“博物馆有点儿像钻石。它们的今天和过去，都必须完美无瑕。”
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
上海英国总会（目前是一家海员宾馆）的龙吧，富有传奇色彩。如果将过去的中国艺术品大收藏家汇集于此（还有其他地方能与之比肩吗？），会有一人脱颖而出：艾弗里·布伦戴奇。他身高超过1.8米，身材健壮，仪表堂堂，曾主导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长达30年。布伦戴奇本人，没有与生俱来购买艺术品的血统。他成长于芝加哥，当时，那里从畜牧场到政界，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扒粪”小说和犯罪统计表。在奥林匹克运动最喧闹不安的几十年里，布伦戴奇一跃成为全世界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此之前，他活跃于“风城”芝加哥杂乱无章的建筑行业。尽管如此，布伦戴奇自始至终，一直沉溺于中国艺术的永恒宁静之中。
的确如此。即便是布伦戴奇本人，也难以为自身下个定义。“我属于一种奇怪动物。”布伦戴奇曾这样告诉罗伯特·卓别伦。1960年，卓别伦在《纽约客》杂志上，对布伦戴奇有过如此描述：“我一直被人称作孤立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我自认为是一名道教信徒。实际上，我是110%的美国人，是一个老派共和党人。像我这样的人，在胡佛和库利奇总统之后，再无任何人值得投票支持。”尽管如此，为公平起见，在此应多说几句：在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1952年至1972年），布伦戴奇似乎始终相信，奥林匹克的目标（如“让奥运永不止步”等），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追求并无两样。他们在各自统治期间，都慷慨大方地支持体育运动，布伦戴奇对其赞赏有加。1972年，恐怖分子屠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布伦戴奇仍决定如期举办慕尼黑奥运会，此举饱受批评。他不是一个容易去想象或虚构的人。
图为布伦戴奇把玩中国古代铜镜。在奥委会工作期间，他收藏广泛，曾经说过：“收藏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一种疾病。”照片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
布伦戴奇出生于底特律，父亲是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他6岁时，父亲查尔斯·布伦戴奇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移居芝加哥，投身于该市疯狂的标志性建筑建设大潮中，准备完工后举办1892年至1893年的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后来，父亲抛弃了家庭，小布伦戴奇的日子陷入黑暗，但他仍然充满深情地记得，那届博览会有“洒水喷泉”和“漂亮大楼”。母亲明妮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芝加哥南部最简陋的公寓中勉强度日。她在市中心一家商店当店员。小布伦戴奇则一边投递报纸，一边在当地的手工培训职高学习。在校期间，他在学习方面和学校田径队都表现得出类拔萃。1905年，他进入伊利诺伊州大学，表现同样出色。大学期间，他还兼任芝加哥地区的铁轨检测员，挣些外快。
1909年，布伦戴奇获得美国大学十大联盟联赛的铁饼冠军。同年，他拿到土木工程学位毕业，随即被著名的霍拉伯德-罗切建筑公司聘用，担任建筑检查员和建设监管员。如伊利诺伊州历史学会的梅纳德·布里奇福德所细述，刚走出校门的布伦戴奇，便监管了总额高达750万美元的建设工程，约占芝加哥市所有新建项目的3%。我们可以推测，布伦戴奇还获得了芝加哥地区复杂关系网、建筑法规、民族政治、无处不在的贪污受贿等领域的“硕士学位”。
在芝加哥度过的岁月，是布伦戴奇的事业形成期。其间，他全身心投入男生热爱的田径运动。他辞掉了工作，参加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比赛。从各方面讲，奥运会都是启迪布伦戴奇事业的关键时刻。他参加了奥运会的十项全能项目，没有赢得任何奖牌。尽管如此，自1914年至1918年，他蝉联了美国两年一度的田径十项全能冠军。他的面孔和名字，装饰着报纸的体育版面和体育杂志。结果证明，在他艰难爬过芝加哥企业丛林的过程中，那些抛头露面变成了一种有用的资产。“布伦戴奇高大、强壮，机灵敏捷，快如旋风。”布里奇福德如此概括早年的布伦戴奇，“他善于利用自己作为运动员的名声。然而，他具有悟性和竞争动力，使他的事业远远超越了田径运动员”。
1915年，布伦戴奇年仅26岁，便创建了布伦戴奇公司。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布伦戴奇申请参加美国军械兵，未能如愿。之后，他加入了其他公司，从事快速军事设施建设。战后，“风城”芝加哥经历了现象级的大繁荣，其背后的推动力多种多样，包括禁酒（使有组织犯罪发了一笔横财）、北美五大湖区船运、重要水道和航道、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网、汹涌的谷物市场、新工厂、畜牧场扩张、爵士俱乐部、脱衣舞会、洪水般涌入的移民、优秀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以及芝加哥引以为豪的著名作家、诗人（如海明威、卡尔·桑德堡、拉德纳、赫克特、门罗），等等。低调地称自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对上述情况均有记述。“美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它叫芝加哥。”1926年，眼光敏锐的英国访客丽贝卡·韦斯特，在给桑德堡诗集的序言中写道，“芝加哥是一座雨色城市，大理石高楼直插云霄。灰色湖水波浪起伏，浩如大海。湖边是荒芜的土地，黄褐色蒿草疯长过膝。城中有一个购物和办公区域。抬眼望，在方圆十来公里的范围内，高楼大厦黑压压一片，一部细长的电梯跨越凌乱狭窄的街道。一片十几平方公里大的畜牧场，散发着难闻的臭气。”
在芝加哥无与伦比的建设大发展期间，布伦戴奇对该市崛起的城市天际线，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1923年至1928年，芝加哥每年的新建设投资，超过了2.5亿美元，1926年的峰值达到3.66亿美元。起初，布伦戴奇的公司，主要集中于建造公寓楼，其中许多成为了芝加哥北岸大道黄金海岸的亮点。随后，他又承建了十几座办公大楼和众多酒店，包括海德公园南岸大道的滨湖酒店（成为该市政客、盗匪、来访社会名流的主要聚集地）、银行、乡村俱乐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的巴哈伊灵曦堂。布伦戴奇最值得炫耀的工业建设项目，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装厂房，那是一栋面积接近100亩的单体建筑，用掉了15万袋水泥。最初，那栋巨型厂房用于大规模生产福特T型车，后来转而生产福特公司的其他车型。1950年，从该厂房驶出了154244辆汽车。
随着经济泡沫破裂和华尔街股市大跳水，布伦戴奇的收益也难逃厄运。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他的所有经营活动消失殆尽。然而，布伦戴奇巧妙娴熟，最终穿越了四面楚歌的困境。1932年，他成立了洛亚诺克地产公司，并通过该公司，拿下了那些拖欠工程款建筑的所有权。用布伦戴奇的话讲：“你就算不是个奇才，也会懂得要以白菜价买垃圾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之后坐等上涨。我只是有些小运气而已。”布伦戴奇拥有的不仅是运气。长期负责管理布伦戴奇艺术收藏的，是雷内·伊冯·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几年后，布伦戴奇向他讲过一个故事：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布伦戴奇曾与芝加哥一位亲密同事见面。两位朋友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当时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自己寻了短见，“结果是高达50人”（之前，布伦戴奇对卓别伦讲过同样的故事，那时的人数是40人。布伦戴奇补充说：“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练过体育”）。
在美国新政时代，布伦戴奇与许多努力奋斗的企业家一样，不赞成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建设项目和社会保障事业，担心那会使美国走向社会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布伦戴奇与《论坛报》出版人罗伯特·麦考密特上校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每周一次的无线电广播中，上校严厉批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布伦戴奇与上校一样，也是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著名成员。1940年8月，作为芝加哥“阻止美国参战委员会”联合主席，布伦戴奇邀请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他们在“军人运动场”向大约5万名志趣相投的信徒发表演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两个委员会土崩瓦解）。布伦戴奇反战情绪慷慨激昂，以致傻帽儿似的接受了一份邀请，他竟然在“德国日”集会时，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发表了演讲。之前，他对活动的赞助者“德裔美国人支持纳粹同盟”一无所知。布伦戴奇的演说引发了一片赞同的尖叫，他宣告：“我们身处美国，可通过观察、研究德国经验，学习到很多东西。”他郑重其事地滔滔不绝，“如果我们要保护自由和独立，就必须采取措施，让我们的爱国主义永不衰竭。”
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充满争议。其间和之后，他一直深受上述言论和其他话语的困扰。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些紧张暴躁的岁月，对理解他后来从事奥林匹克和艺术收藏事业至关重要。在遭受芝加哥式肮脏政治潜规则的羞辱后，他把运动场理想化，视其为一尘不染的竞技场，希望在竞技场上，使展现个性力量和服从规则相辅相成，鼓励运动员自由公平地竞赛。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望，与古代希腊如出一辙，认为现代奥运会有可能促进奥林匹克和平。而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复活后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但是，自奥运会伊始，参与者之间一直存在唇枪舌剑，令人恼怒。特别是主要竞争大国，它们在旗帜、设施、装备、规则、酬金、穿插表演特色、妇女及少数民族的适当作用等方面争执不休。例如，1904年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作为主办方的美国，试图在为期两天的“人类学日”期间举办“土著运动会”，以展现当代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人类学日”的竞争对手，是亚洲人、非洲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他们都身穿模式化的民族服饰，借以暗示次等血统民族的次要角色。“土著”为挣零花钱参加比赛，被认为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人们对那种带有种族歧视的竞赛场面惊愕不已，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发起人的顾拜旦男爵。后来，顾拜旦对此评论道：“除了美国，世上没有任何地方，胆敢在奥运会期间安排此类活动。”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奥运会的神秘魅力富有传染性。很快，参加奥运会成为一种另辟蹊径、流行并被广为接受的外交政策。
以上是布伦戴奇登顶奥委会的历史背景。1928年，布伦戴奇被选为美国奥委会主席。1936年，他成为美国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他接受的首批任务之一，是打探德国刚掌权的纳粹领导人的情况。按照原有计划，德国将主办当年的夏季奥运会。五年前选择德国举办奥运会时，它还是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的德国当局极度反犹太人，它会允许合格的犹太人运动员参加德国国家队吗？随后的一系列交涉闪烁其词，含糊不清，令人抓耳挠腮。但是，希特勒的发言人说，德国会遵守奥林匹克规则。布伦戴奇也向奥委会保证，德国会言行一致。
此时，美国对于德国举办奥运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人支持抵制纳粹；另一种人热心支持参与奥运会。有关种族主义的争论更是各执一词。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根据美国《吉姆·克劳法》，非白种人运动员（如传奇人物杰西·欧文斯），将被禁止参加与白人比赛的混合竞赛（美国南部）或与白人运动员入住同一酒店（美国北部、南部都是如此）。在首都华盛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选择了沉默是金。当美国抵制德国举办奥运会的运动失去动力时，英国和法国的同行，自然也是树倒猢狲散。
民主世界是否错失了一次延缓，甚至阻碍德国纳粹强大势力的真正机会？大卫·克莱·拉吉是美国历史学家，他梳理了相关历史档案，在《纳粹运动会：1936年奥运会》（2007年出版）一书中，他慎重地提出了如下看法：
我们应该记住，1933年至1936年，纳粹专制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1933年3月5日，希特勒允许德国议会进行最后一次选举，即便对投票人施加了各种恐吓威胁，纳粹仍无法获得绝对多数。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纳粹总共赢得了43.9%的选票，而在柏林，那个数字仅为34.6%。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仍十分明显，失业率居高不下……成功举办奥运盛会，会使人们认为德意志帝国是和平国家，在国内促进德国经济发展，在国外赢得尊重。因此，奥运会对纳粹十分重要。世界民主国家对希特勒的政策持保留意见。在柏林举办奥运会的决定，使世界错失了一次宝贵机会——不仅在世界上，更在德国人心目中削弱纳粹统治的名声。
柏林奥运会阴云密布，布伦戴奇因奥林匹克事务频繁往返欧洲。1936年初，在经停伦敦期间，布伦戴奇无意中参观了伯灵顿宫皇家学院，在那里观看了中国艺术展览。人们普遍认为，那是截至当时在西方举办的内容最广泛的中国艺术展。布伦戴奇仔细观察那些玉器、青铜器、陶瓷和绘画，包括来自北京故宫的735件清宫藏品。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写道：“那些展品的辉煌，让人深感敬畏。看到可以从市场上获得中国艺术品，布伦戴奇开始设想一个收藏亚洲艺术的宏伟计划，其规模要超过其他所有私人收藏。”他补充说，起初，布伦戴奇买得不多，也小心谨慎。但是，在1939年携妻子伊丽莎白满世界旅行期间，他的收藏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夫妇的旅程包括日本、上海、香港、西贡、吴哥窟、曼谷、槟榔屿和科伦坡等。此时，布伦戴奇已从自己的公司退休，不再参与公司运营。夫妇膝下无子，迁至拉萨尔酒店（该酒店已归其所有）一间宽敞套房中定居，还在加州的圣巴巴拉购置了一栋时髦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宅邸拉皮纳塔，作为度假别墅。
布伦戴奇持续不断地购买亚洲艺术。“布伦戴奇一举成名天下知，有赖于他一系列获得意外成功的伟大行动。”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写道，“其中之一，是他构建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中国青铜器的结构强度、复杂精美的纹饰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这样的论述似乎言之有理。但是，中国青铜器之所以吸引布伦戴奇，还有另外一个看似可信的原因。布伦戴奇要在家里装满中国艺术品，从而步入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王国。中国的传统和审美，与布伦戴奇生活的世界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风景奇妙无比，居住着圣贤先哲，心静似水的文人骚客，及其恭敬的女眷：她们身穿丝绸长袍，上面带有表明其身份的标志。中国社会的秩序规范，神圣不可侵犯，就连各阶层人士如何得体打招呼，都有严格的表现形式。
上述一切纯属推测。在解释自己热爱东方艺术的原因时，布伦戴奇并未超越那些惯常的陈词滥调。“收藏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一种疾病。”他喜欢对朋友们讲，“从购买第一件藏品时起，我已经破了产。”英国作家伊夫林·沃对此表达的异议值得称赞：“仅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布伦戴奇对亚洲艺术有鉴赏力，也有自己“高质量，低价格”的购买标准，并很快因此闻名遐迩。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布伦戴奇对任何东西价值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可以退货。因奥林匹克公务出差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与学者和古董商交朋友。此时，他的官方身份只能变成一种劣势。在国外时，他会寻求东道主官员的建议，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物美价廉的文物。而那些东道主国家，则总是迫不及待地取悦那位奥委会主席，常常像对待教父一样，给他“一个难以拒绝的报价”。
布伦戴奇一定知道，自己的双重身份会引发混乱，却从未予以承认。1960年，罗伯特·卓别伦记述了一个典型例子：“两年前，布伦戴奇前往日本参加奥委会会议时，觉得自己有能力将体育和艺术完美结合。对他来说，那体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事前，他安排了4位日本人到机场接机，其中两人是奥林匹克官员，两人是著名东方艺术专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陪同运动员去看他们从未去过的博物馆，陪同艺术专家观看他们从未看过的运动项目。‘那太好玩了。’布伦戴奇说，‘后来，我见到日本天皇时，向他提起我为日本所做的事情，天皇赞成我的做法。’”
无论出国或在美国，布伦戴奇的重要征购，都有赖于博物馆研究员的多方面把关。他们免费或低价为布伦戴奇提供服务，希望未来自己的博物馆能够因此得到奖赏。布伦戴奇的大房子里，塞满了他的收藏品。来访者留意到，他家的浴缸里装满了挂坠，一个著名的商代犀牛尊（小臣艅犀尊，后来成了他藏品的标志），则用一个鞋盒子包装。20世纪40年代，随着他收藏规模的扩大、藏品种类的增多，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员工和馆长开始琢磨：布伦戴奇膝下无子无女，会如何打算处置自己的珍藏？“我把布伦戴奇弄进了董事会。”时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长的丹尼尔·卡顿·里奇回忆道，“布伦戴奇的收藏，可与我们已有的许多藏品相媲美。我登门拜会他，请他将部分藏品捐赠给我馆。但是，他希望我馆为此提供单独展厅。我们将他的想法铭记于心。然而，旧金山也不甘落后。我告诉布伦戴奇，他把藏品放到美国西海岸，会使我馆研究员查尔斯·基利特别沮丧闹心，他一直为布伦戴奇的藏品征集提供建议。”
艺术史学家凯瑟琳·考德维尔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上过保罗·萨克斯的博物馆课。此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涉及布伦戴奇藏品去向的风言风语，部分归因于凯瑟琳的一个提议。她发现，布伦戴奇的藏品是一个机会，可以弥补旧金山市博物馆群中一个令人尴尬的藏品欠缺。虽然该市拥有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社区，还享有“通往东方门户”的美誉，但当地的博物馆一直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凯瑟琳认识到，从务实角度讲，除非旧金山湾区知名人士、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以团体形式提出要求，否则旧金山市政府不会对布伦戴奇的藏品产生任何兴趣。为此，凯瑟琳组建了一个此类团体，拜会了自由共和党人乔治·克里斯托弗，当时，他担任旧金山市市长。
果不其然，该团体强有力的请求感动了乔治市长。他安排授予布伦戴奇旧金山市荣誉市民称号。随后，在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格温·福利斯（同为亚洲艺术收藏家）的陪同下，乔治市长兴致勃勃地乘坐私人飞机，飞抵布伦戴奇位于圣塔巴巴拉的避寒别墅。市长觉得，此举有助于故事沿着所需情节有所进展。然而，晚餐时，布伦戴奇东拉西扯，就是闭口不谈艺术。喝咖啡时，乔治市长终于脱口说出此次拜访的目的（1975年，前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布伦戴奇先生，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戴利市长是我的铁哥们儿。但是，你收藏的东西太重要了，它们不该进入一座已完工的博物馆。旧金山是美国通往东方的大门，拥有大规模的东方人社区。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方艺术。我希望你把藏品捐给我们，我们将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予以展示。”
于是，布伦戴奇答应捐赠自己的收藏，要求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德扬博物馆，专为其藏品设计建造一座附属建筑，所有费用由旧金山市承担。旧金山市议会及时批准发行债券，总额为2725000美元，并于1960年6月提交全市公民投票。为了获得“赞成”票，格温·福利斯和其他博物馆建设倡议者携手，将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宣传机器惠特克-巴克斯公司拉入自己阵营。该公司搞出了一部宣传片，在结尾处用华丽的辞藻呼吁：“这是我们的齐天洪福。那些精美绝伦的礼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礼物之一，能否归属我们这座城市，就仰仗你的投票了！”
至此，旧金山还不能高兴太早。债券发行获得了绝大多数公民投票批准。两天后，布伦戴奇启动了新展厅的初步设计。但是，在新展厅1966年正式对外开放后，大家才知道，根据1959年所签协议，藏品中的一半仍归布伦戴奇或布伦戴奇基金会所有，原因部分在于当时美国的税法。美国法律规定，可减免税收的艺术品捐赠，不能超过捐赠者年收入的30%。因此在25年间陆续捐赠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意味着布伦戴奇可随时合法收回一半藏品。而由于1959年以来，对那批收藏中增添的藏品，未有一个双方认可的目录，这使后来的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因此，在捐赠一锤定音前，布伦戴奇可撤回那批收藏中的一半好藏品，此时他正威胁要这样做。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一股脑指责布伦戴奇浑水摸鱼。布伦戴奇认为，是他本人，而非旧金山市，支付了百里挑一的馆长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的工资。他进一步要求自己的藏品有一个独立董事会掌控，还抱怨以他名字冠名的展厅缺乏适当的湿度控制。此外，他还有其他的不满和牢骚。一次，布伦戴奇因奥林匹克事务去远东出差。其间，他让人把艺术品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送往旧金山，但是，他并未事先安排旧金山市承担运输费用。旧金山市拒绝支付6万美元运输费，于是他把那批艺术品原封不动地运回了原属地。
接任乔治市长的，是平淡无奇的约翰·谢利。1967年，他飞往芝加哥向布伦戴奇示好，一无所获。1967年底，更有魅力的约瑟夫·阿里奥托当选市长。此时，布伦戴奇发来一封电报，宣称自己打算把一半藏品迁往洛杉矶、芝加哥或堪萨斯城。当选市长心里发慌，当即乘下趟航班飞往芝加哥。走进布伦戴奇在拉萨尔酒店的套房，约瑟夫市长便看到一幅装帧好的证书，指定布伦戴奇为洛杉矶市荣誉市民。约瑟夫市长后来回忆，当时他对布伦戴奇说：“好吧，我看到那份证书了，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然而，虽然开场白直截了当，市长最终还是屈服于捐赠者的要求，同意组建一个独立的27人董事会，作为德扬博物馆的内部自治机构，管理布伦戴奇的收藏。市长还答应，再额外筹集150万美元，其中四分之三由旧金山市承担，用于扩充收藏。
这些条件比布伦戴奇从其他任何地方期待的都更好。从根本上说，布伦戴奇的恐吓，基本上属于虚张声势。假如他与芝加哥、堪萨斯城或洛杉矶的博物馆接触，约瑟夫市长可能会有所察觉。从政治方面讲，与布伦戴奇达成最初协议的不是约瑟夫市长，他可以指责自己的前任签署了片面协议。然而，对于大城市的政客而言，那是一个雷区。通过让步，约瑟夫市长确保旧金山市留住了那批收藏。乔治和约瑟夫两任市长热心公益的目的没有错，旧金山的选民，也有机会同意或拒绝发行博物馆建设债券。说到底，犯了错误的是旧金山市的官员，他们没有研读协议书的附属细则，使那位以霸道策略闻名的收藏家，拥有了那种合法权利：如果布伦戴奇的要求得不到100%满足，他可以拆散自己的收藏。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伦戴奇的收藏逐渐落入了后来被更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捐赠藏品目录。该馆与金门公园内的德扬博物馆分道扬镳，搬入了市政厅对面更加宏伟的新馆址。新馆舍位于旧金山市政中心，是一座典雅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之前，那里曾是旧金山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所在地。不管怎样，旧金山市的湾区，不再是中国艺术的不毛之地。目前，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及其相关的李钟文亚洲艺术中心誉满全球，专家学者和博物馆爱好者趋之若鹜。事实证明，布伦戴奇的6000件藏品如同磁铁，又吸引来了15000件藏品。
应该说，布伦戴奇收藏中的闪光点，是一件独一无二、迷倒万人的小臣艅犀尊，时代为公元前11世纪初的商代晚期。该犀牛尊高9英寸（约22.86厘米），脚趾奇数，皮肤起皱，尾巴短粗，两耳直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认为，有间接证据有力表明，1952年，布伦戴奇在纽约花了两万美元，从上海起家的古董商戴福保（戴润斋）手中，买下了那件模样讨喜的犀牛尊（参见彩色插图10）。据说，布伦戴奇曾坦言：“购买那尊犀牛，花了我买5辆凯迪拉克的钱。”（实际上，如许杰核实，20世纪50年代初，凯迪拉克最贵车型是“富庶之乡”，售价7750美元。因此，3辆凯迪拉克，似乎更加符合实际。）
犀牛皮糙肉厚，因其力量而闻名。目前，它在中国几近灭绝。无论从哪方面说，那件犀牛尊，都应成为布伦戴奇收藏中名副其实的标志藏品。检测表明，犀牛尊确为真品，器身铭文是典型的帝王用语，共有27个字，大意是：在丁巳那天（60日轮回的第54日），天子视察了夔庙，用夔庙的贝壳奖赏了小臣艅（一种官衔）。当时，天子从人方（商朝的敌人）那里返回，依照肜献祭周期，那是天子的第15次祭献[1]。
还有另一个不同版本说法：买主布伦戴奇与犀牛尊产生了共鸣。布伦戴奇认为，自己属于濒危物种。“当我撒手人寰时，”他曾经说过，“足够富有、足够聪明、脸皮够厚、能取代我地位的人，还在娘胎之中，奥林匹克运动也将陷入多事之秋。”此外，犀牛角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壮阳药，这种观念解释了它为何在中国惨遭猎杀，灭绝殆尽。1980年（布伦戴奇去世5年后），威廉·奥斯卡·约翰逊与加州、芝加哥、日内瓦、慕尼黑和莫斯科一组研究人员一起，在《体育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或许，如文章颇具讽刺意味地揭露的，布伦戴奇堪称掌管全世界后宫的好色之徒，那个称呼恰如其分。
1952年8月，在瑞士洛桑一场豪华晚宴上，“面具后面的男人布伦戴奇”闪亮登场。那是庆祝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他在国际奥委会已经“统治”了20年。当时，布伦戴奇发表的言论，与加尔文教徒的晚宴场合相得益彰：“我们生活的世界令人恶心，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已是病魔缠身。其原因只有一个，即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和良好的体育精神。我们必须站在奥林匹克理想主义的高度，开展奥林匹克运动。因为，如果我们允许它堕落到更肮脏的水平，它将必死无疑。”
新任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讲话，获得了满堂喝彩。随即，他在妻子伊丽莎白·邓拉普的身边就座。伊丽莎白是芝加哥某银行家的女儿，于1927年嫁给布伦戴奇。然而，就职典礼晚宴仅仅过去5天后，布伦戴奇的芬兰情妇、35岁的莉莲·德累斯顿，便生下了他们公认的儿子加里·托罗·德累斯顿，尽管他的出生证上并未标明父亲是谁。在此前一年也上演过相同的剧情。那时，布伦戴奇的第一个儿子艾弗里·格雷戈里·德累斯顿，在加州圣马特奥市出生。“实际上，布伦戴奇的一生漫长而非同寻常。他有两个私生子，这只是其令人惊诧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体育画报》的文章继续写道，“他的两个儿子不属于一时糊涂产生的无心插柳。结果表明，布伦戴奇是一位胡吃海塞的好色之徒。”
布伦戴奇身边的同事，或许还包括媒体，都对上述情况多有了解。然而，在那个时代，只要相关方能保住面子，不爆出任何伤风败俗的猛料，政治家和运动员的私生活均受“缄默法则”的保护。1971年，布伦戴奇长期患病的妻子伊丽莎白去世。随后，他的再婚变成了真正新闻。1973年，布伦戴奇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任职期满。他如君王一样旅行和奢侈享乐的津贴也随之而去。布伦戴奇的财务顾问和铁哥们儿弗雷德里克·吕吉格尔说：“那时，他极其害怕形影只单。”布伦戴奇找到了一位新同伴：德国皇室的后裔玛丽安·夏洛特·凯瑟琳·斯蒂芬妮·冯·勒斯。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他和那位风姿绰约的金发女郎成了朋友。1973年夏季，布伦戴奇与冯·勒斯公主喜结连理。他85岁，她36岁。一份婚前协议对两人各自的义务和利益进行了详细说明。那对新婚老牛嫩草，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轮换居住。他们跳舞，吵架，去远东航行，到德国的加米施-帕滕基兴市定居。它位于巴伐利亚州，是一处由两座姊妹城组合而成的度假胜地，也曾是1936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在那里，已患白内障的布伦戴奇，因流行性感冒住院治疗。1975年5月8日，布伦戴奇因心脏衰竭去世，遗体被空运至芝加哥下葬。布伦戴奇在遗嘱中，分别遗赠勒斯公主和吕吉格尔每人每月6000美元，给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0万美元，将价值150万美元的艺术收藏留给了旧金山市。布伦戴奇两个公认的私生子为此起诉后，通过秘密条款获得庭外解决，拿到了62000美元。两个私生子的母亲，则落得两手空空。
人的一生，怎会有如此自相矛盾的行为？布伦戴奇利用才智和计谋，在一处梦想之地，开拓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名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行家里手，并最终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受益。布伦戴奇曾邀请资深学者劳伦斯·史克曼担任自己藏品的研究员。史克曼曾对那批收藏的价值做过谨慎、认真审核的评价：“布伦戴奇收藏中的古代青铜器、陶瓷和玉器，属于最高等级……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由于不同寻常的历史环境，古代青铜礼器和其他种类文物，在市场上大量出现，布伦戴奇因此有机会构建如此重要级别的亚洲艺术收藏。”事实的确如此。
[1]铭文原文为：丁子（巳），王眚（省）夔□（京），王易（锡）小臣艅夔贝，隹（唯）王来正人（征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译者注
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蚂蚁和鸟类都有储藏的嗜好，犬类、各种啮齿类动物、某些螃蟹以及智人也不例外。这些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收藏冲动，喜好储存与生存无关的物品。研究表明，人类的此类冲动，或许具有遗传性，常常从幼年时便展露出收藏本能。莫里斯·雷姆斯曾是法国首屈一指的拍卖师、艺术理论家，他写道：“幼儿会紧紧抓住小玩意儿，洋娃娃和士兵玩偶。那些东西是他的玩具，是世上唯一为他提供安全感的有形物质。”雷姆斯继续写道，随着儿童鉴别力的增长，随着“学会辨别物体的品质，儿童的竞争精神也会与时俱进。这种天赋与日俱增，使他们得以首次与成年人相提并论”。人类的收藏本能，也会滋生反抗叛逆、兄弟交恶，产生终生难忘的恐怖回忆（在奥森·威尔斯导演的电影《公民凯恩》中，少年凯恩丢失“玫瑰花蕾”雪橇即属此类情况。该影片的原型人物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
收藏本能及其强迫症的根源是什么？至今未有全面分析和解释。收藏本能说来奇怪，又没那么不同寻常。作为文物收藏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收藏冲动，追溯到与训练孩子的如厕习惯有关的未解矛盾上。弗洛伊德的同事兼竞争对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强调了收藏冲动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在本书中，我们对亚瑟·赛克勒医生的收藏生涯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对反映其收藏本能的根源进行分析。亚瑟·赛克勒本人、两个兄弟莫蒂默与雷蒙德，都是精神病学家。此外，在搜寻中国艺术珍品时，亚瑟·赛克勒还与保罗·辛格搭帮结伙。辛格生于匈牙利，成长于维也纳，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同样属于自学成才的东方艺术鉴赏家。赛克勒与辛格的收藏，构成了赛克勒博物馆的核心藏品。该馆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弗利尔博物馆珠联璧合，引人注目；它们向两位有探索人类潜意识执业资格的人物，表达着自己的致敬。
事实上，赛克勒医生的生涯，为收藏本能确立了一种重要的附属变异形式。在研究、展示自己珍藏过程中，藏品所有者——自豪的赛克勒不仅能获得个人满足感，藏品本身的存在，还可作为获得低成本藏品保管设施的筹码。那些藏品有助于赛克勒扩展人脉，从而在与主要博物馆打交道时，得以协商获得具有追溯效力的减税待遇。最后，收藏家赛克勒灵活地向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捐资、捐赠，让家族的名字享誉全球。
赛克勒医生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功成名就。除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名垂千古，赛克勒还设立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拉维夫大学的赛克勒医学院、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赛克勒科学中心等。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有赛克勒亚洲艺术馆，还有赛克勒3兄弟共同资助修建，用于庇护“埃及丹铎神庙”的“赛克勒侧厅”，它体量巨大，四周有水池环绕。
尽管如此，赛克勒远非一位仅仅追逐名利的自我推销者。作为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的收藏热情确实超过了他的眼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顾问，1966年，他在写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翰教授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赛克勒的抱怨。方闻认为，赛克勒难以与人相处，在收藏方面野心太大，又没有足够时间开展研究。赛克勒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因此他更喜欢成批征集藏品。“我像生物学家那样收藏。”赛克勒曾经解释道，“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就必须建立足够庞大的数据库。如果只研究毕加索和亨利·摩尔那些人，就无法了解20世纪艺术。”
赛克勒不愧是赛克勒，他承认自己在学识方面不如其他收藏家，甚至于慷慨资助保罗·辛格的藏品征集活动。1957年，在一次拍卖会上，赛克勒与辛格初次见面。辛格是赛克勒的同行，也是精神病学家。但是在收藏方面，辛格谨小慎微，不会大刀阔斧批量买入。辛格属于自学成才的鉴赏家，他着重征集别人看不上眼的怪异小玩意儿。得手之后，辛格把它们藏于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拥挤的两居室公寓内。赛克勒资助辛格收藏的条件，是后者的珍藏，最终要落户以赛克勒名字命名的某家机构。1997年辛格逝世后，他价值6000万美元的6000多件藏品，如期移交给了赛克勒美术馆，使该馆当时的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新增的藏品中包含了大量考古文物。经过仔细鉴定，以及对那批藏品价值和稀有度的认定，证明了辛格的判断力。辛格为什么收藏？他本人曾向李·罗森鲍姆解释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激动。”罗森鲍姆是《艺术收藏指南大全》的作者。事实上，作为精神病学家的辛格向罗森鲍姆吐露了心声。辛格认为，收藏是“一种非常色情的行为，与做爱类似……任何称职的古董商都知道，收藏家在观赏藏品时，不该受到任何打扰。那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时刻”。
除了争取到辛格遗赠的藏品，赛克勒还收获了另外一项成就，从自己的捐赠活动中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尽管不那么显而易见。高居翰曾讽刺挖苦地指出：几十年来，“赛克勒善于用藏品和金钱捉弄人，尽人皆知。他先是吊起各大机构的胃口，之后再把捐赠施舍他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的库房里出现过一块‘赛克勒飞地’，由赛克勒任用的研究员管理，未经那位女研究员同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本馆研究员不能越雷池一步。在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历史上，那种情况前所未闻。到了最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鸡飞蛋打两手空”。
对此，似乎有两点相关解释：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不缺少适宜展出的藏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首批资助的艺术博物馆，自1923年开馆以来，弗利尔美术馆一直难以为继，原因是该馆捐赠者的条件过于苛刻：它不能出借藏品，也不能借馆外藏品来馆展出。实际上，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郝维辛小姐那栋老宅一样，弗利尔美术馆自身，已被时间冻结了。“如果没有赛克勒先生决定性的再次捐赠，”精明的记者苏伦·梅丽仙评论道，“华盛顿国家广场与赛克勒博物馆相邻的弗利尔美术馆（为遵守建筑高度限制，该馆建于地下），或已成为一家死水一滩的学术机构。”那种情况并未出现。2002年12月，在华盛顿举办了纪念赛克勒博物馆成立25周年的盛会，由赛克勒的遗孀、出生于英国的吉莉安·赛克勒女爵主持。对于赛克勒博物馆与弗利尔美术馆不同寻常的机构“联姻”，时任馆长朱利安·拉比做过如下评论：“它们是两栋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建筑。一个堪称宁静殿堂；而赛克勒博物馆，则需要更具活力，更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我想要的是反差，反对千篇一律的风格。”纪念活动筹集了100万美元。用梅丽仙的话说，那对双胞胎博物馆，有待成为“西方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而亚洲艺术已融入（一种）活生生的文化”。
上述一切，均指向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赛克勒医生如何获得征集藏品所需的财富？他为何转而收藏难以捉摸的中国艺术？有何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公平合理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新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和个人健康保险，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美国的卫生保健支出急剧增长。赛克勒与弟弟莫蒂默和雷蒙德一样，都对那种状况推波助澜，并从中大受其益。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卫生保健总额方面，美国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药已被视为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有效药物。作为医药工业投资者，赛克勒兄弟三人，成了医药行业总体上涨和二次增长中的弄潮儿。对赛克勒来说，他的战斗精神，也助推了自家弟兄的崛起。
赛克勒三兄弟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们的父亲艾萨克从当今乌克兰移居美国，开办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苏菲出生于波兰。赛克勒在一家医药广告代理公司打工，自筹学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学医。后来，赛克勒成了那家公司的所有者。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步兄长后尘，踏上了医学道路。
当时，经过多年医药生意实践，赛克勒练就了讨价还价和推销的能力。他出版期刊，资助学术研究。1952年，赛克勒三兄弟同时任职于克里德莫尔州立精神病医院，他们共同收购控制了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那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厂，位于格林威治村。后来，该制药厂变成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泻药（番泻叶）、滴耳剂（耵聍软化剂）、防腐剂（必妥碘）等。赛克勒去世后，该公司还生产奥施康定，一种备受争议的麻醉止痛药。作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开创性人物，赛克勒医生获得了广泛肯定。他与兄弟和其他人合作，共同发表了140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身体机能如何影响精神疾病。1987年，《纽约时报》资深艺术评论员格蕾丝·格卢克，在该报刊登了赛克勒的讣告，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此外，她还写道：“赛克勒首先使用超声波进行医学诊断，在他开展的其他开拓性活动中，包括确定组织胺属于一种激素，呼吁人们关注受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对当今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
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
州检察长办公室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密协定予以斥责，却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该馆的领导们如释重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应对赛克勒。赛克勒用毒舌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指责，对昂贵的赛克勒展厅被曝光和利用耿耿于怀。此外，他还有其他愤愤不平之事。迈克尔·格罗斯写过一本专著《无赖博物馆》（2009年出版），讲述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关的异闻趣事。格罗斯在书中对赛克勒的满腹牢骚娓娓道来。据他记述，赛克勒把一箩筐牢骚抛向霍文馆长，认为时任博物馆法律顾问的阿什顿·霍金斯，曾阻挠他进入博物馆董事会。而且，“博物馆在‘神圣’的丹铎神庙举办派对，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称在那里为时装设计师华伦天奴举办私人晚宴‘令人厌恶’。赛克勒还认为，一本时尚杂志刊登蒙特伯勒馆长的照片，也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玷污”。
1982年，亚瑟·赛克勒宣布，他将把自己收藏的精品和400万美元，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交换，同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造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如前所述，美国国民最终从中获益。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首选参观目的地（免收门票）。
支配赛克勒医生的是什么？有关收藏，法国“警句家”拉布吕耶尔有如此说法：“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收藏通常是如此强烈，除了琐碎的收藏目的，它丝毫不逊于爱情和人生抱负。”或者，如英国鉴赏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补充：“问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收藏，如同问他们为什么坠入爱河。收藏的原因都是不理智的，动机都是乱如麻的。”最终，无论令灵魂出窍的收藏行为的源头多么难以捉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遍布它们的结晶。至于在道德上，哪些人、哪些机构更有道义占有那些收藏，将是我们在后记中探讨的话题。
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至此，我们该如何归纳总结？在古老中国与新兴美国之间，开展有效文化交流的现实前景如何？或许，我们应该把那两个形容词互换，将两国称为新兴中国与古老美国。因为，北京已不失时机、灵巧地迈入市场经济。然而，美国的现任总统，似乎正变得步履蹒跚。年迈的法学家，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前辈、惯例和神圣文件（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不朽人物在费城秘密完成）崇拜有加的美国参议院等，都在给美国总统下绊儿。（至少在北京看来，美国的政治有可能像是被绑住手脚的巨人格列佛。）
同样，对中美艺术世界异常现象的解读，由于太平洋两岸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壁垒不仅在于物质。当绝大多数障碍属于思想问题时，它们同样难以对付。东西方在艺术品价值方面的分歧，有其审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源。上述四个层面，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也一直以此为依据开展各自的活动。第一，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涉及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传统和相关标准。第二，双方的艺术市场经营，以及收藏家们的实际操作相互冲突。第三，有关文物返还、对拥有丰富文物遗址进行保护等，双方深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差异。第四，双方对艺术博物馆作用的解读不同。无论用古老、新兴，或其他任何词汇描述，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包括拨开困扰两国的未知迷雾，将艺术博物馆视为导师、保管者、裁决者等等。
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确实在长城上打开了崭新的希望之门。当今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同太平洋上变化多端的气流和洋流。那扇全新的希望之门，尤其令人期待。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属于古代道教阴阳二元论的典型例证：扩张即收缩，清澈即浑浊；一些人眼中的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成了不同凡响。旨在保护古代遗址的具体措施，在其他人看来，变成了怂恿应被消灭的盗墓活动。中国艺术市场耀眼如同流星，它的崛起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研究，它那看似硬邦邦的统计数据，也开始显得摇摆不定。而且，那种两极化现象常常充满活力，相互发生作用。它们不仅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在穿越有争议地带时，还会发挥突破作用。以上述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为例：东西方文明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然而，双方都认为那种差异理所当然。
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他才华横溢，做事痛快利落。1979年2月，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东亚艺术权威人士高居翰教授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借以展开下面的叙述。当时，艾尔索普正在撰写重要著作《珍贵的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其有关现象史》（1982年出版）。针对该书有关中国章节，艾尔索普去信征求高居翰的意见。“亲爱的吉姆，”他开始写道，“……实际上，与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我更加忧虑其中的中国章节。”他解释道：
我研究、阅读中国艺术，断断续续搞了四十五年。首先，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休闲方式，难以搞好中国艺术研究。其次，在我看来，中国艺术的基本问题，似乎才刚开始得到整理解决。意味着我只有通过最艰辛的工作，才能应对中国艺术极其艰难的问题……如有可能，我应该完全放弃书中现有的中国章节。但是恐怕真的没有拿掉与中国有关内容的可能。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以艺术收藏为开端，人们已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复杂行为体系，许多行为几乎总在自发产生。在各不相同、互不连贯的艺术传统小集团中，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块头。
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艾尔索普时代与我们所处当代之间，有一个重要而受人欢迎的不同之处。当年，艾尔索普向高居翰征求意见，只能通过寄信。如今，无所顾忌的艺术探索者，可以登录高居翰的博客，浏览那位学者有关中国绘画的27次系列讲演。高居翰通过“纯粹、远距离观察”和精选照片，向人们解释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见所闻，包括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展示的珍藏。高居翰的叙述，总显得有滋有味，充满诙谐，有时甚至有些东拉西扯，唠唠叨叨。高居翰曾多次访华，总是再三提及他首次访华的经历。1973年，他作为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开展了破冰之旅。
高居翰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在日本担任军事翻译时，他对亚洲艺术产生了痴迷。在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修东方语言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日本学习。后来，他到弗利尔博物馆工作。1960年，高居翰编写了里程碑式的中国书画卷，由意大利“斯基拉”（Skira）出版社出版。在哈佛大学，他开办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题目是《引人注目的形象：17世纪中国绘画的性质与风格》）。2010年，为奖励高居翰的一生奉献，史密森尼学会向其颁布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
2014年，高居翰去世，享年84岁。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是卧床不起，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系列讲座。高居翰解释道，此举旨在“把我心中储藏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想法，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保存的沟通形式。其他在世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那些东西”。而且，高居翰遗留下的讲座，可以通过数据目录一键进入，令人难忘。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可轻而易举大量接触此类信息的情形。此类例子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的如何理解中国卷轴画的视频讲座；2012年，弗里克美术馆举办的“龙与菊花：中国、日本艺术收藏”研讨会；2011年，学者、古董商詹姆斯·拉莱的讲座《中国瓷器大收藏家：美国人摩根与弗利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何伟亚的《遗址的来世》（一个有关圆明园遭受毁灭的讲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有相同主题慷慨激昂的剧作《圆明园之死》，等等。
然而，对收藏家而言，除了对其藏品有更多了解带来的心满意足，也有许多物质收益。好的艺术品，越发成为一种高雅投资。如果将其捐赠给博物馆，还有可能享受到免税优惠待遇。尽管如此，提及审美，中国艺术市场仍显得模棱两可，隐患重重。下面，我们将把话题转向中国艺术市场。
奥德丽·王（Audrey Wang）写过《中国文物：艺术市场导论》（2012年出版）一书，对商业迷宫般的中国艺术市场进行了极好的概述。她是一位艺术顾问，长期居住新加坡，曾在香港从事过八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据王女士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全盛期。那时，“大量中国文物，宫廷、民间以及考古文物，潮水般地涌入艺术市场”。从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再到他1976年逝世（当时，拥有、继承和交换文物均属非法），中国的艺术市场一蹶不振。在那几十年里，伦敦和纽约统治了国际艺术市场。
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崛起，上述所有情况都开始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陶瓷、艺术品，开始现身香港荷里活道的时髦古董店。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带领下，“宫廷”标签很快变成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法宝。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拍卖企业在北京、上海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焕然一新，茁壮成长。其中包括中国嘉德（目前中国大陆最广受尊敬的拍卖公司）、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拍卖企业）。跑道已经准备就绪，中国在新世纪就要腾飞。王女士总结道：“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物商店或拍卖行的买家，主要是外国人或来自香港的古董商、收藏家。2000年标志着中国收藏家、博物馆真正开始征购艺术品。而中国文物，也开始回流祖国。目前，来自中国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艺术拍卖会上的统治力量。”同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品，也已成为全球市场令人期待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收藏家、古董商数量成倍增加，竞买人在艺术品方面的投入也水涨船高。买家之一是总部位于伦敦的“美术基金”。2009年，该基金的报告称，它出售财产的平均回报率是34%。最近，它又设立了中国艺术品投资组合基金，根据基金经理对其资产评估，该基金获得了13%的收益。如王女士记述，目前，类似基金在中国层出不穷，其中包括西陵集团、中国民生银行、诺亚财富管理公司、泰瑞艺术基金、上海天物馆艺术基金等。关于中国艺术作为长期投资的功与过，王女士引用了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经历，那是所能找到的主要艺术基金的唯一案例。1974年，该基金指定用4000万英镑（3%的股份）购买艺术品。“该基金持有那些藏品几乎长达二十年。”她写道，“1989年，该基金卖掉了所持有的中国文物，创下了一个销售纪录，包括一尊唐代陶马，以374万英镑卖给了一位日本古董商。此例虽然有明显的例外性，但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特别是中国艺术品，从长远看确实能够挣钱，但是短期行为未必如此。”
然而，有一句世界通晓的拉丁语老话：caveat emptor。翻译成汉语，便是“买者自慎”。目前火爆拍卖会的竞买号牌上，应谨慎地贴上那句套话。打个比方，你着迷于一件清代珐琅彩瓷瓶，据说它独一无二，有官窑款，估价为10万至15万美元。但是，它是真品吗？是被盗文物吗？有合法身份吗？它引发的激烈竞标，是否属于拍卖行私下安排的自吹自擂？在拍卖行业内部，那种做法被称为“假拍”。
因此，2014年4月，当一件明代瓷器拍出创纪录的3630万美元时，真是让人大吃一惊。那件瓷器在香港拍卖，被描述为“鸡缸杯”。如《华尔街日报》报道：“长期以来，鸡缸杯一直深受中国富人的喜爱。中国的古典文献，对那种小型瓷器有过记载，称贵族和帝王为得到一个鸡缸杯，不惜一掷千金。”香港拍卖的鸡缸杯，为一个瑞士家族拥有，是已知现存19件鸡缸杯中的一件。据说，除了4件在外国人手中，其他所有鸡缸杯都被博物馆收藏。那么，究竟是什么，把鸡缸杯的价格捧上了天？
鸡缸杯的买家，是中国理财家刘益谦。2013年，他的资产估计为9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人士排名中位列第200位。刘益谦从未上过大学。起初，他在上海打工，属于白手起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他不但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收藏家，目前还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门票9美元）展示自己的珍藏。“我没有某个专门的领域，”他对《纽约时报》的戴维·巴尔博扎和乔娜·凯赛尔说：“只要是中国的东西，我都收藏。”然而，刘益谦的热情，在高价购买鸡缸杯时，却在无意间引发了一场暴风雨。刘益谦用运通百夫长卡为鸡缸杯付款，刷了24次（因此赢得了4.22亿积分）。拿到鸡缸杯后，他把那件小瓷器用来品茶。刘益谦此举的形象传遍互联网，招来了劈头盖脸的愤怒炮火，指责他亵渎了一件国宝，表明他还是一个乡下人。“就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刘益谦为自己辩护说，“乾隆皇帝用过它。现在，我也用过了它。”
欢迎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从另一方面说，它如同一场化装舞会。人们知道它，却对它的来历和跳舞者一无所知。中国艺术市场如此复杂，如此妙趣横生，以至于2013年，《纽约时报》派出明星记者团队，包括本书前面引用过的两人（均常驻中国），研究写出了3篇系列文章，题为《竞拍文化》。文章汇集了大量主要新闻报道、专业图表、录像和数据分析，描述了一个不久前没有真正艺术市场，并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禁区的国家，如何赢得了世界声誉。2003年至2012年，中国国内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收益飙升了9倍。2012年，艺术品拍卖额达到了89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的81亿美元（尽管2012年以后，中国的前述拍卖收益经历了下调）。中国大陆不仅出现了350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收藏也成了一种社会时尚。2013年，电视上出现了20个“真人秀”节目，“提供收藏建议和文物鉴定。午夜电视导购节目，则极力推销知名大师学生的创作作品，信誓旦旦地称以2500美元购入，转手便可大赚一把。广告宣称，今天购买的观众，能立刻获得10万美元的收益”。
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报告，由于对中国股市不信任，以及中国大陆房地产增长减速，艺术品已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储备货币。从更阴暗的一面讲，有人把博物馆被盗以及被盗掘文物的非法贸易现状，归罪于艺术市场。同时，艺术品市场，还使中国悠久的送礼文化产生了新的扭曲。当地狡猾企业家，似乎找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来“洗掉”贿赂的罪名。消息灵通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对此运作方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描述：“那种做法远比火箭科技简单。某位商人向某位官员送一幅画，他的亲戚送去拍卖。商人高价买回那幅画，官员把现金收入囊中。与交付整箱贿金相比，此举几乎不留任何行贿证据。”如此，拍卖企业作为洗钱工具成倍增长。
如美国镀金时代一样，相互竞争的暴发户们，也与反复无常的竞价脱不了干系。2012年，常驻巴黎的市场分析师苏伦·梅丽仙写道：“使中国新贵为之疯狂的两个准则，恰巧是宫廷收藏和流传有序。新贵更喜欢购买具有宫廷光环的东西，购买那些具有20世纪伟大收藏标签的东西，那样更显得光彩夺目。更重要的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瓷器，具有色彩亮丽的装饰，使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之倾倒。”
然而，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断定，那种表面上对文化事物的尊敬，已成为造假者的意外收获：“中国的艺术家都有过临摹中国古代大师的训练。他们按照惯例，制作绘画和其他文物的高质量复制品，比如瓷器、玉器……对于四处蔓延的造假，很难找到比中国更易于繁殖的温床了。”中国一直具有尊重复制的传统。通常，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复制各类古典艺术代表作。同时，盗用商标制品、盗版电影、书籍等活动，也一直屡禁不止。王雁南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中国大陆最有道德原则的主要拍卖公司。王雁南说：“造假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首要的问题是东西是不是赝品。”
在此，我们再聊一聊其他话题。2012年，参加伦敦亚洲周研讨会期间，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观看那里的明星展品：珀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被认为是西方同类藏品中的顶级。那批收藏共有1700件，曾长期藏于爵士本人位于布鲁姆伯利区的大楼。2009年，它们在大英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中重新展出。那些瓷器确实属于无瑕的标本，熠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一群群的年轻中国观众。他们许多人用智能手机拍摄其中的精品。返回研讨会后，我们向一位朋友提及那种值得赞美的艺术兴趣。“那当然了，”朋友刚从苏富比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退休，她笑着说，“回国后，他们会把照片送给密友，那些人会制作复制品，供应中国本土喧闹非凡的艺术市场。”大卫德爵士曾继承了从中国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他本人也最精于讨价还价。我们想象，假如大卫德爵士在天有灵，他会露出一脸宽容的微笑。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可销售的拍卖标的，不仅极有可能有假，即便是竞拍落槌价，也常常属于华而不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曾发布过2010年至2012年中国大陆拍卖市场研究，断言在成交价超过150万美元的艺术品拍卖中（占据了市场主要的份额），约有一半交易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买家未能付款。然而，那些未完成交易额，仍照例加入了公布的销售总额，促成了中国拍卖收入的虚高（2012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总额高歌猛进，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有时候，赖账者只是缺少资金。其他时候，竞拍人实际上是某位收藏家的代理。那位收藏家不是拒绝接受成交价，就是拒绝出售拍品。也有其他例子，把拒绝付款当成一种抗议形式（尤其对中国大陆之外举办的拍卖），拒绝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某件宫廷珍宝属于遭受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据中国媒体披露，中国已开始在此领域实施明显的改革。比如，要求高端竞拍人支付竞拍抵押金，放宽几十年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参与文物拍卖经营的限制。2012年，苏富比拍卖行成了开路先锋，与中国一家国营拍卖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佳士得拍卖行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大陆独立经营的国际拍卖公司。中国的官员和拍卖协会，均努力强推解除对外国拍卖企业的限制，希望通过此举，使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广泛接受国际最佳拍卖做法。同时，苏富比拍卖行负责亚洲地区业务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发布的销售总额，会与该企业提交的可以查到的纳税额相对照。利用税收，为虚报拍卖成交额的动力釜底抽薪。因此，中国大陆拥有可靠的拍卖销售结算额，似乎是前景可期。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说明了拍卖业的易挥发性质。对于非专业旁观者而言，竞拍似乎是自发透明的。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系统的运作多发生在后台。实际上，一场主要的拍卖会，其运作均需要精心谋划，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拍卖估价。参与拍卖的绝大多数主要演员，都知己知彼。即便如此，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季一样，总有可能给人惊喜。中国大陆艺术市场出现的新扭曲，似乎正是如此。不断演变的艺术品市场，已引发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话题，即市场与被掠夺古代遗址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流行语概括，那种争议就是“额尔金主义”，意指“文化掠夺”。
让我们回望1801年的高门，那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门户。当时，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刚刚抵达高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而英国刚把法国入侵者赶出埃及。因此，额尔金伯爵大使所处的形势极其有利。不久前，他享受了焰火表演的礼遇，并受赠奥斯曼帝国苏丹缠头巾上的白鹭冠毛。额尔金大使向苏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他可否得到“敕令”（许可），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正濒临坍塌。额尔金伯爵如愿以偿。他的队伍规模庞大，包括之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招募的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拆卸帕特农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他们从神庙的横饰带上，总共凿下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伯爵把那些石雕与其他文物合并，自费运至英国，用以装饰他打算在苏格兰建造的新宅邸。然而，迫于自身压力和缠身的疾病，1815年，额尔金伯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那些大理石雕刻卖给了英国政府。
此举成为一个无休无止世界性争论的根源。争论的焦点在于古代文物保护及其合法所有权问题。额尔金伯爵的行为是保护还是抢劫？持后一种观点的有英国诗人拜伦，他曾大张旗鼓地代表当时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向额尔金表达了抗议。1809年，拜伦亲自察看了遭受破坏的雅典卫城，在其一系列诗歌，特别是《密涅瓦女神的诅咒》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拜伦在下面的诗句中，尖锐地指出了发掘的道德问题（虽然拜伦的母亲是苏格兰人）：
朱庇特的女儿啊！我以英国受玷污的名声断言：
真正的英国人，不会犯下如此罪过。
雅典啊！请不要厌恶英格兰，
那厮与英国无关。
是的，那位掠夺者，
确实来自苏格兰！
拜伦以诗歌当武器，简直成了一位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他的同伴、浪漫诗人雪莱，认为那正是诗人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人类立法的问题，在伍德豪斯的历史著作《亲希腊者》（1969年出版）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关证据。伍德豪斯写道，在拜伦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想过“额尔金伯爵拆移大理石雕刻，可被视为剥夺希腊人历史遗产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想过，希腊人对那种行为没有任何发言权，是否有些奇怪”。
从拜伦开始，反对将文化珍宝连根拔起，成为民族主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最经久耐用、最具广泛影响的政治信念。今天，额尔金主义已成为一个缩写，成为因外国人掠夺文物引发的所有火山爆发的代表；无论那种掠夺行为属于事实还是传言。然而，在谴责冒犯者方面，现实似乎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景象。在冒犯者眼里，那些争议中的文物，并未在原属地得到保护或欣赏；而有关法律条文，又常常支持那种冒犯的迁移行为。因此，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认为额尔金伯爵获得了批准。无论如何，在希腊激烈动荡的时代，雅典卫城被迁移的神圣文物得到了保护，安然无恙；并免遭雅典一个世纪的污染腐蚀。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
蓝理捷对于打听和销售活动十分积极。他水到渠成地当选苏富比拍卖行北美地区的总经理，在那个位置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之后，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古董店蓝理捷东方艺术公司。蓝理捷本人一副学究模样，喜欢善意搞笑，成了高端研讨会的熟面孔。那些研讨活动均与莫衷一是、复杂的中国艺术品贸易有关。2013年4月，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表明目前他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权衡是否续签一份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1月，在布什政府移交权力的前几天，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那份文件。
备忘录条款规定：中国改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教育，延长出借文物展览的期限，促进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教育交流。美国将视从中国进口任何考古文物非法，范围涵盖自旧石器时期至唐代，未经官方批准，禁止进口超过250年历史的任何中国雕塑和墙壁艺术。该备忘录与美国同其他13个文物丰富国家签署的备忘录相似，延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禁止非法交易文化财产的《1970年公约》精神（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的要求下，美国加入了该公约）。
在提交上述顾问委员会的声明中，蓝理捷强调：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很值得尊敬”。但是，美国海关的限制，“肯定不会对中国有明显影响。因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中国艺术品中，美国购买的份额很小”。他从3家国际拍卖行拿到了相关统计数字（保证不透露买家身份），进一步详述道：“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买家，同样支配了中国之外的市场。2012年，邦瀚斯、佳士得、苏富比3家国际领先拍卖行的销售统计显示，中国买家掏出的美元，占据了它们销售额的70%。”
以英国视角看，那种拍卖价格的突然转向，也算挺有意思。因为，历史上的英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们，曾大量出口中国文物。其中最大的战利品，是1860年破坏圆明园时掠获的东西。2011年，在伦敦一场拍卖会上，一位匿名中国买家以49万英镑（约764694美元），竞拍买下了一个小金盒子，上面刻着“从圆明园掠夺”及其捕获者詹姆斯·加纳的签字。加纳曾是英国“国王骑兵卫队”的队长。他的后人把那个金盒子拿出来拍卖。很快，为搜寻类似纪念品，英国各地的阁楼、酒窖和车库，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引发了英国《每日邮报》的一连串报道。那份报纸属于英国中产阶级在伦敦新闻界选定的喉舌。有关报道的题目均十分博人眼球，如《我们的瓷罐超凡惊世！别以为你餐具柜中的中国瓷器一文不值》，以及《中国瓷瓶的咒语》（指一件明代长颈瓶以228000英镑售出，引发了卖家家人之间相互交恶、对簿公堂）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明确要求西方主要博物馆返还文物，特别是返还那些据称属于被掠夺的艺术品。有时，中国政府也要求拍卖行撤掉源于中国古代宫廷的拍卖文物。中国政府通过代理机构，已把阻止拍卖变成了一场文化竞赛，依靠购买助推艺术品回流。对于成功拍下“宫廷”文物，之后将其捐赠给国家的富裕中国收藏家，中国政府予以奖励。对于公众的相关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或制止的不同措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惹恼北京后，就出现过那种情形。2013年12月，在访问亚洲期间，卡梅伦曾顺访中国，因英国的历史行为，遭受了不少数落。
卡梅伦抵达北京时，善意地开通了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据说，几天之内，他就被25万条微博留言淹没。其中的话题翻来覆去，均与圆明园有关：“你准备何时赔偿我们的圆明园？”卡梅伦访华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西部的成都。一位提问者追问卡梅伦，称他想知道英国何时，以及是否会把23000件文物归还中国。据说，那些文物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属于非法掠夺文物。据《每日邮报》报道，中国街道上传递的消息也是：“还我珍宝！”
总而言之，中国收复文物的活动，已成为本世纪最古怪、最不可预期、最昂贵的文化战争。它的战线各不相同，涵盖了穷街僻巷的古董店、大学教室和高端拍卖行。在那场文化战争中，有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包括比利时古董商、保利集团。
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首次出现在头版新闻。那时，苏富比和佳士得在香港举办拍卖会，该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3个青铜兽首。它们曾是圆明园12生肖大水法的装饰物。艺术界的观察家对此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得知，在成为文化战场交战者之前，作为拍卖界新军，国企保利集团还经营房地产。1998年，保利集团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博物馆。目前，那些青铜兽首，就在该馆经过大规模扩建的展厅里展出。与保利博物馆一样，保利集团的投资组合，也在稳步扩张，涉及运动汽车、电影剧院和电视节目制作等。该集团最耀眼的部门，是随后获得新生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从规模上讲，该拍卖公司已成为世界艺术品拍卖领域的季军。2013年，它的拍卖总收入达到了3.31亿美元。
2014年2月，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管理者宣布准备在香港股市上市。如《华尔街日报》详述：“该拍卖行属于国有企业，它首次公开募股的散户认购额，只占其上市证券总额的10%，却被以606倍的价格超额认购。”在市场上首次亮相，保利股票便跳涨了29%。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宣布即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迎春接着说：“在中国大陆艺术拍卖市场，我们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成为全世界最大拍卖行，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4年3月，即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不到两周，仿佛为了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势头，纽约的年度亚洲艺术周创下了两亿美元的销售纪录（比前一年多出了2500万美元）。亚洲艺术周活动搞了9天，47家艺术画廊、众多拍卖行、博物馆参与其中，吸引了大约600位亚洲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拉里·加戈西安的时髦画廊位于麦迪逊大街，在那里举办的展览，成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活动。该展由比利时古董商、公认的古董界“女皇”吉赛尔女士组织举办，题目是《古物与记忆》，展品包括了大量中国青铜器、石雕像和精挑细选的陶瓷，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来，“女皇”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出展人。2002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她的展览同样“令人震惊”。据苏伦·梅丽仙评价：其中“展品的体量惊人，件件如同抽你一个大嘴巴”。
吉赛尔女士是一位买卖人。她的经历与其展品一样妙趣横生。1962年，她曾是比利时的激进分子，刚获得有关17世纪文学专业的学位。作为朝圣者，她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回忆道：“我和丈夫来到了北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300名‘毛派’理想主义者居住在和平宾馆。”作为外国人，她被限制在方圆4英里（约6.44公里）范围内活动。因此，在三年时间里，她骑自行车逛遍了北京东倒西歪的附近街区，发现可以花小钱买到珍贵文物。与中国艺术的邂逅，“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中国的宣传部门对她掌握多种语言的天赋印象深刻。于是，吉赛尔变成了“北京广播的金嗓子”。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促使吉赛尔幡然醒悟。此后，她沉溺于艺术史研究，一度成为史密森尼学会的访问学者。在寻找重要中国文物方面，她开始与保利集团决斗。多年以来，吉赛尔坐镇布鲁塞尔，专门结交西方重要收藏家（及其后裔），经常比其竞争对手抢先一步。用她的话讲：“保利有钱有势，无所不知。你必须不断回头张望。拍卖是一个极度令人嫉妒的生意。我能发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我认识他们不认识的人。”
吉赛尔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她的个性。早年，她吸引了伦敦拍卖界“鹰眼”观察家杰拉尔丁·诺曼的关注。1996年，诺曼曾如此描述过吉赛尔：“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极具个性，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目前，吉赛尔已年过花甲，仍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斗士，在探寻青铜塑像方面尤为如此。“拥有伟大青铜塑像，是中国最高权力的传统象征。”2005年，吉赛尔对某位记者说，“保利从世界各地征购伟大艺术品，原因正在于此。那会增强它在国内的权势。”
2014年，仿佛是印证吉赛尔的先见之明，保利集团宣布将花费多达10亿美元，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品。当时，底特律市面临破产，正在寻找180亿美元还债。该市将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各种珍藏，视为一种潜在资金来源。撰写本书时，一些基金会已向底特律市提供了所需款项。但是，本书作者还是毫不吃惊地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红色中国购买破产汽车城的艺术珍宝》。
随着所有上述事情的发生，2014年1月13日，一份重要外交协议在低调中完成。华盛顿和北京宣布，将双方2009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续签五年，继续禁止美国进口中国古代文物。此举源于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考古学家和反贸易风的律师把持了那个工作小组（在谅解备忘录的批评者看来）。说到对签署协议持不同意见的人，凯特·菲茨吉本属于他们的代表。她是律师，写过6本有关亚洲艺术的著作。她反对那个协议，认为它是基于一个乐观前提：即此类禁止进口有效，以及文物出口国会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中国不具备那些条件。”她争辩道：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限制进口对中国国内文化损失，或过去5年改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丁点儿影响。中国能够针对本国公民实施严格的法律。然而，它在严厉惩罚盗墓喽啰的同时，又鼓励精英经营国内交易。中国相关部委继续严控并经常严格审查出境展览，要求支付高额展费。禁止进口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公民和机构不能进口或收藏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自由交易的文物。
尽管如此，2009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中美两国在以下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一，中国文化旅游；其二，中国大陆艺术博物馆建设；其三，中美双方旨在促进特别展览和提升双方专业技能的交流。总而言之，那些相互关联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变长期的游戏规则，人们有理由预期，中美两国将迎来双方开展有效合作的新时代（或许未必如此，我们在此谨慎地两面下注）。
2012年12月，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中央美院和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支持下，中美两国20多家主要博物馆的馆长，在纽约参加了亚洲协会的论坛，共同讨论大家的明天，为未来增添了希望。论坛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根据美国商务部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赴美旅游者的数量增长了53%；2012年至2016年，来自中国的游客预计增长273%；中国成为赴美旅游的最重要贡献者。如馆长们所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全球观众中，中国游客已成为增速最快的板块，已接近法国游客的数量。”（报告补充道：与美国利益互补的是，“美国学校的第二外语教育呈下降趋势，唯有中文逆流而上”。）
与此类似的现象，还表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和扩建上，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1949年，中国仅有49座博物馆，许多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然而，随着党的路线改变，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至2015年，中国博物馆建设数量达到3500座。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思想和灵魂”，也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实际上，中国在三年之内，已实现了五年规划的目标。2012年这一年，中国新增了450座博物馆，使博物馆的总数达到了3867座（据美国博物馆联盟统计，与中国相比，美国目前有17500座各类博物馆）。
在过去20 年里，中国建造了数千座博物馆，由斯蒂文·霍尔及其助手们设计建造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属于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主义雾与水的视觉效果。摄影：刘钢
据《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12月报道，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结果，成为“一种大兴土木的建设，已偏离了博物馆本身”。一些新博物馆的建设，正跻身于房地产开发行列。另外一些，则是私人运作的美术馆，有的为传统目的建造，有的追求大胆的现代主义。前者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如龙美术馆。两者都位于上海，在此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龙美术馆的创建者，是富裕的收藏家刘益谦及其夫人。上海当代美术馆，属于上海市首家当代艺术公共博物馆。显然，中国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与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紧密相关，反映出中国各城市为提升自身特质展开的激烈竞争。
然而，中国博物馆面临着一个问题：当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年观众达到1300万和800万人次（原文提供数据如此），且在不断上升。许多博物馆（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则属于既缺少藏品，又门可罗雀，同时也缺乏合格的博物馆研究员、设计者和展览图录。那么，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很久以前，传奇艺术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曾将自己崛起的原因，归功于一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观察：欧洲有许多艺术品，美国有许多金钱。经过了几十年，部分由于杜维恩的努力，美国博物馆拥有的藏品，比其管理者能够或希望展出的藏品更多。用亚洲协会论坛报告的话讲，美国的博物馆，“拥有大量新博物馆真正急需的东西：许多规模巨大的藏品由于缺少展览场地，被束之高阁；它们还缺少学术、藏品研究和科学知识。美国的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开展目前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培训活动”。
那种想法符合实际吗？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吃惊。在此，有必要对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动机进行评估。其中，意识形态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一座国有博物馆对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忽略不计。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复杂、充满魅力的中国艺术界，一个不可或缺的现象，是新一代艺术家倔强地向官方限制施压。无论在国内工作，还是移居海外，那些前卫艺术家也从传统艺术市场的繁荣中获益。芭芭拉·波拉克是一位艺术评论者，她对中国艺术的崛起，进行了详细记录。在《狂野的东方》（2010年出版）一书中，她承认自己在上大学时，对所有中国艺术基本一无所知。“在我的课程中，几乎没有提及中国艺术。有关解释也只是说，中华文明上限与古希腊文明并驾齐驱，下限止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然而，波拉克若有所思地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怎能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走下飞机，步入那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艺术中心？我怎能知道，中国会使美术馆、博物馆和众多艺术家，乐意、愿意并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我怎能知道，那个与我大学时代毫不相干的巨大中国，会成为我的常规目的地？”波拉克对日益增长的新生代给予支持，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馆研究员以及普通公民。目前，西方不仅认识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如艾未未、张晓刚之类的重要艺术家。
而且，我们和其他人可以证明，属于新生代的那些人，经常勇于直言不讳。因此，2009年，当一个中国文化专家代表团抵达纽约，将其作为调查美国博物馆中被掠夺艺术珍品之旅首站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真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该代表团首先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亚洲艺术展厅，代表团成员提出了有关战利品的尖锐问题（所有那些活动，都被录影留与后人）。然而，如记者报道，代表团并未获得任何令人狂喜的时刻，双方的紧张状态逐渐减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主任屈志仁评论道：“那种情况毕竟不算太糟糕。”杜克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刘康说：“中国如同青少年，他摄取了过多的类固醇，突然变得人高马大，却发现很难协调自己的身体。在西方看来，中国像是一个巨人。”正是一代人的转变，使长城上打开了一扇最具希望之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统治精英们，看到了软实力带来的切实好处。那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们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前面详述）。1988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先生首创了“软实力”一词，意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报酬，达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美国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流行艺术和现代舞蹈等，美化了自身在海外的外交利益（20世纪50年代，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娴熟地做了同样的事情）。芭芭拉·波拉克明白无误地获悉，共产党的主要官员，对美国的做法印象深刻。
关于美国国务院同意与中国续签有关文物保护的协议，虽然反对者提出种种挫折，但同样有其他学者对此举积极支持。安妮·昂德希尔教授便是其中一位有资格的学者，她是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研究员。2013年，她给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即将到期的上述五年协议，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良好愿望和合作项目。“2009年以来，双方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活动，使两国的博物馆受益匪浅。”安妮教授进一步写道：
目前，中国考古在美国十分活跃，为美国学生提供了大量田野实习和研究机会，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比如，2011年至2012年，我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两位研究生，幸运地参加了山东省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一位，将在这个夏季参与之前项目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与她的博士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我们的合作项目，也迎来了山东大学的来访学生，指导他们的考古博士论文研究……当然，那些极具天赋的年轻人现身耶鲁大学，也极大提高了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
在安妮教授看来，此类人员交流为双方机构合作打开了通道：“毫无疑问，那些交流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但是，中美两国的博物馆人员，都愿意开展交流合作。”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此类交流活动，已经开展了十几年。早在199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获得中国批准，拆卸并进口了一套完整的地方建筑客厅和书房。之后，一队中国工匠来到明尼苏达州，用了3个月时间将其复原。目前，该馆的中式会客厅、书房，与日式会堂和茶室交相辉映。4个房间均可通过YouTube观赏。2013年，最受欢迎的中国“访客”——秦始皇兵马俑曾光临此地，成为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秋季展览的亮点。
另一种合作形式很不一样，同样使托莱多市艺术博物馆受益。该馆需要360块玻璃板，每块重达590公斤，以完成自身扩建计划。中国很快制造了所需玻璃。2006年以来，典型美国中部城市托莱多市获得了中国投资，在当地建造了两座宾馆、一家餐饮中心，以及419亩的水景地产项目。迈克尔·贝尔市长是非洲裔美国人。2013年，他4次出访中国，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托莱多市为海外华人开办了华侨大学分校，决定于2014年在该市博物馆举办中国珍贵文物特展。当地一位开发商对《纽约时报》说：“对于俄亥俄州一个古老小镇来说，那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当然，中美之间也一直存在问题。2011年，宾州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重要文物展《丝路奥秘》。其间，该馆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了冲突，具体原因一直不明。中方出借的展品中包括了木乃伊，最引人注目的是“小河美女”。那是一具年轻美女的干尸，葬于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一只木船之中，其头发为赤褐色，鼻子又高又长。与附近其他干尸一样，“小河美女”埋葬于四千年前，比汉人大规模定居新疆早了两千年。梅维恒教授是宾州大学汉学家。1988年，他首次见到“小河美女”和其他干尸时，显得满腹狐疑。正如他对《考古》杂志的希瑟·普林格尔所说：“起初，我以为那些干尸出自‘杜莎夫人蜡像馆’，认为那是中国旅游业人士搞的促销策略，目的是吸引游客。”但是，久而久之，随着更多欧洲人模样遗骸面世，并对20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后，梅维恒改变了看法。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2009年，他协助促使北京批准出借木乃伊赴美国展览。当时，那些木乃伊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中展出。
新疆木乃伊来美国巡展，它的首个展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的宝尔博物馆；之后移至休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但是，当“小河美女”及其青铜时代伙伴抵达最后一个展地费城时，中国政府拒绝批准展出。为什么？中方在华盛顿的一位发言人说，那些木乃伊已离开中国太久，需要进行保护。那么，中方的突然决定，是否与谁是新疆最早居民的争议有关？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该决定影响了《丝路奥秘》展览的开幕，对博物馆是一个灾难（或许，那算一次中式拐弯抹角表达想法的直观教学）。此外，如前所述，美国博物馆馆长和研究员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官员阻碍顶级文物赴海外展出，有关展览协议条款和经费等问题，已被极端的资本主义热情所笼罩，而申请办展的繁文缛节，会让卡夫卡和果戈理的小说想象力相形见绌。
幸运的是，在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中，塞勒姆市恰如其分地成为最具独创、最有成果的组成部分。200多年前，美国对华贸易的首条商船，正是从那个城市启航。那里的故事始于1996年，当时，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偶然在一个名为黄村的小村子闲逛，它位于中国东南安徽省徽州地区的群山之中。南希碰巧看到村中有一座徽商住宅，它同样建于200年前，引人注目。住宅的大门敞开着，她走进院子，在那里遇见了黄家的成员。黄家人告诉她，他们刚刚决定卖掉自己的祖屋，担心祖屋有可能被拆除，打算通过出售挽回损失。恰巧，皮博迪博物馆刚开始进行总额为1亿美元的扩建项目，由萨夫迪领衔设计，他是加拿大籍以色列裔建筑师，设计过蒙特利尔市的独特建筑“67号栖息地”。为何不迁建那座濒临拆除的住宅，使美国人得以将那座拥有16个房间的商人住宅，与同时代12000公里之外塞勒姆市的美国住宅进行比较？
黄家人接受了皮博迪博物馆的出价，同时向美方提供了家族的8代家谱。皮博迪博物馆与黄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一份文化交流协议。此后不久，那座名为“荫余堂”的建筑被拆解。其2735件木结构和1万块板砖，被装入19个集装箱运往纽约。抵达塞勒姆市后，一组中国木匠、泥瓦匠临时赴美，将那些建筑构件重新组装。他们与美国木匠和泥瓦匠携手，确保“荫余堂”的5个隔间和两个鱼池各就各位，协助完成了复原工作，并在“荫余堂”的上方，安装了保护性玻璃天窗。2003年，作为首座史无前例出口至美国的中国本土完整住宅，“荫余堂”对公众开放。现在，手持录音导游器的观众，不仅可以重温黄家的历史，还可从其后人口中听到每间屋子里发生的事情。“荫余堂”项目很有创意，以专业水准实施完成，成为后来发生事情的预兆。南希说：“我想，‘荫余堂’属于无巧不成书的美事，进而成就了一桩令人兴奋的合作项目。”2012年，她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研究员。
一个世纪以前，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有过憧憬。现在，中美两国，似乎已准备好将憧憬实现。两国的合作显得既惹人注目，又不事张扬。1914年5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弗利尔建议的社论，赢得了一片喝彩。社论的题目是《中国艺术与破坏公共财产者》。当时，那份报纸被认为是“怒吼者”。社论谴责“肆无忌惮、残酷、大规模破坏宏伟中国艺术历史遗址的行径”，指责收藏家、古董商与“不要脸共谋”的中国官员沆瀣一气，认为国外应该对那些人施加有效的压力。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社论继续写道，“还要感谢一位杰出的美国人，他在那方面一马当先，付出了诸多努力，让英国人特别欣慰。”那位美国人，恰巧是底特律“著名艺术收藏家、鉴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他与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寻求在中国设立一所学校，希望借以实现一石三鸟的目的：促进东亚考古研究，在中国为本国、外国学生提供学习设施，以及“在文物原属国”保护有关文物。
《泰晤士报》表达上述观点后，进一步写道，弗利尔自费派遣了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中国，领队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他将报告中国的情况，“目的是获得中国政府支持，在北京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由创始人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除了上述引用语，那篇已有百年历史的社论，在今天早上报纸发表仍是恰逢其时。因此，我们应该喝彩：“好样的，怒吼者！”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弗利尔的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因此，我们在此重温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本身不重演，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一个世纪以后，中美两国或会再有机会，共同实现查尔斯·朗·弗利尔的梦想。在那个梦想中，充满了先见之明和慷慨仁慈。
部分大事年表
1785年：首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广东，返回纽约。
1787年：塞勒姆市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的“大特克号”商船（Elias Hasket Derby’s Grand Turk）开始定期与中国贸易；到了1800年，以人均收入计算，塞勒姆市凭借商船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城市。
1838年：内森·邓恩（Nathan Dunn）在费城开办“中国博物馆”。
1839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结束；该条约承认英国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并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1845年：马萨诸塞州的凯勒·顾盛（Caleb Cushing）乘坐布兰迪维因号（Brandywine）三帆快速战舰抵达澳门，与清王朝签署了《望厦条约》，使美国人同样有权使用对英国人开放的5个口岸，外加治外法权：美国公民只服从美国法律。
1845年至1847年：波士顿的“伟大中国博物馆”展览。
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中国要命的内战，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亚罗战争”（Arrow War），以破坏、掠夺圆明园达到顶峰。
1870年：波士顿美术馆创建。1909年，该馆迁至目前的地址，拥有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之一。
187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立。1905年，搬迁至曼哈顿第五大道。起初，该馆展示奥尔特曼和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1915年，组建了亚洲艺术部。
1886年：在纽约拍卖会上，威廉·沃尔特斯以18000美元买下了桃花天球瓶，引发了“瓷器泡沫”。
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威廉·柔克义两次前往西藏。
1897年至1904年：中国铁路建设兴起。
1898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在剑桥创建，该馆以威廉姆斯·海耶斯·福格冠名，他的财富来自中国贸易。
1898年至1905年：埃德温·康格公使和妻子莎拉旅居中国。
1900年：义和团起义引发了围攻外国公使馆和掠夺中国珍宝，王公贵族逃离北京。之后谈判中，在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支持中国年轻人前往美国学习方面，柔克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1年至190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率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席夫考察队在中国考虑。
1902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返回北京。
1903年：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在波士顿的博物馆开馆。
1904年：凯瑟琳·卡尔创作的《慈禧太后肖像》在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该博览会被非正式地称为“世界博览会”。
1905年至1906年：包括端方在内的5位中国特使出访日本、欧洲和美国8个月，旨在寻求适用于中国的宪政体制。
1905年至1909年：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
1907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参观龙门石窟。
1908年：康格中国收藏拍卖会进行了4天，遭到纽约媒体的口诛笔伐。
1908年：柔克义在五台山佛寺与十三世达赖会谈。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崩，溥仪继位。
1908年至1910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率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布拉克斯东考察队在中国考察，促成该馆征集大批西藏文物。
1909年：美国国会颁布《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对超过一百年历史的艺术品免征进口税。
1909年、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两次前往中国。第二次时抵达龙门，考察了那里的石窟。
1909年至1913年：廉姆·卡尔霍恩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妻露西返回北京居住至1938年。
1911年：大收藏家端方在武昌被砍头。1924年，他收藏的一套青铜礼器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
1911年至1912年：清王朝垮台。1912年1月，清朝皇帝退位。
1913年：本杰明·奥尔特曼去世，将其瓷器藏品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13年：摩根为源于故宫、奉天和热河的中国宫廷艺术品报价。他死于罗马，其瓷器藏品被杜维恩出售。
1913年至1914年：中国实施禁止迁移古物的法律。
1914年：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多伦多开馆。
1915年：约翰·洛克菲勒利用父亲提供的两百万美元，从杜维恩手里购买了摩根瓷器收藏中的精品。
1923年：弗利尔博物馆在华盛顿开馆，它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首家以艺术品为主的博物馆。
1923年：在马歇尔·菲尔德资助下，劳费尔重返中国进行征集。
1923年至1924年：兰登·华尔纳首次率领福格考察队前往敦煌。
1925年至1926年：兰登·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率领福格考察队再次前往敦煌。
1928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征集该馆3幅元代壁画之一的《弥勒佛的乐园》。
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史克曼、普艾伦和乔治·凯茨旅居北京。中国艺术品收藏的黄金时代，包括征集龙门石窟的浮雕的行动。
1930年：中国颁布保护古物的法律。
1930年：洛杉矶博物馆预付20万美元购买马特将军收藏的陶瓷。
1933年：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开馆。史克曼将建立该馆杰出的亚洲收藏。
1935年：邓曼·罗斯去世。他的11000件藏品，包括重要绘画和雕塑，入藏波士顿美术馆（1500件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
1935年至1936年：伦敦伯灵顿宫皇家学院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美国博物馆在其中大放异彩。
1942年：继1935年奥托·伯查德的亚洲收藏在柏林被没收、出售后，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批准拍卖日本山中商会的艺术品和资料。
1943年：格伦威尔·温思罗普将其高古玉器、青铜器藏品遗赠给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
1949年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有关部门没收了卢芹斋的古董店。卢芹斋退出古董贸易界。
1950年：明尼阿波利斯州艺术学院利用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的遗赠，将自身建成亚洲艺术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1959年：艾弗里·布伦戴奇同意将首批藏品捐赠给旧金山市，条件是该市同意资助一家著名博物馆予以展出。选民同意通过发行债券支付相关费用。
1961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中国艺术展”。
1966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德扬博物馆为布伦戴奇收藏开辟一个展厅。1973年，该馆被合并为一个新馆，重新命名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973年：经在美国法院对簿公堂，根据美国《禁止与敌国贸易法》条款，原属于冯·德·海特男爵的13件亚洲艺术品，成为弗利尔博物馆的藏品。1978年，它们正式成为该馆的永久收藏。
1973年：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李雪曼率领下，北美主要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美在合作政策方面进入缓和期。
197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中国出生收藏家、鉴赏家王己千的主要绘画藏品。
1973年至1975年：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近400件展品，前往华盛顿、堪萨斯城、旧金山和多伦多的博物馆巡展。
1974年：亚洲协会（1956年由洛克菲勒三世创办）在纽约的博物馆开馆，藏品由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妻子布兰切特捐赠。
1974年至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巡展。
198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约翰·克劳福德的书法绘画藏品。
1981年：由布鲁克·阿斯特资助的明代风格“明苑”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外开放。
1982年：中国颁布《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墓葬文物等列为国家财产。
1987年：赛克勒美术馆在华盛顿开馆，与弗利尔博物馆紧密相连。
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展厅开放，以展示赫伯特和弗洛伦斯·欧文捐赠的装饰艺术藏品。
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帝国的辉煌展”，赴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巡展。
1997年：保罗·辛格（Paul Singer）将其收藏的大量高古青铜器、陶器遗赠给赛克勒美术馆。
1998年：布鲁斯和露丝·代顿，向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捐赠清代“谦益堂”，包括书房和庭院。
2000年：佳士得、苏富比在香港联合拍卖中国宫廷藏品，包括3个圆明园青铜兽首，均被保利集团拍下，在其新博物馆中展示。
2003年：清代徽商住宅“荫余堂”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对外开放。时任该馆研究员的南希·白灵安与中方协商达成协议，将其整体迁至该馆复建，使其成为博物馆最吸引人的展品。
2005年：北京设立收复文物项目，旨在确定1860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流失的博物馆级艺术品。
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与中国签署《备忘录》，限制中国250年以上历史文物进口美国。
2009年：巴黎拍卖伊夫·圣洛朗收藏。中国抗议拍卖两件从圆明园掠夺的青铜兽首。拍卖继续进行，但是，竞拍获胜者是中华国宝基金会的蔡铭超，他拒绝付款。后来，拥有佳士得拍卖行的法国商人皮诺将两件兽首捐赠中国。
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艺术市场。然而，其销售总额随后备受争议。
2014年：挪威卑尔根市的科德博物馆同意将21件石柱归还中国。据称，它们源于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实施的掠夺。
收藏中国文物的北美博物馆名录
美国：
1.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entral Park West and 79th Street New York NY10025
2.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11 Sou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03
3.亚洲协会及其博物馆
Asia Society and Museum 725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21
4.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200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5.博尔州立大学
Ball State University David Owsley Museum 2021 Riverside Avenue Muncie IN 47306
6.伯克利艺术博物馆
Berkeley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o Hon Fai Hall 2625 Durant Avenue Berkeley CA 94720
7.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
Brooklyn Museum of Art 200 Eastern Parkway Brooklyn NY 11238
8.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25 East 6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65
9.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1150 East Boulevard Cleveland OH 44106
10.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 Hood Museum of Art Hanover NH 03755
11.丹佛艺术博物馆
Denver Art Museum 100 W.14th Avenue Parkway Denver CO 80204
12.迪堡大学
DePauw University The Richard E.Peeler Art Center 10 West Hanna Street Greencastle IN 46135
13.底特律艺术博物馆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5200 Woodward Avenue Detroit MI 48202
14.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Field Museum,Chicago 1400 South Lake Shore Drive Chicago IL 60605
15.福格艺术博物馆与赛克勒博物馆
Fogg Museum/Arthur M.Sackler Museum 32 Quincy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16.弗利尔美术馆与赛克勒美术馆
Freer Gallery and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of Art 105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439
17.檀香山艺术博物馆
Honolulu Museum of Art 900 South Beretania Street Honolulu HI 46208
18.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4000 North Michigan Road Indianapolis IN 46208
19.印第安纳大学艺术博物馆
Indiana University Art Museum 1133 E.7th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5
20.约翰逊艺术博物馆
Johnson Museum of Art Cornell University 114 Central Avenue Ithaca NY 14853
21.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4000 Wilshire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 90036
22.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0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28
23.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Minneapolis Museum of Art2400third Avenue South Minneapolis MN 55404
24.波士顿美术馆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465 Huntington Avenue Boston MA 02115
25.美国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6th Street and Constitution Ave.NW Washington D.C.20565
26.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Na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4525 Oak Street Kansas City MO 64111
27.纽瓦克博物馆
Newark Museum 49 Washington Street Newark NJ 07102
28.欧柏林学院艾伦纪念艺术博物馆
Oberlin College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87 North Main Street Oberlin OH 44074
29.皮博迪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 East India Street 161 Essex Street Salem MA 01970
30.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3260 South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4
31.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McCormick Hall Princeton NJ 08542
32.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瑞格林博物馆
Ringling Museum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5401 Bay Shore Road Sarasota FL 34243
33.鲁宾艺术博物馆
Rubin Museum of Art 150 West 17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34.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Saint Louis Art Museum 1 Fine Arts Drive Saint Louis MO 63110
35.塞缪尔-哈恩艺术博物馆
The Samuel P.Harn Museum of Art 3259 Hull Road Gainesville FL 32611
36.圣安东尼奥艺术博物馆
San Antonio Museum of Art 200 West Jones Avenue San Antonio TX 78215
37.圣迭戈艺术博物馆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1450 El Prado San Diego CA 92101
38.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eattle Art Museum 1400 East Prospect Street Seattle WA 98112
39.芝加哥大学斯马特艺术博物馆
Smart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5550 S.Greenwood Avenue Chicago IL 60637
40.史密森尼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000 Jerfferson Drive SW Washington D.C.20024
41.斯坦福大学康托尔艺术中心
Stanford University Cantor Arts Center 328 Lomita Drive at Museum Way Stanford CA 94305
42.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Toledo Museum of Art 2445 Monroe Street Toledo OH 43620
43.特拉梅尔与玛格丽特·克罗亚洲艺术收藏馆
The Trammel and Margaret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2010 Flora Street Dallas TX 75201
44.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Walters Art Gallery 600 N.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
45.威拉米特大学哈利·福特艺术博物馆
Willamette University Hallie Ford Museum of Art 700 State Street Salem OR 97301
46.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111 Chapel Street New Haven Ct 06520
加拿大：
1.大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
Art Gallery of Greater Victoria 1040 Moss Street Victoria BC V8V 4P1
2.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100 Queen’s Park Toronto ON M5S 2C6
3.亚伯达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Ring House 1 Edmonton AB T6G 2E1
鸣谢
首先，我们对许多人感激不尽。许多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协助我们在一个复杂领域摸索前行。许多档案管理员、国际法学家、学者和图书管理员，帮助我们查找并同意我们使用相关引语和图片。许多朋友给予我们鼓励、提供住处。最后，我们要感谢出版商及其代理人，他们把我们电脑中的文字，转化到纸上或数码页面。我们在序言中说过，本书的发源地是英国牛津大学。我们在那里参加了有关亚洲主题的研讨会，遇到了资深中国研究员迈克尔·沙利文和克雷格·克鲁纳斯。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重新结识了弗朗西斯·伍德，在大英博物馆，结识了中国钱币研究员汪海岚。我们特别感谢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罗杰·路易斯教授，他是美国研究大英帝国的权威。是他首先提议我们到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研习一个学期。我们感谢玛格丽特·麦克米兰院长，她使我们在牛津大学的研习计划成为可能。在纽约，我们的研究基地是哥伦比亚大学。那里有著名的艾弗里图书馆，所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各种引人关注的外国政策研讨会，以及何晓嘉教授有关东亚艺术的讲座。纽约的其他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档案室、摩根图书馆和弗里克收藏博物馆等。
我们总能得到一些重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及其助手的帮助，给予我们耐心的指导，包括：波士顿美术馆的资深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丹尼斯·莱迪、何慕文及其前任、亚洲艺术研究员屈志仁，他在丝织品方面对我们答疑解惑；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名誉馆长马可·武丽生，研究员科林·麦肯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瑞尔·肯德尔；塞勒姆市皮博迪博物馆的王伊悠及其同事卡琳娜·科里根；丹佛艺术博物馆亚洲与纺织品部的罗纳德·大冢、爱丽丝·翟比克；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南希·斯坦哈特；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沈辰；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安妮·玛丽·伊齐；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埃莉诺·帕尔斯坦；以及纽约亚洲协会的阿德里安那·普洛赛。
我们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档案管理员，他们是其专业领域的百事通。在我们致谢的名单中，有华盛顿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戴维·霍格（在其办公室，我们遇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伊恩·辛，他对本书初稿进行了复审）；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霍利·莱特，他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劳伦斯·史克曼档案资料的复印件。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南希·奥德金特及其同事，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哈佛大学，引导我们攀登该校丰富艺术档案山峰的是美耿·施文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麦·赖特迈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詹姆斯·莫斯克等人，也向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档案馆的乔伊·古德温，波士顿美术馆的莫林·麦尔登，费城美国慈善协会的贝阿德·米勒和查尔斯·格赖芬施泰因，德国杜伊斯堡市蒂森克虏伯集团档案馆的曼弗雷德·拉希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史泰尔东亚图书馆中文书籍编目员郑伟（他对本书的索引进行了核对），以及瑞士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藏品出处研究员伊肃·蒂萨·弗朗辛。
在获得本书所用照片方面，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员的帮助：哈佛大学的伊萨贝尔·多纳迪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妮古拉·伍德斯，亚洲协会的莱塞·胡克，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马特·恩普森，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伊丽莎白·雷璐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伊丽莎白·萨鲁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巴里·兰杜阿，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埃里克·施尼特克，丹佛艺术博物馆的珍妮·伯克，波士顿美术馆的詹妮弗·赖利，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的安吉·帕克，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斯泰西·谢尔曼，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的亨里克·贝格，伊斯门摄影博物馆的芭芭拉·普欧罗·加拉索，巴黎“中国塔画廊”的杰奎琳·冯·哈默斯坦，洛克菲勒基奎特庄园的辛西娅·奥尔特曼，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乔纳森·布鲁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艾琳·特拉维尔和艾莉森·克拉克。在解答某些专业问题方面，我们特别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共事务部主任哈罗德·霍尔泽，皮博迪博物馆的惠特尼·冯·戴克，史密森尼学会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公共事务部的米兰达·盖尔。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主要人物的继承人或后人，他们不但与我们分享了信息，还允许我们引用其私人信件内容，其中包括：凯瑟琳·里德（李雪曼）、安妮·华尔纳（兰登·华尔纳的孙女）、伊丽莎白·温思罗普和威廉·帕顿（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继承人）、何晓嘉（何惠鉴之女）、莎拉·卡希尔（高居翰）、派特·普拉特（邓曼·罗斯），以及霍利·费尔班克（费正清和威尔玛·费尔班克之女）。同样对我们提供帮助的，还有一些知名传记作家，包括约翰·鲁特（凯茨传记作者）、诺埃尔·朱弗雷达（李雪曼传记作者）。为获取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从下列人士对话中获益匪浅：西摩和奥德丽·托平，他们经历了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寇易，他早年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时，曾驻扎于中国台湾。我们要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馆长马克·巴特利特，那里如同一座固若金汤的诺克斯城堡，保存着过去鲜为人知的大众文学资料；我们在其浩如烟海般的书架上，使那个时代的有关书籍重见天日。我们同样得到了图书馆员工们的帮助，包括韦斯特波特、毕括特、费尔菲尔德、威尔顿和康涅狄格州的韦斯顿公共图书馆等。
我们能靠有限经费完成写作本书之旅，得益于以下许多朋友和同事的热心款待，特别是迈克尔·霍洛维茨、吉莉安·达利（伦敦），鲍勃和汉纳·凯撒（华盛顿），以及波士顿的琼·厄利克、卡罗·瑟夫和朱迪·舒特。如前所述，我们参加了在科德角召开的维尔福利特年度研讨会，从中获益匪浅。该研讨会由罗伯特·利夫顿发起并主持。研讨会期间，向我们提供咨询帮助的有：居住伦敦的伊莎贝尔·希尔顿，她是一位精明的老资格中国问题观察家；沃利和西莉亚·吉尔伯特，他们是艺术家，也是西方和亚洲艺术品收藏家。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朗博公司的凯西·克兰和马克·佩夫斯纳，那家公司与中国有关，专门制作纪录片。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代理人——詹克洛-内斯比特公司的理查德·莫里斯，他是蒂娜·班尼特的继任者，使我们所写文字得以成书（并上线）。我们刚开始撰写本书时，得到了蒂娜和彼得·奥斯诺斯的鼓励。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我们得到了伊丽莎白·黛西嘉德及其助手唐娜·切利、劳伦·罗·宾托和劳拉·埃帕森的协助。对于封建中国，上述人员或许说过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但是，本书所表述观点以及出现的事实错误，则完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卡尔·梅耶
2015年
资料来源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一直努力使本书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对专业人员有用。对于一般读者，我们没有使用脚注，叙述中也未提及主要原始资料出处。在此，我们详细列出本书具体参考资料的出处。但是，由于我们的画布跨越了不同时代、文化、大陆和职业，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我们欢迎评论和纠正。接下来，我们将使用一些重要缩略语：AMNH：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BMFA：波士顿美术馆；FSGA：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档案馆；HAMA：哈佛艺术博物馆档案馆；HLHU：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UA：哈佛大学档案馆；LOC：国会图书馆；MM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NAMA：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之前的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艺术博物馆）；SAAA：史密森尼学会美国艺术档案馆。有关报纸的缩略语如下——IHT：《国际先驱论坛报》；NYT：《纽约时报》；WSJ：《华尔街日报》；WP：《华盛顿邮报》。
第一章 游戏规则
中国及其不断增长的收藏阶层：引自《苏富比签署协议》，2012年9月21日《纽约时报》。Press release quoted in“Sotheby’s Signs Deal”,NYT September,21,2012.
那场运动早有先兆：参见《拍卖行在伤口上撒盐》，2000年5月6日《纽约时报》；《中国回购其历史》，2000年5月11日《考古杂志》在线；《佳士得藐视中国，继续拍卖珍宝》，2000年5月1日路透社。Details in Souren Melikian,“Austion Houses Add Insult to Injury,”NYT,May,2000.See also Spencer Harrington,“China Buys Back Its Past,”Archaeology online,May 11,2000;as well as numerous news reports,such as Dominc Lau,“Christie’s Defies China,Auctions Treasures,”Reuters,May 1,2000.
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源于库诺《谁拥有文物？博物馆以及我们为古代遗产而战》。In Cuno,Who Owns Antiquity?Museums and the Battle Over Our Ancient Herita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93 et seq.
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引自《中国盗墓者糟蹋数千年历史》，2012年1月2日英国《卫报》。Tania Branigan,“China’s Tomb Raiders Laying Waste to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The Guardian（London）,January 2,2012.
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中国发现被盗佛像》，2003年5月28日《华盛顿邮报》。John Pomfret,“China Uncovers Looted Buddha,”WP,May 28,2003.
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参见迈克尔·沙利文《现代中国艺术：柯恩与沙利文收藏》。Michael Sullivan,Modern Chinese Art:The Khoan and Sullivan Collection（Oxford:Ashmolean Museum,2001,rev,ed.2010）,5.
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参见《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Benjamin Marh,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4.
詹姆斯·库诺对那些辩论进行了加工：库诺编辑的《谁的文化》一书。In Cuno,ed.,Whose 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对于额尔金的怀疑，参见《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塑造现代中国》、《蛮夷与满清官吏：西方探访中国1300年》。see 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Drugs,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London:Macmillan/Picador,2011）,259~262.See also 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M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New York:Walker/Weatherhilll,1970）,345~360.
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参见何伟亚《英国课程：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育》。In James Hevia,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19th Century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49~63.
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引自《艺术掠夺者》。Wilhelm Treue,Art Plunder（London:Methuen＆Co.,1960）,204~205.
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引自提耶兹《蛮夷的镜头：西方摄影师所拍乾隆皇帝的西洋宫》。Regine Thitiez,Barbarian Lens: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Amsterdam:Gordon＆Breach,1998）,59.
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参见《1900年纽约有关海外传教使团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New York,1900），in Burke Library,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Columbia University,Mission Research Archives,Section 12.
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凯南《1900年至1950年美国外交》。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51）,36~37。
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引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一些经过修撰的传记，对慈禧太后有相关详细论述；包括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以及张戎《慈禧太后正传》。Jonathan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Norton,1990）,233~234.Sterling Seagrave,Dragon Lady: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92）,and Jung Chang,Empress Dowager Cixi:The Concubine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New York:Knopf,2013）.
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参见兰格《帝国主义外交》。William L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51）,704.
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参见《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弗朗西斯·利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John Fabian Witt,Lincoln’s Code:The Laws of Wa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Free Press,2002）;Frank Freidel,Francis Lieber:19th Century Liberal（Baton Rouge,LA:Lou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7）,a biography of the German-American legal scholar who drafted Federal Law 100 as signed by Lincolin.
毫无疑问，那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参见《围攻北京》。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New York:Harper,1959）,242。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见《北京带给艺术博物馆的礼物》，1901年9月3日《纽约时报》“Gift from Beijing for Museums of Art,”NYT,September,3,1901。
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2009年的“伊夫·圣洛朗（Yves St.Laurent）珍藏”等一系列拍卖活动被广泛报道；特别有意思的包括：《中国买家拍下被盗文物后拒绝付款》，2009年3月2日《人民日报》；《中国买家不能、不会为伊夫·圣洛朗兽首付款》，2009年3月2日《泰晤士报》。“Chinese Bidder of Looted Sculptures Refuses to Pay,”People’s Daily,March 2,2009;and Jane Macartney,“Chinese Bidder Can’t Pay,Won’t Pay,for YSL Statues,”The Times（London）,March 2,2009.
新闻：参见《中国艺术抢劫震惊挪威》等报道。“Chinese Art Heists Shock Norway,”Secret History of Art online,January 8,2013;Katy Pickett and Helen Burchell,“FitzWilliam Museum Chinese Art Thefts,”BBC News,September 27,2012;“Break in Stockholm Royal Palace,”The Local,August6,2010;“UK Police:2 Arrested Over Chinese Art Theft,”Huffpost Arts＆Culture,February 10,2013;plus a swarm of related online news reports.
第二章 太平洋序曲
美国的贸易处于受限制状态：参见《1785年至1835年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瓷器》。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Market,1785-1835,（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 nd edition,1981）,35.The Pennsylvania Packet noted:ibid.,25.
并享有与英国商人同等的最惠国待遇：参见《顾盛与望厦条约》，1933年5月《近代史杂志》。Kuo Ping Chia,“Caleb Cushing and the Treaty of Wanghia,184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1（March 1933）,34.
蓝色少将大衣，鎏金扣，附加少许刺绣：参见《中国鸦片战争》等。Jack Beeching,The Chinese Opium War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174.See also Teemu Ruskola,“Canton Is Not Boston: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American Quarterly,Vol.57:3（September 2005）,870.
允许基督教范围以外的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有任何控制，都属于不明智行为：参见《顾盛的一生》。Claude M.Fuess,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3）,Vol.1:438~439.
一定数量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参见《马萨诸塞海事史：1783~1860》。Samuel Eliot Morison,A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1783-1860（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9）,279.
波士顿与旧中国进行贸易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同上。
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景象、农业、艺术、贸易、习俗和习惯：Boston Atlas,January 1,1847,Quoted in Ronald J.Zboray and Mary Saracino Zboray,“Between‘Crockery-Dom’and Barnum:Boston’s Chinese Museum,1845-1847,”American Quarterly,Vol.56:2（June 2004）,272.
似乎还编写了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同上，274.
阁下肯定知道：参见顾盛文件，引自《中国的传奇》。Cushing Papers,Folder 15~24 July 1844,Box 45,quoted in 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Culture:1776-1876（Gutenberg-e.org,accessedDecember 14,2013）,fn 63.
美国艺术及其生产的模型、标本：参见顾盛文件，引自《中国的传奇》。Caleb Cushing Papers,Folder 27~31 May 1843,Box 39,Manuscript division,LOC,quoted in 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
关于狄金森：Hiroko Uno,“Emily Dickinson’s Encounter with the East:Chinese Musesum in Boston”,Emily Dickinson Journal,Vol.17:1（2008）,52~53;Zboray and Zboray,“Between‘Crockery-Dom’and Barnum:Boston’s Chinese Museum,1845-47,”276;Emily Dickinson to Abiah Root,September 8,1846,in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36.
万物源于无，将再次归于无：引自《狄金森邂逅东方》。Peters catalogue,47~48,quoted in Uno,“Emily Dickinson’s Encounter with the East:Chinese Museum in Boston”,58~59.
他的思绪如东方织物：见《艾米莉·狄金森诗全集》诗1446。verse 1446 in Thomas H.Johnson,ed.,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Boston:Little Brown,2001）,614~615.
第三章 血色蹊径
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参见《马萨诸塞海事史》。Samuel Eliot Morison,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Boston:Houghton Miffiin,Riverside Press,Sentry Edition,1961）,jacket copy.
波士顿人问：参见马克·吐温《保罗·布尔热如何看我们》。Mark Twain,“What Paul Bourget Thinks of Us”（1895）,accessible online as E book 3117,Essays on Paul Bourget（2006）,produced by David Widger,1.
现在可是过季节啦：引自《巨浪》。Henry Adams to Hohn Hay,June 11,1886,quoted in Christopher Benfey,The Great Wave（New York:Random House,2003）,109.
把我们召集起来，目的不是为美国提供大量捐款：参见《查尔斯·诺顿的自由讲座》。Turner Japes,The Liberal Education of Charles Eliot Nort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9.
神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参见《文雅的美国人，1864~1960》。Helen Howe,The Gentle Americans,1864-1960:Biography of a Breed（New York:Harper,1965）,17.
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参见《新英格兰的小阳春》。Van Wyck Brooks,New England Indian Summer（New York:Dutton,1940）,358.
东西方将合二为一：参见《费诺罗萨和他的圈子》。Van Wyck Brooks,Fenollosa and His Circle（New York:Dutton,1962）,49~50.
我自西飞来：同上。
中国屋：参见《东方旅程：伊莎贝拉·加德纳与同亚洲》。Alan Chong,Journeys East: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and Asia（Boston: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2009）,31 et.seq.；als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ne-Marie Eze.
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于伊莎贝拉的中国之旅，参见《东方旅程》。Greg M.Thomas,“Dust and Filth and Every Kind of Picturesque and Interesting Thing,”and“Isabella Gardner’s Aesthetic Response to China,”in Chong,Journeys East,432,et.seq.
多想、少说、不动笔：参见《拥有骄傲：美国艺术收藏冒险家的生活、时代和品位》。Aline B Saa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The Lives,Times and Tastes of Some Adventurous American Art Collectors（New York:Random House,1958）,32.
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参见《捐助者自画像》。John Walker,SelfPortrait with Donors（Boston:Little Brown,1974）,73.
关于但丁学会：参见《新英格兰的小阳春》。Van Wyck Brooks,New England Indian Summer,24 ff.
天啊，不，那太夸张了：参见《拥有骄傲》。Sar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36.
埃利奥特、帕金斯和比奇洛三个家族各就各位：参见《两极之地：1880~1901》。Neil Harris,The Land of Contrasts 1880-1901（New York:G.Braziller,1970）,549~550.
壮丽的中世纪景色：参见《威廉·比奇洛生平》，1997年9月《哈佛杂志》。Curtis Prout,“Vita:William Sturgis Bigelow,”Harvard Magazine,September 1997,accessible as http://harvardmagazine.com/1997/09/vita.html.
冲浪吧，老兄！晒晒太阳吧，老兄！：“Yesterday’s Island,”Nantucket,Vol.37:10（June~July 2007）,2.
忧郁驱除器、死尸复活剂和综合快乐器：参见《拥有骄傲》。Sar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32.
虚荣自负、爱管闲事和任性冲动：参见《伊莎贝拉的记忆宫殿》。Patricia Vigderman,The Memory Palace of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Louisville,KY:Sarabande Books,2007）,72.
灰色日本长和服：见约翰·洛奇致弗雷德里克·沙特克的信。John E.Lodge to Fredrick Cheever Shattuck，quot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Third Series，Vol.75（1963），108~109.
我的收藏，是我生命的日记，也是我从未抛弃过的唯一珍藏：见《肯尼思·克拉克：寻找文明》，2013年11月22日《金融时报》。JohnPaul Stonard,“Kenneth Clark:Looking for Civilization,”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2,2013.
罗斯是一个伟大收藏家：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Watt,May 2014.
我的动机是喜欢有条有理，喜欢美感：Deman Ross,“Notes for Autobiography,”undated,Box 37,Denman Ross Papers,HAMA.
《历代帝王图》：参见吴同《龙之国度的故事：千年中国画》。Tung Wu,Tales from the Land of the Dragon: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2003）,127 et,seq.宁强认为此画是宋代摹本，见《帝王画像是正统的象征》，我们同意这个观点。Ning Qiang,“Imperial Portraiture as a Symbol of Political Legitimacy:A New Study of the‘Portraits of Successive Emperors’,”Arts Orientalis,Vol.35（2008）.
特别选择那13位皇帝背后的动机：参见《帝王画像是正统的象征》。Qiang，“Imperial Portraiture as a Symbol of Political Legitimacy,”99.
毁灭佛法：参见1932年2月《波士顿美术馆简报》。Kojiro Tomita,“Portraits of Emperors:A Chinese Scroll Painting Attributed to Yen Lipen（died a,d.673）,”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Vol.30:177（February 1932）,2.
作为肖像画，这幅卷轴画的质量非同凡响：同上，8页。
罗斯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它”：参见富田幸次郎《亚洲艺术部史》。Kojiro Tomita,A History of the Asiatic Department（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1990）,14~15.
我是家里留下的独苗：Denman Ross,“Notes for an Autobiography”.
不想参军后把妻子和独苗儿子留在河对岸就是敌人的辛辛那提：引自《邓曼·罗斯与美国设计理论》。Denman Ross,quoted in Marie Frank,Denman Ross and American Design Theory（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11）,20.
Information on the Ross family fortune provide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Pat Pratt,November 1913.
我有大量有关古代法律的藏书：引自《邓曼·罗斯与美国设计理论》。Denman Ross,“Notes for an Autobiography,”quoted in Frank,Denman Ross and American Design Theory,44.
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参见《波士顿美术馆百年史》。Walter Muir Whitehall,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A Centennial History,Vol.1（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70）,136.
诺顿进入教室：参见《谢迪希尔的定居者》，1982年3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John Voss et al.,“Residents of Shady Hill,”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35:6（March 1983）,11.
他对弟子的影响极大：参见1937年3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Charles Hopkinson,“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Vol.71:10（March 1937）,544~545.
学习语言，但不当语言学家：参见《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Warren 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112.
与古典艺术杰作相比，过于肤浅：Denman Ross,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http://80-www.anb.org.library.nysoclib.org/artivles/17/17-00756.html?a=1＆n=DenmanRoss＆d=10＆ss=0＆q=1.
对自认为属于颓废艺术的，像希特勒一样坚决阻止其传播：参见《捐赠者自画像》。in Walker,Self-Portrait with Donors,24.
那时，我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见罗斯致约瑟夫·史密斯的信。Denman Ross to Joseph Lindon Smith,Venice,June 12,1935,Joseph Lindon Smith Papers,Box 3,SAAA.
考古或历史意义：见1931年11月《福格艺术博物馆简报》。Hervey E.Wetzel,“Denman Ross”,Bulletin of the Fogg Art Museum,Vol.1（November 1931）,2.
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作为组织机构，应受到谴责：见罗斯致劳伦斯·洛厄尔的信。Denman Ross to A.Lawrence Lowell,October 2,1934,in Joseph Lindon Smith Papers,Box SAAA.
有亲爱的老邓曼·罗斯把门：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Sayles Francis,March 28,1974,SAAA.
“他对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Langdon Warner,“Denman Waldo Ross,Collector”,Harvard Alumni Bulletin,January 10,1936,444.
关于“成熟”：见普艾伦致保罗·萨克斯的信。Alan Priest to Paul J.Sachs,March 15,1925,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40,HAMA.
他还是建议在所有藏品标签上注明：引自罗斯1912年8月15日笔记。Ross note dated August15,1912,Denman Ross Archives,MFA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 1901-1954,Roll 2480.
所处展厅很难被人找到：引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记录，1970年5月5日。Memorial Minute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May 5,1970,Edward Waldo Forbes General Folder,HUG BF 656.50,HUA.
失魂落魄地去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参加一场正式婚礼：引自《文雅的美国人》。Howe,The Gentle Americans,1864-1960,76.
从童年时代起，我一直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引自《哈佛大学公告》。Harvard University Bulletin,in Forbes General Folder,HUG B 5656.50,HUA.
保罗·萨克斯似乎是很随意地挑出一枚古代钱币：引自1982年3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Agnes Mongan,in John Voss et al.,“Residents of Shady Hill,”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Vol.35:6（March 1982）,24.
“Museum Course”statistics from Janet Tassel,“Reverence for the Object,”Harvard Magazine,September–October 2002,50.
不仅要把福格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一个艺术宝库：同上。
他们俩是一对真正的喜剧演员：引自1995年2月13日罗伯特·布朗与福布斯会谈。Robert Brown interview with Rosamund Forbes Pickhardt,February 13,1995,SAAA.
如果没有福布斯和萨克斯两位先生的超级谎话连篇：引自1974年3月28日罗伯特·布朗与亨利·弗朗西斯会谈。Robert Brown interview with Henry Sayles Francis,March 28,1974,SAAA.
问问任何一个那些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人：引自1993年秋季《哈佛大学艺术期刊》。in Marjorie B.Cohn,“Turner,Ruskin,Norton,Winthrop,”Harvard University Art Bulletin,Vol.2:1（Autumn 1993）,57.
温思罗普独自吃晚餐，主要是水果和蔬菜：引自2003年3月至4月《哈佛大学杂志》。Martin Birnbaum,quoted by Christopher Reed in“Unveiled:For the First Time,a Recluse’s Treasures Go Traveling,”Harvard Magazine,March–April 2003.
第四章 胶水桶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引自华尔纳写给友人的信。Langdon Warner to unknown,undated;FoggMuseum proposal for expedition to China,undated,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39,HAMA.
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同上。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Warner in Benjamin Rowland,“Langdon Warner Obitua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8:3-4（December 1955）,447~450;and James Marshall Plumer,“Langdon Warner（1881-1955）,ArsOrientalis,Vol.2（1957）,633~637”.
纪念大厅的天才主持：引自1976年“美国哲学协会”纪念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的打印文件。Edward Scott Typescript,Horace Howard Furness Jayne memorial,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6）.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1024,HAMA.
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引自萨克斯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所提建议Fogg Museum proposal,Paul J.Sachs Papers.
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unsigned solicitation letter,Fogg Museum proposal,Paul J.Sachs Papers.
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Langdon Warner,Long Old Road in Chin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26）,1.
不与北京顶嘴：见华尔纳写给汉密尔顿·贝尔的信，引自《透过通信看华尔纳》。Langdon Warner to Hamilton Bell,quoted in Theodore 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107.
用不了多少年：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Long Old Road,29.
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同上，30页。
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同上。Long Old Road,preface,57（not included in American edition;Bristol:J.Arrowsmith Ltd.,1927）.
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见华尔纳写给杰恩先生的信。“Letters from Mr.Warner and Mr.Jayne,”Bulletin of the Pennsylvania Museum,Vol.19:81（December 1923）,56.
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25.
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引自鲍威所著《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109.
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引自华尔纳写给岳母的信。Langdon Warner to his mother-in-law,109.
保存得相当完好：引自珍妮特·米尔斯基所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370.
没有城市警卫出来检查我的证明信：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88~89.
理清了每面城墙：同上，92页。
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引自欧文·拉铁摩尔写给华尔纳的信。Owen Lattimore to Langdon Warner,January 1933,Langdon Warner Papers HUG 4872.1010,Personal Correspondence,HUA.
关于藏经洞文物的出售：Jiqing Wang gives the figure as“103 miskals（equivalent to 10.3 liang/taels）of silver as compensation for the MSS.”See also“Aurel Stein’s Dealings with Wang Yuanlu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Dunhuang in 1907”,in Helen Wang，ed.，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tions（British Museum online publication）
附带条件严格保密：引自国际敦煌项目简报。Jiqing Wang,“Stein and Chinese Officials at Dunhuang,”IDP News:Issue No.30,（IDP is acronym for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引自1921年12月7日福布斯写给保罗·佩利奥的信。Edward Forbes to Paul Pelliot,December 7,1921,quoted in Sanchita Balachandran,“Object Lessons:The Politics of Preservation and Museum Build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2007）,5.
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引自1916年2月18日华尔纳写给弗利尔的信。Langdon Warner to Charles Lang Freer,February 18,1916,Box 26,Folder 5,FSGA.
完全是纸上谈兵：引自华尔纳通信。Warner to unknown,n.d.,Langdon Warner Folder,Chinese Expedition 1922-1923,HAMA,quoted in Balachandran,“Object Lessons,”14.
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引自华尔纳写给杰恩的信。Warner to Jayne,Tun Huang town[1924]bMS Am 2684,HLHU.
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142.
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揭取的壁画：引自华尔纳的《福格艺术博物馆1924年中国西部探险队初步报告》。Langdon Warner,“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Fogg Museum Expedition to Western China,1924,”Edward Waldo Forbes Papers（HC 2）,File 2007,HAMA.
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引自华尔纳1924年1月写给杰恩的信。Warner to Horace Jayne,January 1924,MS Am 2684,HLHU.
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同上。
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引自华尔纳1924年2月10日写给福布斯的信。Warner to Edward Forbes,February 10,1924,MS Am 2126（4）,Folder 8,HLHU.
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143.
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同上，145页。
壁画上的人物：引自华尔纳写给洛伦·华尔纳的信。Langdon Warner to Lorraine Warner,quoted in 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115.
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引自《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118.
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引自1974年布朗与丹尼尔·汤普森访谈录。Robert Brown interview with Daniel Thompson,September 25,1974,SAAA,http://www.aaa.si.edu/collections/interviews/oral-history-interview-daniel-varney-thompson-13166.
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引自丹尼尔·汤普森《重要碎片修复报告》。Daniel Thompson,“Alpha Fragment”treatment report,quoted in Sanchita Balachandran,“Object Lessons,”15.
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引自1931年3月1日《多层中国壁画的转让》一文。George Stout and Lawrence Binyon,“Transference of Mutilated Chinese Wall Painting,”March 1,1930,Objects,Folder:AC 1924.40~47,Straus Center for Conservation,Paintings Files,HUAM;cited,Balachandran,“Object Lessons”,15.
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引自保罗·萨克斯档案。Edgar Scott typescript of Jayne’s obituary written for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6,Paul Sachs Files,Horace Jayne 1024,HAMA.
被最大限度地警告：引自华尔纳写给爱德华·福布斯的信。Warner to Edward Waldo Forbes,April 3,1925,bMS Am 2126（1）,HLHU.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引自丹尼尔·汤普森写给普艾伦的信。letter from Daniel Thompson to Alan Priest enclosed in a letter from Paul Sachs to Edward Waldo Forbes,1924 Forbes Papers（HC 2）,File 370,HAMA.
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引自雅各布斯《对抗夺宝奇兵——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以及谴责斯坦因1899 年至1944 年对敦煌的抢劫》。Justin Jacobs,“ Confronting Indiana Jones: Chinese Nationalism,Histor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Aurel Stein and the Raidersof Dunhuang, 1899-1944,”65, http://www.academia.edu/772652/Confronting_Indiana_Jones_Chinese_Nationalism_Historical_Imperialism_and_the_Criminalization_of_Aurel_Stein_and_the_Raiders_of_Dunhuang_1899-1944.
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引自华尔纳1925年5月28日写给福布斯的信。Warner to Edward Forbes,May 28,1925,Edward Waldo Forbes Papers（HC 2）,File 362,HAMA.
如果我此时在敦煌：引自华尔纳1925年6月13日写给格林的信。Warner to Roger Greene,June 13,[1925],bMS Am 1864,Box 28,Folder 1049,HLHU.
我的结论是：引自杰恩写给福布斯的信。Horace Jayne unsigned to Edward Forbes,April 9,1925,Langdon Warner Papers,Box 10,HUG 4872.1010,HUA.
则属于另一码事儿：同上。
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引自苏珊《当代孔子》。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1893-1980）,114~115.
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引自雅各布斯《对抗夺宝奇兵》。Jacobs,“Confronting Indiana Jones”.
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参见1931年国家古物保护委员会声明。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1931）,copy in Carl Tilden Keller collection concerning Sir Aurel Stein,bMS Am 2532,HLHU.
你我都知道：引自萨克斯写给福布斯的信。Paul Sachs to Edward Forbes,February 8,1927,bMS Am 2126,HLHU.
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引自《文雅的美国人》。Howe,The Gentle Americans,1864-1960,255.
昨天，我受到了裕仁天皇陛下的接见：引自鲍威《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175~176.
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
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引自鲍威《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33.
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引自斯坦利《平凡图像》。Stanley Abe,Ordinary Im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191.
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引自华尔纳写给弗利尔的信。Langdon Warner to Freer,July 13,1913,Charles Lang Freer Papoers,FSGA,quoted in 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89.
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引自《卢芹斋：中国艺术品的保卫者还是恶棍？》，2014年4月25日《金融时报》。David Pilling,“C.T.Loo:Champion of Chinese Art…Or Villain?”Financial Times,April 25,2014.
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引自《卢芹斋》。Eduard von der Heydt,“Cheng-Tsai Loo,”Artibus Asia,Vol.20:2/3（1957）,186.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引自卢芹斋为《中国石造像展览》撰写的前言。C.T.Loo,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Stone Sculptures（C.T.Loo＆Co.,1940）,preface.
此后几个月：同上。
军队每晚都出动：引自华尔纳写给弗利尔的信。Warner to Charles Lang Freer,May 22,1914,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FSGA.
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引自华尔纳向弗利尔提交的报告。report of Warner to Freer,n.d.,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FSA.
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引自鲍威《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58~59.
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引自华尔纳写给弗利尔的信。Warner to Freer,May 26,1917,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FSA.
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9.
主要洞窟遭到洗劫：见《平凡图像》。Abe,Ordinary Images,191.
清晰而有条理：引自史克曼与亚历山大合著《中国艺术与建筑》。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98.
因为波士顿博物馆拥有美国唯一最好、最可靠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引自普艾伦写给史克曼的信。lan Priest to Laurence Sickman,May 9,1928,fil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Metropolitan Museum,quoted in Cohen,East AsianArt and American Culture,112.
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参见史克曼讣告。Laurence Sickman obituary,NYT,May 11,1988.
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引自史克曼致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 Warner,December 13,1930,filed in Gustav Ecke folder,Langdon Warner Archives,HUG 4872.1010,HUA.
那些古董商们，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引自1982年史克曼访谈。“Laurence Sickman in his own words,1982 interview,”in Michael 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A Tribute（Kansas City,MO:Nelson-Atkins Museum,1988）,25.
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引自1995年第4期《美成在久》。quote attributed to Ross Taggart in 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t the Nelson-Arkins Museum of Art,”Orientations,Vol.26:4（April 1995）,50.
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参见1982年史克曼访谈。Sickman,1982 interview,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A Tribute,26.
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引自欧文写给华尔纳的信。Owen Lattimore to Warner,May 19,1933,Lattimore Folder,Langdon Warner Papers,HUG 4872.1010,HUA.
风度翩翩：引自福开森写给华尔纳的信。John Ferguson to Langdon Warner,August25,1934,Box 3,Langdon Warner Files,Box 5,HUG 4872.1010,HUA.
一天中的最好时光：引自哈罗德·阿克顿《一位审美家的传记》。Harold Acton,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Methuen,1948）,324.
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引自华尔纳档案。Sickman outline of Longmen vandalism,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引自史克曼写给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Warner,August23,1935,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引自卢芹斋写给史克曼的信。T.L.Yuan to Sickman,December 7,1932,KC MS 001,Series II,Box 12,NAMA.
那时，我们开始听说：引自卢芹斋写给史克曼的信。Sickman to Warner,February 5,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引自史克曼写给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 Warner,February 5,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引自瓦尔多发给加德纳的电报。telegram from Edward Waldo to Paul Gardner,April 25,1934,Forbes Papers（HC 2）,Files 539,HAMA.
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引自史克曼写给吉姆的信。Sickman to Jim Plumer,May 2,1934,（RG 02）Series I,Sub-Series A,5.18-5.19“P,”NAMA.
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引自史克曼写给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 Warner,May 28,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引自史克曼写给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 Warner,June 14,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我深感遗憾：引自伯查德写给史克曼的信。Otto Burchard to Sickman,August3,1934,MS 001,Series I,Box 1 a,NAMA.
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引自普艾伦写给萨克斯的信。Alan Priest to Paul Sachs,February 14,1926,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40,HAMA.
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引自普艾伦给萨克斯的报告。as reported to Priest to Sachs,February 26,1927,Paul J.Sachs Papers（HC 3）,in Paul Sachs Archive,HUAMA,China Expedition Alan Priest Files（1925-1927）.
满城沸沸扬扬：引自普艾伦写给萨克斯的信。Priest to Sachs,October 1,1927,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40,HAMA.
完全中国化：引自卡尔写给约翰的信。Carl Bishop to John Lodge,November 8,1927,Carl Bishop 1917 File,FSGA,quoted in 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117.
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引自詹姆斯·卡荷尔的博客。James Cahill,“Fellowship at the Met,”James Cahill Blog,http://www.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responses-a-reminiscences/14624 fellowship-at-the-met-1953-54（accessed November 11,2013）.
然而，我很清楚：引自普艾伦写给萨克斯的信。Priest to Sachs,October 1,1927,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40,HAMA.
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引自普艾伦写给罗宾逊的信。Priest to Edward Robinson,July 8,1927,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540,HAMA.
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引自2013年第2期《美成在久》杂志。Alan Priest,“Recommendation for Purchase”（1929）,quoted in Daisy Wang,“Papa’s Pagoda in Paris:The Gift of the C.T.Loo Family Photographs to the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Orientations,Vol.44:2（February 2013）,140.
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引自普艾伦写给温洛克的信。Priest to Herbert Winlock,February 15,1934,35.146,Curatorial Files Far Eastern Art,MMA.
正与老福开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引自《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118.
显得相当尴尬：引自史克曼写给华尔纳的信。Sickman to Warner,May 28,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13,HUG 4872.1010,HUA.
如果山里面出事：引自《龙门石窟供养人：中世纪中国佛教雕塑中的信仰、政治与庇护》。Amy McNair,Donors of Longmen:Faith,Politics and Patronag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43.
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同上。
龙门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躏的：引自普艾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雕塑》。Alan Priest,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MMA,1944）,26.
有关龙门石窟头像：see letter from C.T.Currelly to Edward Forbes,December 23,1936,Edward Waldo Forbes Papers（HC 2）,File 1791,HAMA.
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引自卢芹斋公司的停业声明。“C.T.Loo,Inc.Announcement of Liquidation,”Copy in Langdon Warner Files,Loo Folder,HUG 4872.1010,HUA.
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引自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声明。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1931）,copy in Carl Tilden Keller collection concerning Sir Aurel Stein,MS Am 2532,HLHU.
我认为那是一种暴行：引自福布斯写给加德纳的信。Edward Forbes to Paul Gardner,April 25,1934,Edward Waldo Forbes Papers（HC 2）,File 1215,HAMA.
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引自鲍威《透过通信看华尔纳》。Bowie,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147.
我深感羞愧：引自卢芹斋《中国石造像展览》前言。C.T.Loo,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Stone Sculptures,preface.
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引自《龙门石窟的碎块》，1941年5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刊》。Alan Priest,“A Stone Fragment from Lung Me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36,no.5（May 1941）,115~116.
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同上，27页。
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引自《龙门石窟供养人》。McNair,Donors of Longmen,43.
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引自史克曼写给费正清的信。Laurence Sickman to Wilma Fairbank,July 21,1981,courtesy of Holly Fairbank.
第六章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见《皇家学院国际博览会目录，伦敦1935~1936》等。Se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Royal Academy of Arts,London 1935-36（London:Royal Academy of Arts,1935），8;Jason Steuber，“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at Burlington House，London，1935-36，”Burlington Magazine，August2006，528 et seq.;and France Wood，“Paul Pelliot，Aurel Stein and Chinese Opposition to the Royal Academy’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1935-36，”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5_Wood-（Pelliot）.pdf.
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引自詹姆斯·卡荷尔的博客。Wood,“Paul Pelliot,Aurel Stein and Chinese Opposition to the Royal Academy’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1935-1936”,1;and James Cahill,“London 1935/36 Exhibition:‘Early’Paintings from China,”James Cahill’s blog,http://www.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london-193536 exhibition-early-paintings-from-china.
Attendance figures from Steuber,“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at Burlington House,Long（1935-1936）,”528.
王者以天下为家：参见中国网《唐昭陵》。China Information Center,“Zhaoling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618-907）,”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atam/115391.htm（accessed May 7,2013）.
陵寝盘空曲：同上。
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引自周秀琴文章《昭陵：唐太宗皇帝陵墓》。Xiuqin Zhou,“Zhaoling: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Tang Taizong，”Sino-Platonic Papers（2009）,112.We have relied on this work for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on the Zhaoling Mausoleum and the six horses.Unless noted otherwise,references are from this online publication:http://www.sinoplatonic.org/complete/spp 187_ taizong_emperor.pdf.
它被分为三部分：同上，101~102页。
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同上，17页，又见周秀琴《中国陕西昭陵的挖掘》。Zhou,“Excavations at Zhaoling,Shaanxi,China:More Light on the Museum’s Chinese Horses Reliefs，”Expedition 47,No.2（2005）,38~39.
朕自征伐以来：引自周秀琴《昭陵》译文。translated in Zhou,“Zhaoling”，78.
过去，主人通常保留车幔和车盖：同上。fn 334.
拯救世界、抚慰百姓：同上，5页。
紫燕超跃：同上，80页。
月精按辔：同上。
太一况，天马下：引自《费尔干纳天马》，1955年2月《今日历史》杂志。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The 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History Today,February 1955,99.
天马的“汗血”：参见赫斯特博客。Hester Pringle,“The Emperor and the Parasite，”Last Word Nothing blog,March 3,2011,http://www.lastwordonnothing.com/2011/03/03/the-emperor-and-the-parasite/.
On the Son of Heaven’s horses,see Bill Cooke,Imperial China:The Art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Lexington,KY:Kentucky Horse Park,2000）,42~43.
天马徕：引自《费尔干纳天马》。Waley,“The 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96~97.
考古学家在汉武帝陵墓内，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参见人民日报在线。Wang Hanlu,“Discovery Revives Legend of Blood-Sweating Horses，”People’s Daily Online,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82/7295160.html.
神道：参见中国网《唐昭陵》。China Information Center,“Zhaoling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618-907）,”25;more details in Frances Wood,The Silk Road: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53~56.
六骏中的四匹马，已被运至西安城里：引自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Warner,Long Old Road,24.
1913年5月，六骏浮雕从昭陵运离：引自周秀琴《昭陵》。Zhou,“Zhaoling”，94.
博取他的欢心：同上，95页。
你会吃惊地发现：引自卢芹斋写给华尔纳的信。C.T.Loo to Warner,September 11,1927,Langdon Warner Papers,C.T.Loo Files,HUG 4872.1010,HUA.
卢芹斋宣称：引自周秀琴《昭陵》。Zhou,“Zhaoling，”95~96.
如果从总统手中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引自卢芹斋写给华尔纳的信。Loo to Warner,September 11,1927,Langdon Warner Papers,C.T.Loo Files,HUG 4872.1010,HUA.
免除租借费：参见《梦想家还是恶棍？》，2014年4月26~27日《金融时报》。David Pilling,“Visionary or Villain?”Financial Times,April 26/April 27,2014.
对于精心创作那些杰作的艺术家：同上。
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
这个计划：引自凯茨写给萨克斯的信。George Kates to Paul Sachs,June 21,1933,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1047,HAMA.
我刚刚接到你的信……：引自萨克斯写给凯茨的信。Sachs to Kates,July 17,1933,Paul J.Sachs Papers,HAMA.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is from Pamela Arwells’s introduction to George 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Peking,1933-194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1988）as well as her obituary of Kates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9:4（November 1990）,1014-1015;and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Kates material in the Henry Sales Francis Papers,SAAA.
有关哈佛大学1922级情况：参见该级第25届纪念报告。On the Harvard Class of 1922,see its 25th Anniversary Report,and references to George Norbert Kates,543,HUA.
我在萨克斯教授下榻的酒店与他共进早餐：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Kates to Henry Sayles Francis,June 25（no year）,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SAAA.
时薪只有52美分：同上。
应用考古学：引自凯茨写给萨克斯的信。Kates to Sachs,October 24,1927,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1047,HAMA.
法国蜡像博物馆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同上。
让自己投入角色：引自凯茨写给卢塞尔的信。Kates to Russell Hitchcock,January 10,1928,Hitchcock Papers,SAAA.
令人陶醉的黑美人：引自凯茨写给希契科克的信。Kates to Hitchcock,February 19,1928,Hitchcock Papers,SAAA.
宝拉宛若宫廷里的女王：同上。Kates to Hitchcock,January 21,1928,SAAA.
搜罗各种荒诞不经之事：Pamela Atw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Years That Were Fa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vi.
使自己成为一名汉学家：引自凯茨写给萨克斯的信。Kates to Sachs,June 21,1933,Paul J.Sachs Papers（HC 3）,file 1047,HAMA.
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夫人的信。George Kates to Mrs.Frances Francis,February 10,1935,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
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引自《丰腴年华》。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21~22.
引以为豪的宫殿被拆除或破坏：同上，24页。
那些单调、昂贵的瓷器：同上，81页。
他（弗劳尔）与中国人的友谊一败涂地：引自小说《牡丹与马驹》。Hrold Acton,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in Asia Paperbacks,1983）,79.
一位拥有非凡天赋的人：引自福开森写给华尔纳的信。John Ferguson to Langdon Warner,January 15,1934,Langdon Warner Files,Box 3,HUA.
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引自华尔纳写给史克曼的信。Warner to Sickman,April 5,1934,Kansas City Archives.
路上一列长达800米的火车：引自《马昆德：一个美国人的生活》。Millicent Bell,Marquand,An American Life（Boston:Little,Brown,1979）,216~217.
马戏团在“旅行后期变得极度喜怒无常”：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夫人的信。Kates to Mrs.Frances Francis,September 23,1934,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217.
以打碎玻璃杯和掀翻桌子落幕：同上，217页。
那种帝王式气派你从未见过：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夫人的信。Kates to Mrs.Francis,September 23,1934,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
溥儒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引自史克曼《阿克顿在北京》。Laurence Sickman,“Harold Acton in Peking，”in Edward Chaney and Neil Ritchie,eds.,Oxford China and Italy:Writings in Honor of Sir Harold Acton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London:Thames＆Hudson,1984）,70.
高贵之人，生而非凡之人：引自《丰腴年华》。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130.In 1940 Kates,together with H.S.Chen,published an article on“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MonumentaSerica 5（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动笔之前已对所画场景成竹在胸：引自《一位审美家的自传》。Acton,Memories of an Aesthete,375.
那天降临时：引自《丰腴年华》。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60 et.seq.
从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诗词中：同上，264页。
他继续进行在北京启动的工作：见《紫禁城起源时间新探》，1943年2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期刊》。Kates,“A New Dat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Forbidden Ci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7:3（February 1943）.
On wartime years,see also the entry for George Kates,Harvard Anniversary Report（1947）.
精致、含蓄、宜于家居，而不是宫廷摆设：引自《丰腴年华》。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25.
一系列朴素高贵家具：同上。
接踵而来的，可能是消瘦春秋：同上，26页。
饥荒夏季：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George Kates to Henry Francis,January 31,1955,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SAAA.
那些家具去了休斯顿之类的地方：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Kates to Francis,May 10,1956,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SAAA.
这个季节，使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居无定所：引自凯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Kates to Francis,July 21,1955,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SAAA.
真正重要的：引自凯茨致弗朗西斯的信。Kates to Francis,June 26,1956,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SAAA.
明代家具之王：参见《谈论城镇》，1961年2月11日《纽约客》。“Talk of the Town”,New Yorker,February 11,1961.
家具不仅是“文明生活”之必须：引自《明代》，1999年4~5月《启程》。Wendy Moonan,“Ming Dynasty,”Departures,May/April 1999,http://www.departures.com/arts-and-culture/ming-dynasty.
“烧它们，打砸它们”：同上。
有关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情况：参见《文物：中国对家具的兴趣》，1997年9月19日《纽约时报》。Wendy Moonan,“Antiques:The Interest in Furniture from China”,NYT,September 19,1997;Rita Reif,“Learning to Love Furniture from China”,NYT,October 6,1996.
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
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参见斯蒂芬《世上绝无仅有：1863年至1869年跨大洲铁路建设》。Stephen E.Ambrose,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On Building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1863-1869（New York:Simon＆Schuster,2000）,17~18.
当他细述那些铁轨的战略含义时：引自《阴影下的锦标赛：亚洲追逐帝国的精彩比赛》。Karl E.N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Asia（Washington,DC:Counterpoint,and New York:Basic Books,1998）,565~566.
把自己裹入蚕茧：参见《拥有骄傲》。Aline B.Saa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New York:Random House,1958）,121~122.关于弗利尔的早年生活，见《弗利尔：一个艺术传奇》。Thomas Lawton and Linda Merrill,Freer:A Legacy of Art（New York:Abrams,1993）,passim.
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引自惠斯特写给弗利尔的信。Whistler to Freer,March 24,1897,quoted in Helen Nebeker Tomlinson,Charles Lang Freer:Pioneer Collector of Oriental Art Collector（doctoral dissertation,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79）,236.
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引自《中国铁路历史调查》。Cheng Lin,The Chinese Railroads:A Historical Survey（Shanghai:China United Press,1935）,v~vii,12~13,26~62.
据林成的详细统计：同上，23页以下。
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参见《东亚艺术和美国文化》。see 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65.
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参见《拥有骄傲》。Marian Bell,quoted in Saa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136.
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引自罗斯福总统讲话。TR’s address at Mechanics Pavilion,San Francisco,May 13,1903,quoted in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56）,172~173.
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参见汤姆林森《查尔斯·朗·弗利尔》。Tomlinson,Charles Lang Freer.
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参见《拥有骄傲》。Saa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137.
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引自弗利尔写给弗兰克的信。Freer to Frank Hecker,September 17,1909,quoted in Tomlinson,Charles Lang Freer,544.
他是否应该抓住机会：同上，558页。
那些分类，会依据弗利尔的个人风险程度，能否获得成功，以及是否影响他的好名声，变得左右摇摆：同上，580页。
返回美国与底特律新闻记者面谈时：同上，574页。
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权力、特权和历史：凯瑟琳·格雷姆的故事》。Carol Felsenthal,Power,Privilege and The Post:The Katherine Graham Story（New York:Putnam,1993）,25~26.
对弗利尔所购藏品进行过详细记录：引自王伊悠《卢芹斋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收藏的形成》。Daisy Yiyou Wang,“C.T.Loo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t the Freer Gallery”，in Jason Steuber and Guolong Lai,eds.,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4）,151~182.
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引自王伊悠《来自中国的卢浮宫》。cited in Yiyou Wang,The Loouvre from China,168.
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同上，173页。
第九章 瓷器泡沫
他对此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引自《英国贵族的衰退与没落》。Lewis Namier,quoted in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182.
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同上。all figures taken from ibid.,passim.
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参见《品位经济》和《拥有骄傲》。Gerald Reitlinger,The Economics of Taste（New York:Holt,Rinehart,1963）,228.See also Saarinen,The Proud Possessors,56~90.
在那些入迷观众中：引自《威廉与沃尔特斯：讳莫如深的收藏家》。details from William R.Johnston,William and Henry Walters:The Reticent Collector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同上，98页。
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引自《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30~31.
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同上，32页。
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引自《杜维恩兄弟回忆录》。Edward Fowles,Memories of the Duveen Brothers（London:Times Books,1976）,77~78.
有关詹姆斯·加兰德：参见《加兰德的珍贵瓷器来自哪里》，1902年3月16日《纽约时报》。details from Ivy Lee,“Where Garland’s Rare Porcelains Were Found”,NYT,March 16,1902,passim.
那种事情怎会发生：同上。
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引自《辉煌与黄金》。as related by Cesnola’s biographer,Elizabeth McFadden,The Glitter and the Gold（New York:Dial Press,1971）.
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引自《杜维恩家族的崛起》。James Henry Duveen,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Duveen（New York:Knopf,1957）,194.
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引自《著名的加兰德收藏更名记》。unsigned article headed“To Rename Famous Garland Collection,”NYT,August6,1900.
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引自《美国金融家摩根》一书。Jea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Random House,1999）,485.
1913年3月12日，他进一步发来了以下消息：all quoted cable texts from J.Pierpont Morgan Jr.Papers,Morgan Library,ARC 1216,Box 201,File 322.The sole published account of this episode that we encountered appeared in an unsigned note inThe New Yorker’s“Talk of the Town,”dated March 18,1996.
巨头摩根的离世，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隐约不祥之感：引自《商人与收藏》。details from Calvin 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New York:Dutton,1970）,178.
愿望和意愿：参见1915年2月9日《纽约时报》。NYT,February 9,1915,no byline.
第十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海约翰大使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写道：参见《战争精神：美西战争研究》。Walter Mills,The Martial Spirit:A Study of Our War with Spain（Cambridge,MA:Riverside Press,1931）,316,340.The“splendid little war”phrase was in a letter to Theodore Roosevelt.
对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参见《血缘、阶级与乡愁》。Christopher Hitchens,Blood,Class and Nostalgia:Anglo-American Ironies（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90）,63~76.
难道你们没有人认识到：参见《罗斯福传》。Henry F.Pringle,Theodore Roosevelt:A 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1931）,216~223.
皮尔庞特·摩根通知华尔街：引自《摩根》一书。Strouse,Morgan,404.
戴维·格雷哈姆·菲利普斯是一位以揭发丑闻为生的记者：参见罗恩·彻诺《巨人：老洛克菲勒的生活》。Ron Chernow,Titan:The Life of John D.Rockefeller Sr.（New York:Random House,1998）,358.
我曾有机会参观佛罗伦萨、巴黎和伦敦的伟大美术馆：参见《美国国会记录》。Senator Benjamin Tillman,Congressional Record（June 12,1909）,Vol.4,Pt.2,3169;quoted in Karl E.Meyer,The Art Museum:Power,Money,Ethics（New York:Morrow,1979）,32.
当《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获得通过时：参见《艺术商人专业收藏八十年：1880~1960》。Germain Seligman,Merchants of Art:1880-1960,Eighty Years of Professional Collecting（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1961）,75~76.
苏珊娜提醒我们：参见《美国版美第奇家族》一书。Suzanne Loebl,America’s Medicis:The Rockefellers and Their Astonishing Cultural Legacy（New York:HarperCollins,2010）,xi~xii.
甚至在我们位于纽约西区54街的家门口：参见《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David Rockefeller,Memoirs（New York:Random House,2002）,20~21.
拉得洛事件，成为父亲一个至关重要的成人仪式：同上。
房间里面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同上，23~24页。
父亲引以为豪、并爱不释手的：同上，25页。
那次交易成了星星之火：参见《美国版美第奇家族》。Loebl,America’s Medicis,7~8.
我曾多次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父亲的信。JDR Jr.to JDR Sr.,January 28,1915,er seq.,Rockefeller Archives.
我对此有些担心：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父亲的信。JDR Sr.to JDR Jr.,January 29,1915.
我从未在马匹、游艇、汽车或其他愚蠢的奢侈品上浪费过钱财：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父亲的信。JDR Jr.to JDR Sr.,January 31,1915.
他一直保持着对那些美物的兴趣：参见《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David Rockefeller,Memoirs,25.
对小洛克菲勒来说：引自彻诺《巨人》。Chernow,Titan,622.
与那件敞口瓶一起来的：引自埃德加·格尔写给小洛克菲勒的信。Edgar Gorer to JDR Jr.,February 3,1915;Rockefeller Family Archives,Record Group III:21,Box 133;Home Series（10 West53 rd Street）;Porcelain Invoices,1908-1932.
2月19日，小洛克菲勒追问格尔：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格尔的信。ibid.,JDR Jr.to Edgar Gorer,February 19,1915.
第二天：引自格尔写给小洛克菲勒的信。ibid.,Gorer to Junior,February 20,1915.
小洛克菲勒对此并不满意：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格尔的信。ibid.,JDR Jr.to Edgar Gorer,February 23,1915;Gorer to Junior,March 8,1915.
3月16日，小洛克菲勒给格尔写了封信：小洛克菲勒写给格尔的信。JDR Jr.to Gorer,March 16,1915.
《纽约时报》以头版位置刊登了格尔打官司的新闻：参见《对决杜维恩，索赔575000美元》，1915年5月7日《纽约时报》。see no byline,“Rival Sues Duveens/Asks for$575000,”NYT,May 7,1915.
然而，可怕的巧合是：参见1915年5月9日《纽约时报》。no byline,“Fifty New Yorkers/Lost in First Class,”NYT,May 9,1915.
关于格尔遇难，参见1915年6月6日《纽约时报》。no byline,“Swam Four Hours/From Lusitania”,NYT,June 6,1915.For further details on Gorer,see essay by Prof.Nick Pearce,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University of Glasgow,“Gorer v.Lever:Edgar Gorer and William Hesketh Lever”（accessible online,no date）.
当时美国公认的离经叛道者H.L.门肯：参见《偏见：第五系列丛书》。see H.L.Mencken,Prejudices:Fifth Series（New York:Knopf,1926）,287~288.
喝完咖啡后，马蒂斯转向小洛克菲勒：参见《美国版美第奇家族》as related by Loebl,America’s Medicis,141.
马蒂斯总结道：同上。
人们可以想象：同上，149~150页。
以表示我对妻子感情的尊重：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山中商会的信。JDR Jr.To Mr.Miya at Yamanaka,June 13,1924,Rockefeller Family Archives.
石像飘逸的服饰褶皱源于古希腊：参见《洛克菲勒家中的中国装饰物》。see Stanley K.Abe,“Rockefeller Home decorating and Objects from China,”in VimalinPujivachical,ed.,Collecting China（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11）,112 et seq.
我对两件中国鎏金青铜器的出价是175000美元：引自小洛克菲勒写给山中商会的信。JDR Jr.To Mr.Miya at Yamanaka,January 20,1925,Rockefeller Family Archives.
感谢你的来信，也祝贺洛克菲勒夫人：引自山中商会致洛克菲勒的信。Mr.Miya at Yamanaka,January 21,1925,Rockefeller Family Archives.
编撰了一份有关市场易变性的研究报告：参见《艺术经销商、洛克菲勒家族及美国的中国艺术网络》。Daisy Yiyou Wang,“Art Dealers,the Rockefellers and the Network of Chinese Art in America”,a report presentedin 2008 to 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pdf/wang.pdf,1~2.
卢芹斋通过在其收藏中摆上自己卖出的货：同上，5~6页。
由于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的麻烦：同上，69~70，183页。
再没有比财神更受人崇拜的神像了：参见《中国瓷器的象征》，1962年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期刊》。Fong Chow,“Symbolism in Chinese P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orcelain”,,New Series,Vol.21:1（Summer 1962）,17.
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参见《全新中国史》。John King 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93~99.
最后是“殿试”：同上。
据张珺研究：参见《满族蜘蛛》。Elya Jun Zhang,Spider Manchu:Duanfang as Networker and Spindoctor 1901-1911（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8）.
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参见《变革时代：两位中国艺术收藏家》等。Thomas Lawton,A Time of Transition: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Lawrence:Spenser Museum of Art,University of Kansas,1991）,14;and Edward J.M.Rhoads,Manchus and Han:Ethi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illustrated reprint）,55.
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参见《满族蜘蛛》。Zhang,Spider Manchu.
是当晚真正的英雄：参见1906年2月3日《纽约时报》。no byline,“Mission boards Host to Chinese Envoys/‘No East,No West,’Dr.Butler Quotes at Dinner,”NYT,February 3,1906.
他给予了部分回应：参见《变革时代》。Lawton,A Time of Transition,53.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上，10页。
端方的好奇心：参见《青铜外交：清朝特使端方出访欧美》。for a thorough appraisal of this breakthrough mission,see conference papers in Atlanta（2008）and Philadelphia（2010）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notably Elya Jun Zhang,“Bronze Diplomacy:Duanfang as an Imperial Commissioner in Europe and America,”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asian-studies.org/absts/China/C-19.ht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拉腊·亚西尔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参见《征集中国艺术与文化》。Netting,Acquiring Chinese Art and Culture:The Collections and Scholarship of John C,Ferguson（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2009）.
扩散到商代中国的其他地方：参见《发掘中国历史》。Jan Fontein and Tung Wu,Unearthing China’s Past（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New York Graphic Society,1973）,41~42.
正如托马斯·劳顿写道：参见《变革时代》。Lawton,A Time of Transition,65.
世上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拥有了中国收藏：同上，132页。
破坏宫廷礼仪的最严重罪行：参见《端方降职：女人干政，自私的王室难辞其咎》，1910年1月2日《纽约时报》。no byline,“Tuan-Fang’s Degradation:A Woman’s Influence and Selfish Dynasty Responsible for It,”NYT,January 2,1910.
情况令人绝望：参见《中国辛亥革命》。Edw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New York:McBride,Nast＆Co.,1912）,235.
端方“被高看为‘封疆大吏’”：同上，236页。
对端方最后时刻的记录相互矛盾：参见1911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等。NYT dispatches from China dated December 19,1911,and December 30,1911 and appraised by both Lawton,A Time of Transition,and Netting,Acquiring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根据20世纪30年代北京流传的故事：参见《变革时代》。Lawton,A Time of Transition,62~63.
那件青铜禁及其全套祭祀礼器独一无二：引自福开森写给赖茨的信。Ferguson to Bosch Reitz,July 28,1923,32.146 Curatorial Files,Far Eastern Art,MMA.
我必须与端方夫人、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打交道：引自福开森写给赖茨的信。Ferguson to Bosch Reitz,October 29,1923,35.146 Curatorial Files,Far Eastern Art,MMA.
幸运的是，依靠我与端方总督的友谊和合作：引自福开森写给赖茨的信。Ferguson to Bosch Reitz,January 10,1924,35.146 Curatorial Files,Far Eastern Art,MMA.
人们的目光都落在了那件“皿方罍”身上：参见诺德艺术博客。details from“More Than$30 Million for Massive Ancient Chinese Bronze Vessel at Christie’s”,Nord on Art Blog,March 30,2014.
张珺对此进行了盖棺论定：参见《满族蜘蛛》。Elya Jun Zhang,Spider Manchu,363.
皆作为权力象征而制造：参见艺术新闻网。Eileen Kinsella,“Christie’s CEO was‘Panicked’Over Chiense Buyer Default,Leading to Private Sale of Ancient Bronze”,News.Artnet.com newsletter,March 30,2014.
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
有关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中国石狮：参见1994年第2期《美成在久》杂志。Jennie Thomas Parker,“Chinese Guardian Lions at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Orientations,Vol.25:2（February 1994）,53~57.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参见《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三人组合》等。see details in Dennis Duffy,“Triangulating the ROM,”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Vol.40（2006）,167~169;see also Marguerite Van Die,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Canad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
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参见《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三人组合》等。Duffy,“Triangulating the ROM,”158.See also Charles Trick Currelly,I Brought the Ages Home（Toronto:Ryerson Press,1956）,passim.
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同上，243~244页。
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同上。
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引自华尔纳《克罗夫茨收藏》。Langdon Warner,“The Crofts Collection,”194.
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同上。
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参见《中国艺术》。Craig Clunas,Art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9.
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参见彼得·赫斯勒《甲骨文：中国时空穿越之旅》。Peter Hessler,Oracle Bones: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7）,4.
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参见费正清《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Fairbank,Chinabound,59.
与我一起大笑吧：参见《河南主教怀履光》。Lewis Walmsley,Bishop in Honan:William C,Whit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73.
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同上，108页。
怀履光身材瘦小柔软：同上。
我们有一个形象见证：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细部分析，参见《中国艺术史》。Bradley Smith and Wan-go Weng,China:A History in Art（New York:Doubleday,1972）,160~169.
那封信说：引自《我把历史带回家》。Currelly,I Brought the Ages Home,251.
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引自《我把历史带回家》。Currelly,I Brought the Ages Home,251.
他评论道：参见《古都洛阳陵墓》。John Ferguson,“Forward,”in White,Tombs of Old Lo-yang（Shanghai:Kelly＆Walsh Ltd.,1934）,xxi.
他对所有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参见《跨越文化和信仰：明义士的生活与事业》。Linfu Dong,Cross Culture and Faith: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Mellon Menzi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passim.
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参见2008年1月19日多伦多《环球邮报》。Geoffrey York,“The Unsung Canadian Some Knew as‘Old Bones,’”Globe and Mail（Toronto）,January 19,2008,updated March 30,2009.
随着周克商：参见费正清《中国》。John King Fairbank,China,39.
不进行考古发掘时：参见《跨越文化和信仰：明义士的生活与事业》。Dong,Cross Culture and Faith,288~295.
出版了16本有关中国商代的书籍和专题论文：参见多伦多《环球邮报》。Michael Posner,“Arthur Menzies Was a[n]Extraordinary Diplomat for 40 Years,”Globe and Mail（Toronto）,March 21,2010.
“千古遗珍”首次在北美展示了一批中国最近出土的文物：参见2014年第5期《美成在久》杂志。fttingly,the May 2014 issue of Orientations（Vol.45,No.4）was devoted to ROM’s anniversary and to the Forbidden City exhibition,including key articles by Curator Chen Shen.
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
让我向美国商人们大喊：参见美国国会记录，引自《阴影下的竞赛》。Congressional Record,June 14,1898,quoted in 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398.
荷马《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小巫见大巫：参见《1904年世界博览会：在展望中回首》。“1904 World’s Fair:Looking Back at Looking Forward,”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http://mohistory.org/exhibits/Fair/WF/HTML/Overview/.
中国人曾低调参加了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1900年巴黎博览会：参见《1904年世界博览会的中国艺术》。information from Kristina Kleutghen,“Chinese Art at the 1904 World Expo,”quoting Theodore Hardee,“China’s Remarkable Exhibit at the World’s Fair”,NYT,August28,1904,http://kristinakleutghen.com/2010/06/30/chinese-art-at-the-1904-world-expo/.
穿着中国本土服装的男女假模特：参见《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名优展品》。Hardee,“China’s Remarkable Exhibit at the World’s Fair”.
明显地拥挤：参见《圣路易斯博览会》等。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St.Louis,MO:Universal Exposition Publishing Company,1905）,287;and Carol Ann Christ,“‘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Louis World’s Fair,”Positions,Vol.8 L 3（Winter 2000）,701.Information from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291.
他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参见《与龙共舞》。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411,quoted in Julia 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New York:I.B.Tauris,2012）,52.
赫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参见《与龙共舞》等。Charles Stewart Addis,memoir（n.d.,but post-1885）,HSBC archives,S 016/002 c,quoted in Boyd,A Dance with Dragon,36.
关于慈禧太后与赫德的关系，参见《龙夫人》。Seagrave,Dragon Lady,452.
《牛津英国名人录》记载赫德死时的财产是140260英镑4先令6便士。See Frank H.H.King,“Hart,Sir Robert,first baronet（1835-1911）,”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http://0-www.oxforddnb.com.library.nysoclib.org/view/article/33739.
她更像一阵旋风：引自赫德写给詹姆斯的信。Robert Hart to James Duncan Campbell,Letter 1320,March 6,1904,John King Fairbank,Katherine Frost Bruner,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Vol.II,1401.
很快从欧洲快递订购了7米多的画布和一些油画颜料：参见赫德写给詹姆斯的信。Robert Hart to James Duncan Campbell,Letter 1292,September 6,1903,and Letter 1301,November 8,1903,Fairbank et al.,The I.G.in Peking,Vol.II,1370~1371,1379.
有关路易莎·裕庚的家族：参见《清宫假冒者：德龄公主》。212 OnLouisa Yu Keng’s family,see Grant 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The Princess Der Ling（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8）,197.
太后陛下身着一套正式冬季官服：参见《与慈禧太后为伴》。Katherine A.Carl,With the Empress Dowager（New York:Century Company,1905）,216.
我自己使用铁钳子拉拽画布：同上，217~218页。
我不想让人们在那里想象”：参见《清宫两年记》。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New York:Dodd,Mead,1931）,211.
我曾经梦想：参见《与慈禧太后为伴》。Carl,With the Empress Dowager,55.
被认为不适合运送太后陛下的肖像：参见《与慈禧太后为伴》。Carl,With the Empress Dowager,294 et seq.Transport for the“Sacred Picture,”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292.
罗伯特·赫德：参见赫德通信等。Information from Robert Hart,Letter 1329,May 27,1904,Fairbank et at.,The I.G in Peking,1414,and Carl,With the Empress Dowager,55.
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参见《柔克义：西藏高原的学者、外交家》。Kenneth Wimmel,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Bangkok:Orchid Press,2003）,109.
从大沽到北京：引自柔克义写给洛奇的信。William Rockhill to Nannie Lodge,December 3,1900,quoted in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187.
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引自马克·吐温《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1901年2月《北美评论》。Mark Twa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2:531（February 1901）,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s://www.msu.edu/~mageemail/iah 201/darkness.pdf,116.
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参见《朝廷回到北京》，1902年1月8日《纽约时报》。no byline,“The Court Back in Peking,”NYT,January 8,1902.
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参见《来自中国的通信》。Sarah PikeConger,Letters from China: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Chicago:A.C.McClurg＆Co.,1909）,219~220.
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参见《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in J.O.P.Bland and E.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1）,290 fn.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引自布兰德写给莫里森的信。Bland to Morrison,February 12,1902,in Lo Hui-Min ed.,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78）,178~179.
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参见1902年2月3日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London）,February 3,1902,quoted in Lo HuiMin,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78.
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引自莫里森写给瓦伦丁的信。George Morrison to Valentine Chirol,September 7,1903,in Lo Hui-Min,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230.
几个月以来：参见《来自中国的通信》。Sarah Pike Conger to Laura Conger,in Conger,Letters from China,247.
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参见《清宫假冒者》。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193.
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参见《来自中国的通信》。Conger,Letters from China,224.
那里的漂亮花卉：参见《皇帝万寿无疆的中国》。Eliza Scidmore,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New York:Century,1900）,146.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同上，144页。
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同上，145页。
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参见《康格公使的有趣生活》，1900年7月17日《旧金山号召报》。“Interesting Life History of Minister Conger,”San Francisco Call,July 17,1900,quoted in 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283.
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参见《来自中国的通信》。Conger,Letters fromChina,260.
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引自康格夫人写给女儿的信。Sarah Conger to her daughter Laura,July 20,1903,ibid.,258.
从一块精致地毯中赚了大钱：参见1908年2月22日《纽约时报》。NYT,February 22,1908.
由美国驻华公使携带入境、属于八国联军从北京盗窃、印有美国烙印的“赃物买卖”获准进行：见1908年2月25日《晚间世界报》，引自《清宫假冒者》。Evening World,February 25,1908,quoted in 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267.
我们允许美国外交公使或外国公使、大使免税带入任何货物：同上。
你们美国人会做何感想：美国国会记录，引自《清宫假冒者》。Congressional Record,April 18,1908,60th Congress/First Session,4930~4931,quoted in 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268.
我有许多中国刺绣，都是老货：见康格夫人写给弗利尔的信，引自《清宫假冒者》。Sarah Conger to Charles L.Freer,July 28,1919,Freer/Sackler Archives,transcribed by 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
威廉·柔克义的捐赠：参见以下网址。On William Rockhill’s donations,see AlliciaCampi and Denys Voaden,“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s Mongolian Travel Literature of the 1890 s:The Image of Mongolia in European and Asian Travel Literature”,Ulaanbaatar,Mongolia,July 7~9,2005,www.mtac.gov.tw/mtacbook/upload/09607/0701/03.pdf.
我们对柔克义真是怕得要命：参见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引自《阴影下的竞赛》。Nelson Johnson,Oral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quoted in 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400.
一些人从纽约到布鲁克林，也能经历探险过程：见1900年1月27日《星期六晚邮报》，引自《柔克义》。Saturday Evening Post,January 27,1900,quoted in Wimmel,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xv.
我的行头很简单：参见柔克义《喇嘛之境》。William Rockhill,Land of Lamas: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Mongolia and Tibet（New York:Century,1891）,288,quoted in 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406.
身穿羊皮大衣：参见《喇嘛之境》。Rockhill,Land of the Lamas,56.
溜溜达达穿过那里的街道：参见《阴影下的竞赛》。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408.
如何钱包空空（就我而言，还是饥肠辘辘）在陌生国度上路旅行：参见柔克义《蒙古和西藏的考察》，史密森尼学会1892年年度报告。William Rockhill,“Explorations in Mongolia and Tibet,”Annual Report,Board of Regents,Smithsonian Institution（1892）,659.
我咽下的食物中有尘土：参见《阴影下的竞赛》。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410.
我离日喀则有10天路程：同上，410~411页。
我被你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同上，398页。
我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引自罗斯福写给柔克义的信。Theodore Roosevelt to William Rockhill,July 21,1900,Rockhill Papers,MS Division,LOC.
他虽然很高：参见《柔克义》。Wimmel,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52.
我曾想象：参见柔克义写给罗斯福的信。Rockhill to Roosevelt,June 30,1908,Theodore Roosevelt Papers,MS Division,LOC.
十三世达赖是个急性子：参见柔克义《拉萨的达赖喇嘛》，引自《阴影下的竞赛》。William Rockhill,The Dalai Lamas of Lhasa,90~92,quoted in 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418.
是我们这一代所有人中最有意思、最特别的经历”：引自罗斯福写给柔克义的信。Roosevelt to Rockhill,August1,1908,Rockhill Papers,LOC,quoted in Meyer and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
达赖喇嘛向柔克义赠送了三件礼物：参见《五台山赠礼：柔克义与十三世达赖》，2011年12月《国际藏学研究协会杂志》。Susan Meinheit,“Gifts at Wutai Shan:Rockhill and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No.6（December 2011）,http://www.thlib.org/collections/texts/jiats/?_escaped_ fragment=_jiats=/06/meinheit/.
养养鸡，种种花：引自柔克义写给布兰德的信。Rockhill to J.O.Bland,March 29,1913,quoted in Wimmel,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xv.
柔克义先生为人极其低调：参见1915年5月《通报》。Berthold Laufer,T’oungPao,Second Series 16,No.2（May 1915）,290.
罗伯特·赫德爵士最后一次离别：参见《与龙共舞》。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52.
慈禧太后去世：关于老佛爷的后事，参见《龙夫人》。Seagrave,Dragon Lady,462.
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
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参见《色彩、生活和时机》等。Elinor Pearlstein,“Color,Life,and Moment,”in John E.Vollmer,ed.,Clothed to Rule the Universe:Ming and Qing Dynasty Textiles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useum Studies,Vol.26:2（Chicago:Art Institute of Chicago,2000）,note 10,107.“A perpetual merry-go-round of parties,”quoted in 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65.
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参见《与龙共舞》。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65.
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参见《诗人的生活：改变世界的70年》。Harriet Monroe,A Poet’s Life:Seventy Years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Macmillan,1938）,233.
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参见《与龙共舞》。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73.
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见弗利尔致赫克的信。Freer to Hecker,October 13,1910,quoted in Lawton and Merrill,Freer,87.
大家追逐的金主：参见《一位诗人的一生》。Monroe,A Poet’s Life,234.
端方心里有个计划：同上，235页。
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参见《北京纪胜》。Juliet Bredon,Peking: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Shanghai:Kelly＆Walsh Ltd.,1931）,455.
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同上，443~444页。
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同上，444~445页。
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参见《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Lucy Calhoun,“Streets ofPeking,”NYT,November 26,1922.
千万别忘了：参见《北京纪胜》。Bredon,Peking,450~451.
真是太可恶了：参见《一位驻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Paul 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22）,30.
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参见露西写个哈利特的信。Lucy Calhoun to Harriet Monroe,Gebruary 26,1912,Harriet Monroe Personal Papers（note 15）,Folder 3,Newberry Library,quoted in Pearlstein,“Color,Life and Moment,”note 22,109.
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参见露西写给查尔斯夫人的信。Lucy Calhoun to Mrs.Charles H.Hutchinson,February 13,1913,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rchives,quoted in Pearlstein,“Color,Life and Moment,”6.
有一个奇怪现象：参见《一位驻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161.
“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参见凯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George Kates to Frances Francis,September 5,1933,Henry Sayles Francis Papers.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详情，见《约翰·格兰特回忆录：口述史》。“Reminiscences of John Black Grant:Oral History,”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1961）,
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参见《紫禁城服饰展》。Alan Priest,Costum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1945,MMA,http://libmma.contentdm.oclc.org/cdm/ref/collection/p 15324 coll 10/id/1170.
夏洛特的纺织品收藏：参见《天国衣裳：中国末代王朝的丝绸传奇》。Alice Zrebiec and Micah Messenheimer,Threads of Heaven:SilkenLegacy of China’s Last Dynasty（Companion to Qing Dynasty Textiles at the Denver Museum）,12;and Vollmer,Clothed to Rule the Universe,（Chicago: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34.
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参见《莫里森通信》。in Lo HuiMin,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I,524,notes 3,4.
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参见《北京灰尘》。Ellen N.La Motte,Peking Dust（New York:Century,1919）,74.
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参见《紫禁城两年记》。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New York:Dodd,Mead,1931）,382.
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参见《清宫假冒者》。Hayter-Menzies,Imperial Masquerade,327.
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参见《与龙共舞》。Boyd,A Dance with the Dragon,152.
被废黜的皇后：同上。
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参见《我在中国的回忆录》。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A Memoir（New York:Morrow,1984）,94.
紫禁城不再禁止人们入内：参见《一位诗人的一生》。Monroe,A Poet’s Life,445.
在北京，我们每个人都收藏：参见《牡丹与马驹》。Acton,Peonies and Ponies,45.
有关普艾伦在北京生活的情况：参见《普艾伦》一书。from Joseph M.Upton and Edward C.Wells,Alan Reed Priest（privately printed,1970）,20.
有关参观北京戒台寺的情况：同上，21~22页。
都聚集在宏伟陵墓周围寻找文物：参见《一位审美家的回忆录》。Acton,Memoirs of an Aesthete,278~279.
沉溺于中不中、洋不洋的舞蹈：引自普艾伦写给萨克斯的信。Alan Priest to Paul Sachs,February 26,1927,Paul J.Sachs Files,HAMA.
一天深夜，有人来敲史克曼家的门：参见1978年夏季刊《东方艺术》杂志。information from interview with Mackenzie and Stephen Addiss inOriental Art,Vol.30:2（Summer 1978）,229.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参见《史克曼及其中国收藏的构建》。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文物偷运出宫：有关皇宫收藏迁移、文物偷运出宫的情况，参见《两个故宫博物院：有关其形成和历史的非正式报告》等。James Cahill,“Two Palace Museums:An Informal Account of their Formation and History,”Kaikodo Journal XIX（2001）,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cahill-lectures-and-papers/236-clp-41-2001-qtwo-palacemuseums-an-informal-account-of-their-formation-and-historyq-kaikodo-journalxix-2001;Willow Hai Chang,The Last Emperor’s Collection:Masterpiece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Gallery,2008）,2~3;Jeannette Shambaugh Elliot with David Shambaugh,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56 e seq.On Sickman’s acquisitions from Puyi,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arc Wilson in 2014 interview.
有关露西·卡尔霍恩的收藏：参见《色彩、生活和时机》。Pearlstein,“Color,Life and Moment.”83 et seq.
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引自王伊悠《来自中国的卢浮宫》。Carl Whiting Bishop,quoted in Daisy Wang,The Loouvre from China,39.
第十五章 鉴赏家
小骨架，欧洲学者派头：参见1976年10月6日《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等。Henry Field,“Berthold Laufer,”October 6,1976,in Berthold Laufer,Kleinere Schriften Publikationen aus der Zeit von 1911 bis 1925,ed.by Hartmut Walravens（Wiesbaden:Steiner,1976）,2.
正在变成木乃伊：参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等。Bennet Bronson,“Berthold Laufer”,Fieldiana Anthropology,New Series,No.36,Curators,Collections and Contexts:Anthropology at the Field Museum,1893-2002（September 30,2003）,121.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Bronson,“Berthold Laufer”,118.
犀牛化石仍在蠕动的地方：同上，125页。
我将为美国的民族志和考古学打下一个全新、坚实的基础：参见《人类学家眼中的中国》。Laurel Kendall,“China to the Anthropologist:Franz Boas,Berthold Laufer,and a Road Not Taken in Early American Anthropology,”in Regna Darnell and Frederic W.Gleach,eds.,Anthropologists and Their Tradition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4）,1.
是迈向理性行政的旗手：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Hans Gerth,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416.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from K.S.Latourette,“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37）,43~44.
表现中国风俗习惯、信仰、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藏品：引自博厄斯写给杰瑟普的信。Franz Boas to Morris Jesup,December 27,1902,MSS E 973,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Archives,AMNH,quoted in Kendall,“China to the Anthropologist,”11.
Information on Schiff expedition,John Haddad,“To Inculcate Respect for the Chinese,”Anthropos,Vol.101:1（2006）,129.
他并没有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参见《发掘中国历史》。Jan Fontein and Tung Wu,Unearthing China’s Past（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1973）,16.
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文化：参见1912年第12期《美国博物馆期刊》。Berthold Laufer,“Modern Chinese Collections in Historical Light,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erican Museum’s Collection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ulture a Decade Ago,”American Museum Journal,Vol.12（1912）,137.
在中国，没有我未踩过的道儿：参见劳费尔写给博厄斯的信，引自《中国的传奇》。Berthold Laufer to Franz Boas,November 9,1901,AMNH,Anthropology Archives,quoted in 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132.
总数惊人，包括了7500件文物：参见《人类学家眼中的中国》等。Kendall,“China to the Anthropologist,”9,10;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134.（Their totals differ:Kendall says 7,500,Haddad more than 10,000.
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参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ronson,“Berthold Laufer”,118.
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引自劳费尔写给博厄斯的信。Laufer to Boas,June 3,1903,AMNH,Anthropology Archives.
希望自己是中国人：参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ronson,“Berthold Laufer”,124.
在中国搞收藏，别以为只是购物：参见劳费尔写给博厄斯的信，引自《最孤独的远征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收藏中国》。Laufer to Boas,February 28,1902,quoted in Laurel Kendall,“A Most Solitary Expeditionist:Berthold Laufer Collecting China,”（to be published in 2015 as part of the Bard College Anthropology of Expeditions）.
中国的浪漫也随之消亡：参见《现代中国收藏的历史观》。Laufer,“Modern Chinese Collections in Historical Light,”37~138.
被“公然忽视”：参见劳费尔写给博厄斯的信，引自《中国的传奇》。Laufer to Boas,April 27,1911,Boas-Laufer Correspondence,Ms.Divis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quoted in 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142.The results of Laufer’s collecting may be seen digitally on the AMNH website:http://anthro.amnh.org/asia.For information on the Field collection,see Bronson,“Berthold Laufer”,120.
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参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ronson,“Berthold Laufer,”122.For information on the catalogue of archaic jades,see Elinor Pearlstein,“Early Chicago Chronicles of Early Chinese Art,”fn.12,35,in Jason Steuber and Guolong Lai,eds.,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引自劳费尔写给博厄斯的信。Laufer to Boas,Peking,February 1,1902,Boas papers,American Philosophical Archives,quoted in Walravens,ed.,Kleinere Schriften,Vol.3,pp.5,58.
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参见《堪萨斯城时报》。Kanas City Times,November 9,1931.
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引自劳费尔写给帕格斯利的信。Laufer to Frederic N.Pugsley,November 9,1931,enclosed in the letter from H.V.Jones to Langdon Warner,November 12,1931,Box 12,HUA.
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引自琼斯写给华尔纳的信。H.V.Jones to Langdon Warner,November 12,1931,Box 12,HUA.Information on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ugsley collection provided by Holly Wright,NAMA.
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参见《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引火烧身》一文。William Poundstone,“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n Fire,”Blou in Art Info blog,April 15,2010,http://www.blouinartinfo.com/blog/los-angelescounty-museum-on-fire/jwn-munthe-international-man-of-mystery.
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参见《蒙特将军的中国佛造像收藏》。Gillman,“General Munthe’s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in Tadeusz Skorupski,ed.,Buddhist Forum IV,Seminar Papers 1994-1996,98,http://www.shin-ibs.edu/academics/_forum/v 4.php.
首次察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参见《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之前的洛杉矶》，2000年第6期《美成在久》杂志。Karen Lansky and J.Keith Wilson,“Los Angeles before LACMA:Chinese Art at the Old County Museum,”Orientations,Vol.31:6（June 2000）,48.
毫不不夸张地说：参见《蒙特将军收藏鉴定报告》。Berthold Laufer,“Report on the General J.W.N.Munthe Collection,”in Walravens,Kleinere Schriften,Vol.3,Briefwechsel,283 et.seq.
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参见《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之前的洛杉矶》。Lansky and Wilson,“Los Angeles before LACMA,”48.
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同上，49页。
征集那批藏品是一个“可怕错误”：同上。
显然，盗贼知道自己要什么：参见（挪威）英语新闻报道。News in English（Norway）,January 7,2013.
他曾抨击一件小型唐代石棺上的铭文有假：参见《中国石棺》，1912~1913年《东亚研究季刊》I。Laufer,“Chinese sarcophagi,”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I（1912-1913）,318~334;and Jan Fontein,“Berthold Laufer and the Case of the Inscribed Sarcophagus,”Journa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Vol.5.（1993）,4~23.
中国人破坏公共财物行为、贪婪、缺乏爱国主义：参见《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108.
第十六章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
是1961年在美国5家博物馆巡展的“中国艺术珍宝展”：参见《中国艺术珍宝展》图录。for details,see catalogue,Chinese Art Treasures（Washington,DC:Skira/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61）,with commentary by James Cahill,AschwinLippe,and John A.Pope.
李家第二次搬家的目的地：参见《博物馆研究员是怎样炼成的》，1983年5月《艺术教育》。Mary Stokrocki,“The Making of a Curator:An Interview with Sherman Lee”,Art Education,Vol.36:3（May,1983）,24~25.
1938年，他在美利坚大学遇到了露丝·沃德：参见2008年7月11日《纽约时报》。Bruce Weber,“Sherman Lee,Who Le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Dies at90”,NYT,July 11,2008.
她对李雪曼夫妻有过很好的描述：参见1993年第7期《美成在久》。Mary Ann Rogers,“Sherman E.Lee,”Orientations,Vol.24:7（July 1993）,46.
普卢默通过那种上手技术：参见《李雪曼：邂逅亚洲艺术》，2005年1~2月期《美成在久》。John M.Rosenfield,“Sherman Lee:Early Encounters with Asian Art.”Orientations,Vol.36:1（January-February 2005）,44~49.
李雪曼本人对那次旅行有以下记载：参见《李雪曼》。Rogers,“Sherman E.Lee”.
展品挤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同上。
我们应该感谢何惠鉴：参见《伊利湖的回忆》，2005年1~2月期《美成在久》。Wai-kam Ho,“Remembrances of Lake Erie,”Orientations,Vol.36:1（January-February 2005）,101~102.
李雪曼撰写过广受欢迎的《远东艺术史》一书：参见《远东艺术史》。Sherman Lee,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New York:Prentice Hall and Abrams,rev.Ed.,1973）,7,9.
学者诺埃尔·朱弗里达爆料道：参见2013年《美国艺术档案期刊》。Noelle Giuffrida,“Paintings,Politesse and Petromania:Sherman Lee and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Delegation Trip to China,”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Vol.52:1-2（Fall 2013）,42.
李雪曼将那幅手卷画作，描述为某种电影鼻祖：参见《远东艺术史》。Sherman Lee,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350~351.
2008年，李雪曼去世，享年90岁：参见布鲁斯文章。Bruce Weber,“Sherman Lee,Who Le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Dies at90.”
1965年3月4日，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去了封信：引自李雪曼写给洛克菲勒的信。Sherman Lee to Rockefeller,March 4,1985,Rockefeller Archives,JDR.3 rd Series,Box 50,Folder 429.
霍赫斯德特千方百计出口了自己的战利品：有关材料由凯西斯保留地大学亚洲艺术系提供。information provided to authors by Noelle Giuffrida of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see also Steven Litt,“How Sherman Lee Built a Great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Cleveland Plain Dealer,September 24,2013.
当研究员返回博物馆，说他发现了某件重要艺术品时：参见《李雪曼》。quoted by Rogers,“Sherman E.Lee.”
安思远在东方艺术领域的成就：参见《曼哈顿的东方学家》，1994年6月26日伦敦《独立报》。Geraldine Norman,“An Orientalist in Manhattan.”Independent（London）,June 26,1994.
如他给洛克菲勒三世信中所言：参见洛克菲勒档案。R.H.Ellsworth toJohn D.Rockefeller III,December 31,1974,Rockefeller Archives,JDR,3 rd series,Box 50.
1977年，他对史克曼1945年的中国之行回忆道：参见尼克访谈记录。undated interview with Nick Pickard,typed transcript,HAMA.
史克曼飞回重庆：参见《史克曼》等。Marc Wilson,“Laurence Sickman”,in 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
武丽生于1988年写道：参见《史克曼》。in Churchman,Laurence Sickman.
后来，李雪曼评述说，他的角色需要：参见《绘画、优雅与彼得洛曼尼亚》。Giuffrida,“Paintings,Politesse and Petromania,”38.
我们称青铜时代，中国人说奴隶时代：参见1973年12月30日《克利夫兰平原报》。as quoted in Helen BorsickCullinn,“Cleveland Expert Finds China Still Treasures Its Art”,Cleveland Plain Dealer,December 30,1973（among many clippings preserved in Freer Archives）.
通过史克曼的关系：参见《传统与创新：武丽生馆长与纳尔逊-阿特金馆藏中国艺术品》，2008年1~2月期《美成在久》。James Steuber,“Tradition and Innovation:Director Marc F.Wilson and Chinese Art at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Orientations,Vol.39:8（January-February 2008）.
他从那里给史克曼写了最后寄语：引自李雪曼写给史克曼的信。Sherman Lee to Laurence Sickman,June 1986,NAM Archives.
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早在1923年：参见《一位艺术经销商的日记》等。René Gimpel, Diary of an Art Deal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66）, 216;“ Thirty-threeyears later,” quoted in Jean Lacouture, André Malraux （New York: Pantheon, 1975）, 387.
它是位于公园边缘的一座真正艺术宫殿：参见《美国景物》。HenryJames,The American Scene（New York:Horizon Press,1967）,191~19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参见1915年6月18日《纽约时报》。no byline,“Art of Far East a Museum Feature,”NYT,June 18,1915.
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参见《商人与收藏》。in 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167.
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参见1914年2月1日《纽约世界报》等。“News of the Art World,”New York World,February 1,1914;and NYT,January 27,1914,cited in 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70.
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同上。
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参见2001年3月18日《纽约时报》。Rita Reif,“The Master Builder Whose Other Life Helped Pay Bills,”NYT,March 182001.
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参见世纪协会1939年档案。an anonymous appreciation of Bosch Reitz inCentury Memorials 1938（Century Association Archives,1939）.
他对我们回忆道：引自本书作者与屈志仁访谈。author interview with Watt,May 23,2014.
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参见《普艾伦》。Joseph M.Upton and C.Edward Wells,Alan Reed Priest（privately published,1970）,Harvard Fine Arts Depository,passim.
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引自普艾伦写给高居翰的信。Alan Priest to James Cahill,February 9,1955,Cahill correspondence,FSGA.
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参见《商人与收藏》。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279.
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参见《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Cohen,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221.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引自普艾伦写给高居翰的信。Priest to Cahhill,February 9,1955,Cahill correspondence,FSGA.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引自普艾伦写给高居翰的信。Alan Priest to James Cahill,February 9,1955,Cahill correspondence,FSGA.
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参见《友人笔记：第二部》。Aschwin Lippe,“Friendly Notes:Part II,”addressed to Alan Priest,October 31,1935,SAAA.
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参见《商人与收藏》。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280.
普艾伦兴致勃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年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引自普艾伦写给洛克菲勒的信。Alan Priest to Nelson Rockefeler,March 16,1933,Box 31,File 324,Rockefeller Archives.
有关霍文馆长的背景情况：参见《让木乃伊跳舞》一书。Thomas Hoving,Making the Mummies Dance（New York:Simon＆Schuster,1993）,361.
知情人士推测，比斯特菲尔德未能如愿的决定性因素：引自该馆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管。
1966年5月，霍文参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参见《让木乃伊跳舞》一书。as recalled by Hoving,Making the Mummies Dance,18~20.
我们再次引述盖蒂基金会主任詹姆斯·库诺的观点：参见《谁拥有文物？》。James Cuno,Who Owns Antiqu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xix.
迪隆和霍文采取的策略：参见《艺术博物馆》一书。Meyer,The Art Museum,91~125.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开创了举办租借展览的传统：参见《让木乃伊跳舞》等。ibid.;on Geldzahler,see Hoving,Making the Mummies Dance,205.
中国绘画展厅的面积大幅增加：参见1997年第12期《美成在久》。Valerie C.Doran,“Art in Context:The New Galleries for Later Chinese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Orientations,Vol.28:11（December 1997）,30.
蒙德伯乐曾写道：参见《超越表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绘画与书法》等。Philippe de Montebello,“Preface”to Wen C.Fong,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8thto 14thCentury（New York and New Haven:Metropolitan Museum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xii.Lee characterized the Met’s collection as“rather moribund”,this was Sherman Lee’s judgment in a memorandum to John D.Rockefeller III concerning the“Disposition of his Collection,”in the Rockefeller Archives,JDR III Papers,Box 8,Folder 41.
故事从方闻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参见《让木乃伊跳舞》。Hoving,Making the Mummies Dance,359~360.
他对所有见到的官印或印章进行研究：同上，205页。
《纽约时报》记者卡特·霍斯利是那笔买卖最严厉的批评者：参见《城市周报》。Carter Horsley,“Chinagate,”City Review（1997）,http://www.thecityreview.com/chinapro.htm.
班宗华属于最后一锤定音者：参见1996年第12期《美成在久》。Richard M.Barnhart,“Commentary:The Spurious Controversy over The Riverbank,”Orientations,Vol.30:8（December 1996）,168.
非人力所能及：参见《克洛福德所藏中国书法与绘画》。Laurence Sickman,Max Loehr,et al.,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John M.Crawford,Jr.（New York:Pierpont Morgan Library,1962）,75~77.
徽宗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参见《无声的诗：道格拉斯·迪隆画廊的中国绘画》，1981年至198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期刊》。Wen Fong and Maxwell Hearn,“Silent Poetry: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Douglas Dillon Galleries,”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Winter 1981-82）,15.
印刷术的精妙细腻：参见1988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Susan Heller Anderson,“John M.Crawford,Jr.Dies/Eminent Collector of Chinese Art”,NYT,December 25,1988.
克劳福德求得了古董商濑尾梅雄的专业指导：参见高居翰博客。regarding Joseph UmeoSeo,james Cahill,“CLP 199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in U.S.Museums:An Insider’s View”,James Cahill’s blog,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cahill-lectures-and-papers/390-clp-199-early-chinese-paintings-in-us-museums-an-insiders-view.
徽宗皇帝的《竹禽图》也参加了那次巡展：参见《克洛福德所藏中国书法与绘画》。Sickman,Loehr et al.,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John M.Crawford,Jr.,77.
克劳福德收藏的最重要的北宋绘画：引自本书作者与武丽生访谈。author interview with Marc Wilson,May 2013.
你们终于有大展厅了：参见2011年3月16日《纽约时报》。Holland Cotter,“At Met,New Leadership（and Direction）for Asian Art,”NYT,March 16,2011.
元代皇帝和皇室成员：参见《丝绸为金：中亚及中国纺织品》。James C.Watt and Anne E.Wardwell,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New York and New Have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3.
可把中国艺术视为自成一格：参见《中国元代艺术展》。James.C.Watt and Anne E.Wardwell,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itles（New Yorker and New Have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3.
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参见《纽约时报》。Holland Cotter,“At Met,New Leadership（and Direction）for Asian Art,”NYT.
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参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期刊》。Wen Fong and Maxwell Hear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如斯蒂尔所总结：参见《过去的未来》。Alexander Stille,The Future of the Past（New York:Farrar,Straus）,70.
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
那里变成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见《纳粹艺术与黄金》等。Francesco Welti,Der Baron,die Kunst und das Nazigold（Frauenfeld:Huber,2008）,27.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e Eberhard Illner,ed.,Eduard von der Heydt:Kunstsammler,Bankier,Mfizen（Munich,London,New York:Prestel,2013）;and Francesco Welti,Der Baron,die Kunst und das Nazigold（Frauenfeld:Huber,2008）.
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男爵”：参见《冯·德·海特》。Eberhard 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einLeben in vier Epochen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in 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25.
不适合结婚：参见《冯·德·海特》，1872年德国制定了严格的将同性恋入罪的法律。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21.（Article 175）.
秋风吹过阿姆斯特丹的黑暗街道：参见《德·海特藏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文物展》图录，以及卢芹斋巴黎店铺1912年至1913年报告。in Sabine Fehlemann,ed.,Asien,Afrika,Amerika und Ozeanien:Eduard Von der Heydt als Sammler aussereurop?ischer Kunst,exhibition catalogue,April 14 to June 20,2002（Wuppertal:Von der HeydtMuseum,2002）,11.C.T.Loo reports visit to his Paris gallery in 1912-13,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22.
从一流古董商手里买最好东西：同上，74页。
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参见《里特贝格博物馆简史》，2007年第3期《美成在久》。Helmut Brinker,“A Short History of the Museum Rietberg Zurich,”Orientations,Vol.38:2（March 2007）,103.
他一举买下了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彼得鲁奇的收藏：参见《苏黎世艺术史研究》。Albert Lutz,“Die Irrfahrt des Bodhisattvas:EinBeitragzur Geschichte der Kunstsammlung Eduard Von der Heydt,”Zuric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Vol.13/14（Zurich:Zurich University Institute History of Art,2006-7）,342.
认为它“不是博物馆”：参见《理念自传》。Karl With,Autobiography of Ideas.Lebenserinnerungen eines aussergew?hnlichen Kunstgelehrten（Berlin:Gebr.Mann Berlag,1997）,105.
“便宜得不可思议”：参见《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简史》。Brinker,“A Short History of the Museum Rietberg Zurich,”193.For information on the Thyssens and von der Heydt,see David R.L.Litchfield,The Thyssen Art Macabre（London:Quarter Books,2006）,85.
他从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建议：参见《理念自传》。With,Autobiography of Ideas,106.
在日本魔像下饮用啤酒：参见1913年展览《从佛陀到毕加索》。Press release,1913 exhibition“From Buddha to Picasso,”Rietberg Museum,http://www.rietberg.ch/media/380330/pressetext e._pdf,2.
俄国贵族、巴黎妓女和伦敦勋爵：参见《阿斯科纳》。Curt Reiss,Ascona:Geschichte des seltsamsten Dorfes der Welt（Zurich:Europa Verlag,1964）,92~93,quoted in Deirdre Bair,Jung:A Biography（Boston:Little,Brown,2003）,413.
他的一件乐事：参见《理念自传》。With,Autobiography of Ideas,191.
数百件德·海特根本没有记录或忘得一干二净的藏品：同上，193页。
唐代陶瓷和绘画的价格特别低：参见《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Zeitschrift （1935）, No.11, 66. Details of the auction are in Esther TisaFrancini,“Zur Provenienz vor vier chinesischen Kunstwerken aus demEigentum von Rosa und Jakob Oppenheimer im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inKerstin Odendahl and Pter Johannes Weber, eds., Kulturgüterschutz-Kunstrecht-Kulturrecht （Baden-Banden: Nomos, 2010）, 314 et seq.
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分散所有藏品：参见苏黎世市档案。City Archive of Zurich,Eduard von der Heydt to LuisePeets,April 22,1940,quoted in Lutz,“Die Irrfahrt des Bodhisattvas,”345.Kummel information is from 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43.Meeting with Hitler is from ibid.,36.
钱包里面有德·海特男爵的党员证：同上，33页。Information on Thyssens and von der Heydt provided by Professor Dr.Manfred Rasch,ThyssenKrupp Group Archives,Duisburg.Information on party card provided to Deirdre Bair,Jung.
德·海特共用十多种货币进行了90笔付款：参见1998年11月《艺术新闻》。Thomas Buomberger,“The Baron’s Share?”ARTnews,November 1998,76.
Information on SAFEHAVEN from Donald P.Steury,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OSS and Project Safehaven,”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summer 00/art04.html;CIA and FBI information,Peter Kleinert,“Raubgold-Bankier und Kunst-Mazen.”Neu’Rheinische,April 4,2006;and FBI report of J.Edgar Hoover,July 7,1952,in NARA RG 65 FBI,File 029424.All following FBI reports collected by the researchers Dieter Nellesand Stephan Stracke at http://www.wuppertaler-widerstand.de/FBI-Akten_von_der_Heydt_08.pdf（accessed 2013）.
某种无害的爱管闲事者：参见《冯·德·海特》。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46.
倾向德国和君主制：参见194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Leland Harri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5,1944,FBI report.
在瑞士境内，从事指导或组织军事情报收集工作：参见里特贝格博物馆1913年新闻稿。Reitberg Museum,1913 press release.
像德·海特那样在国际上有社会地位和金钱地位的人：参见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in FBI report of J.Edgar Hoover,July 7,1952,in NARA RG 65 FBI File 029424.
瑞士当局为德·海特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参见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Harold A.Hoeg interview with Dr.Alfred Salmony,May 14,1954,New York,FBI report349152,15.
远东艺术世界最伟大的天使：参见《冯·德·海特》等。ibid.Information from 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42;Jürgen Kahl,“Auf der Neue Zürcher ZeitungSuchenach den“letztenKriegsgef angenen,”,March 4,2014;and Laurie Attias“Looking for Loot at the Louvre,”ARTnews,April 1998,74.
没有损失的借贷：参见《冯·德·海特》。Esther Tisa Franchini,Illner,Eduard von der Heydt,195,fn 257,regarding“permanent loan,”and Buomberger,“The Baron’s Share,”75.
美国政府依据“财产交托令”18344号和《禁止与敌国贸易法》：参见弗利尔的藏品出处研究。Freer Provenance Research,“Fragment of a Standing Bodhisattva”,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downloads/provenance 100813.pdf,213~214.On Luebke and Butry,see FBI report of J.Edgar Hoover,July 7,1952,RG 65 FBI File 029424,NARA.On Thyba funds,see ibid.
男爵曾收到走私进入瑞士的“大量黄金”：参见1945年伦敦避难所报告。Saffehaven Report,London 1,1945,Intelligence Reports XL Series 1941~46,Entry 19,RG 226,Records of OSS,NARA.Eduard von der Heydt,information from Dieter Nelles and Stephan Stracke,http://www.wuppertaler-widerstand.de/FBI-Akten_von_der_Heydt_08.pdf.In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bodhisattva from Lutz,“Die Irrfahrt des Bodhisattvas,”353 et.seq.
授权将德·海特的藏品，合法转移给史密森尼学会下属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见《男爵的分享》。Buomberger,“The Baron’s Share?,”75~76.
禁止出借或淘汰其馆藏品：同上，75页。
最后要说的是：参见《瑞士阿斯科纳的美国档案管理员》。Bradsher,“An American Archivist at Ascona,Switzerland,”October 1997,National Archives blog,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10/26/an-american-archivistat-ascona-switzerland-october-1997/.
最近的研究表明：参见王伊悠：《卢芹斋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收藏的形成》。Daisy Yiyou Wang,“C.T.Loo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in Jason Steuber and Guolong Lai,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173 et.seq.
博物馆有点儿像钻石：参见2015年7月27日《新苏黎世报》。Francini,“Zur Provenienz vor vier chinesischen Kunstwerken aus dem Eigentum von R osa und Jakob Oppenheimer im Museum Rietberg Zürich,”316~317;Phillip Meier,“Esgeht um den Umgangmit der Geschichte,”Neue Zürcher Zeitung,July 27,2013.
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
我属于一种奇怪动物：参见《业余爱好者》，1960年7月23日《纽约客》。Robert Shaplen,“Amateur,”New Yorker（July 23,1960）,68 et seq.
布里奇福德如此概括早年的布伦戴奇：参见1998年《伊利诺州历史协会期刊》。Maynard Britchford,“Avery Brundage:Chicago Businessman,”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Vol.91:4（Winter 1998）,218~231.
美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它叫芝加哥：参见《卡尔·桑德堡诗选》前言。Rebecca West,“Preface”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Carl Sandburg（New Yorarcourt,Brace,1926）,15.
你就算不是个奇才，也会懂得要以白菜价买垃圾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引自《业余爱好者》。quoted by Shaplen,“Amateur”.
几年后，布伦戴奇向他讲过一个故事：参见《我所知道的布伦戴奇》，1998年第1期《美成在久》。RenéLefebvre d’Argencé,“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Orientations（January 1998）,63.
有意思的是：参见《业余爱好者》。quoted by Shaplen,“Amateur”.
我们身处美国：同上。
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发起人的顾拜旦男爵：参见《纳粹运动：1936年奥运会》。David Clay Large,Nazi Games:The Olympics of 1936（New York:Norton,2007）,16.
他慎重地提出了如下看法：同上。108~109.
那些展品的辉煌，让人深感敬畏：参见《布伦戴奇收藏：过去与现在》，1985年第1期《美成在久》。TereseTse Bartholomew,“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Past and Present,”Orientations,Vol.18:1（January 1985）,119.
那太好玩了：参见《业余爱好者》。Shaplen,“Amateur”.
我把布伦戴奇弄进了董事会：参见《艺术博物馆》。Meyer,The Art Museum,201~206.
布伦戴奇先生，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同上。
这是我们的齐天洪福：同上。
我看到那份证书了，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同上。
购买那尊犀牛，花了我买5辆卡迪拉克的钱：参见《收藏家、收藏、收藏中国艺术》。Jay Xu,“A Unique Pair:The Bronze Rhinoceros and Its Collector,Avery Brundage,”in Jason Steuben and Guolong Lai,eds.,Collectors,Collections,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205~217.
检测表明，犀牛尊确为真品：同上。
我们生活的世界令人恶心：参见《布伦戴奇：面具后的男人》，1980年8月4日《体育画报》。William Oscar Johnson,“Avery Brundage:The Man B Sports Illustrated ehind the Mask”,,August4,1980.
他有两个私生子：同上。
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研究表明：参见《藏品的奇怪生命：3,500年的收藏家与艺术收藏》。Maurice Rheims,The Strange Life of Objects:35 Centuries of Collectors and Art Collecting,translated by David Pryce-Jones（New York:Atheneum,1961）,20~21.
处处流露出对赛克勒的抱怨：参见方闻写给高居翰的信。Wen Fong to James Cahill,November 9,1966,James Cahill Papers,Box 9,Series 2,Folder 23,FSGA.
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参见1987年5月27日《纽约时报》。Grace Glueck,“Dr.Arthur Sackler Dies at73,”NYT,May 27,1987.
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激动：参见《狡猾的收藏家》，2013年3月6日《华尔街日报》。Lee Rosenbaum,“The Crafty Collector”,WSJ,March 6,2013.
高居翰曾讽刺挖苦地指出：参见《我讨厌的两位著名收藏家》。John Cahill,“Two Famous Collectors-Donors Whom I Didn’t Like,”John Cahill’s blog,http://jamescahill.info/
如果没有赛克勒先生决定性的再次捐赠：参见《在西方构建亚洲艺术之都》，1999年10月9日《纽约时报》。Souren Melikian,“Founding a Capital of Asian Art in the West”,NYT/IHT,October 9,1999.
它们是两栋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建筑：参见《赛克勒美术馆建馆25周年庆典》，2012年12月2日《华盛顿邮报》。“At the Sackler Gallery’s 25th Anniversary Gala,Happy Ending to Behind-the-Scenes Struggle,”The Reliable Source,WP,December 2,2012.
西方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参见《在西方构建亚洲艺术之都》，1999年10月9日《纽约时报》。Melikian,“Founding a Capital of Asian Art in the West”,NYT/IHT,October 9,1999.
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参见《赛克勒博士谢世，享年73岁》一文。Glueck,“Dr.Arthur Sackler Dies at73”.
1950年的美好一天：同上。
他在书中写道：参见《让木乃伊跳舞》。Hoving,Making the Mummies Dance,93~95.
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同上。
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参见1978年9月《艺术新闻》。Lee Rosenbaum,“The Met’s Sackler Enclave:Public Boon of Private Preserve?”ARTnews（September 1978）,56~57.
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参见《无赖的美术馆：大亨与金钱秘史》一书。in Michael Gross,Rogue’s Gallery: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guls and the Money（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9）,346~347.
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参见《艺术博物馆》。cited by Meyer,The Art Museum,201;from Kenneth Clark“The Great Private Collections”,Sunday Times（London）,September 22,1963.
后记
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引自艾尔索普写给高居翰的信。Joseph Alsop to James Cahill,February 7,1979,Cahill Files,FSGA.
被拘禁期间：参见《接管世界：美国世纪的卫士约瑟夫和艾尔索普》。Robert W.Merry,Taking on the World:Joseph and Stewart Alsop:Guardia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Viking,1996）,537.
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参见《艾尔索普的冷战》。Edwin M.Yoder Jr.,Joe Alsop’s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50.
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参见《罕见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相关现象历史》。Alsop,The Rare Art Traditions:The History of Art Collecting and Its Linked Phenomen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Bollingen Series,and Harper＆Row,1982）,80.
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同上，83页。
高居翰解释道：参见2014年2月18日《纽约时报》。Graham Bowley,“James Cahill,Infuential Authority on Chinese Art,Dies at87,”NYT,February 18,2014.
据王女士讲：参见《中国文物：艺术市场导论》。Audrey Wang,Chinese Antiquit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Market（Surrey,U.K.:Lund Humphries,in Association with 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2012）,42.
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物商店或拍卖行的买家：同上，43页。
该基金持有那些藏品几乎长达二十年：同上，45页。
长期以来，鸡缸杯一直深受中国富人的喜爱：参见《价值3600万美元的明代杯子》，2014年4月8日《华尔街日报》。Jason Chow,“The$36 Million Ming Dynasty-era Bowl,”WSJ,April 8,2014.
我没有某个专门的领域：参见2013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David barboza and Jonah M.Kessel,datelined Shanghai,NYT,December 17,2013.
就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参见《藏家刷卡拍下古代杯子获得4.22亿积分》，2014年8月2日《悉尼晨报》。“Collector Gets 422 Million Amex Points with Purchase of Ancient Cup,”Sydney Morning News,August2,2014;plus a fiurry of online reports.
提供收藏建议和文物鉴定：参见2013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David Barboza,Graham Bowley,and Amanda Cox（with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Craven McGinty）,“Forging an Art Market in China,”NYT,October 28,2013.
那种做法远比火箭科技简单：参见《中国艺术品拍卖：洗钱工具》，2014年1月20日《南华早报》。Anna Healy Fenton,“China Art Auctions:A Great Money Laundry,”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anuary 20,2014.
恰巧是宫廷收藏和流传有序：参见2012年11月2日《纽约时报》。Souren Melikian,“A Passion for the Emperor’s Seal,”NYT,November 2,2012.
用一个流行语概括：关于额尔金主义，参见《被掠夺的历史》。Karl E.Meyer,The Plundered Past（New York:Atheneum,1973）,170~180.
我们找到了相关证据：参见《希腊爱好者》。C.M.Woodhouse,The Philhellenes（London:Hodder＆Stoughton,1969）,25.
卢芹斋进一步说：参见卢芹斋公司停业声明。from May 1 to December 31,1950,is in the C.T.Loo File,Langdon Warner Papers,HAMA.
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参见1987年1月31日至2月1日《国际论坛报》。Souren Melikian,“James Lally and the Booming Chinese Market”,IHT,January 31-February 1,1987.
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参见蓝理捷写给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信。James J.Lally to the Cultural Property Advisory Committee,April 23,2013.
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买家，同样支配了中国之外的市场：参见2007年3月29日《纽约时报》。Souren Melikian,“Determined Asian Buyers Are Redefining Market,”NYT/IHT,March 29,2007.
引发了英国《每日邮报》的一连串报道：参见2014年4月21日《每日邮报》。for example,“Curse of the Chinese Vase,”Daily Mail online,April 21,2014.
你准备何时赔偿我们的圆明园：参见《卡梅伦加入中国微博》，2013年12月BBC新闻。Qiang Zhang,“David Cameron Joins Chinese Social Site Weibo”,BBC News,December 2013.
它首次公开募股的散户认购额：参见2014年3月5日《华尔街日报》。Prudence Ho,“Holy Culture’s IPO,a First for CiticCLSA,”WSJ,March 5,2014.
在中国大陆艺术拍卖市场，我们获得了成功：参见《中国正在悄悄改变艺术界的势力均衡》，2014年2月27日《福布斯》。Alexandra Errera,“How China Is Quietly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rt World,”Forbes,February 27,2014.
她的展览同样“令人震惊”：参见《亚洲一周：中国艺术品交易前景看好》，2002年3月20日《纽约时报》。Souren Melikian,“Asia Week:For Dealers in Chinese Art,a Lucrative Future,”NYT,March 30,2002.
吉赛尔变成了“北京广播的金嗓子”：参见《中国正在加速收回其艺术珍品》，2005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no byline,“China Is Racing to Get Its Art Treasures Back”,NYT,datelined Hong Kong,October 13,2005.
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极具个性：参见《中国的长城》，1996年4月14日伦敦《独立报》。Geraldine Norman,“Great Walls of China,”Independent（London）,April 14,1996.
拥有伟大青铜塑像，是中国最高权力的传统象征：参见《中国正在加速收回其艺术珍品》，《纽约时报》。“China Is Racing to Get Its Art Treasures Back”,NYT.
2014年，仿佛是印证吉赛尔的先见之明：参见2014年4月10日《华尔街日报》。“Chinese Auction House Wants to Buy$1 Billion of Detroit’s Art”,WSJ,April 10,2014.Also Marcel Woo,“China’s Auction House Bids for Detroit’s Art Works”,ChinaTopix.com,April 14,2014.
中国不具备那些条件：参见《中国进口禁令制造不公平竞争》，2014年3月2日《艺术新闻报》。Kate FitzGibbon,“Import ban on Chinese art creates an uneven playing field,”Art Newspaper,March 2,2014.
中国游客已成为增速最快的板块：参见2012年美国亚洲协会博物馆馆长论坛报告。“Toward a New Phase of U.S.-China Museum Collaboration,”Summary Report on the U.S.-China Museum Directors Forum 2012 at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passim.
一种大兴土木的建设：参见2013年12月21日《经济学家》杂志。“Mad about Museums”,Economist,December 21,2013.
用亚洲协会论坛报告的话讲：参见亚洲协会总结报告。Asia Soceity Summary Report.
我怎能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走下飞机：参见《狂野的东方：一位美国艺术批评家在中国的探险》。Barbara Pollock,The Wild,Wild East:An American Art Critic’s Adventures in China（China:Timezone＆Ltd.,2010）,8.
那种情况毕竟不算太糟糕：参见《中国猎取美国博物馆中的艺术珍品》，2009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Andrew Jacobs,“China Hunts for Art Treasures in U.S.Museums”,NYT,December 16,2009.
安妮教授进一步写道：参见安妮写给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信。Dr.Anne Underhill to Cultural Property Advisory Committee,April 23,2013,Yal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对于俄亥俄州一个古老小镇来说：参见2013年12月27日《纽约时报》。Timothy Williams,“For Toledo,Cash to Grow;For Chinese,Closer Ties,”NYT,December 27,2013.
起初，我以为那些干尸出自“杜莎夫人蜡像馆”：参见《新疆木乃伊之争》，2010年7~8月《考古》杂志。Heather Pringle,“Battle for the Xinjiang Mummies”,Archaeology,Vol.63:4,（July~August2010）,30~34.
“荫余堂”属于无巧不成书的美事：参见《迁建有2000个部件的中国房屋》，2001年2月22日《纽约时报》。Tracie Rozhon,“Moving House with 2,000 Chinese Parts,”NYT,February 22,2001.
社论谴责“肆无忌惮、残酷、大规模破坏宏伟中国艺术历史遗址的行径”：参见《中国艺术和现代汪达尔人》，1914年5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Chinese Art and Modern Vandals”,The Times（London）,May 2,1914.
部分参考书目
由于《谁在收藏中国》属于历史传记类著作，我们并未尝试深入涉及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希望继续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我们建议阅读以下书籍。
劳伦斯·史克曼与亚历山大·邵泊合著的《中国艺术与建筑》（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一书，至今仍被视为经典教科书，被再三重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三版平装本）。本书引用的许多艺术品，在该书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与本书提及的其他著作相比，李雪曼的《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纽约：艾布拉姆斯，1982年修订版）属于入门级读物，它按年代顺序撰写，涉及范围更广，涵盖了印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中国，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叙述特别精彩。
另外两位美国学者罗伯特·索普（Robert Thorp）和理查德·埃利斯·维诺格勒（Richard Ellis Vinograd）撰写的《中国艺术与文化》（the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纽约：艾布拉姆斯，2001年出版）。他们为专题参考书提供了有帮助的注解，如绘画、陶瓷等等。迈克尔·沙利文的《中国艺术》（the Arts of China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次修订版）深受学生喜爱，它对中国艺术进行了全面概括，有专门章节介绍现代艺术家。
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克雷格·克鲁纳斯所著《艺术在中国》（Art in China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出版）一书，它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或许有些另类，但绝对精妙；该书围绕以下主题展开：陵墓艺术、宫廷艺术、寺庙艺术、王公贵族生活艺术，以及市场艺术等。
有关中国绘画的入门级读物，我们推荐已故学者高居翰所著《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 ，纽约，里佐利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他是该领域的伟大专家之一。他在晚年时对相同主题有过论述，读者可通过视频网站（YouTube）观看，该系列讲座的题目是“见识庐山真面目”（A Pure and Remote View）。另一部著作《中国绘画三千年》（three Thoud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令人敬畏，汇集了不同时期学者的论文，包括班宗华、杨新、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和巫鸿。他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附录，罗列了所有重要中国艺术家的名录以及内容广泛的参考书目。想进一步了解美国收藏的两批伟大中国绘画，可参阅古德弗洛（S.W.Goodfellow）编辑的《八代遗珍：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珍藏》（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Atkins Museum,Kansas City,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最后，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中国绘画堪称伟大，该馆出版了吴同编撰的《龙之地的传说：中国一千年绘画》（Tales of the Land of Dragons: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波士顿美术馆，1997年出版）。
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办大量特别展览有关的图录，我们推荐屈志仁等人编撰的《走向盛唐展》（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图录集中探索了最悠久、最丰富多彩中国艺术传统的发展起源。关于中国家具，另一部开卷有益的著作，是南希·白灵安等人编撰的图录《围屏之外：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家具》（Beyond the Screen: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波士顿美术馆，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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